大学权力与革命语境：权力与机构的社会学分析

“革命”可说是20世纪中国历史的主题，也是中国人特别是知识分子感受最深的“数千年未有”之思想变局。国人经历了从政治、经济、社会，到文化各方面的巨大革命。“革命”这个词语甚至成了神圣的观念和图腾。

但是这种“革命思想”，又与传统上数千年的中国历史的“思想”绝然不同。传统上的各种“思想”都是以“礼制”等为存在形式，虽然也无处不在地约束着人们的行为，但更多的是依靠个人的道德自律和社情舆论来维持。而革命思想是要在传统思想浓厚的中国以此为模式主导社会变革，所以，20世纪的“革命思想”无一例外，都以“‘思想—信仰—行动’的模式，作为批判的武器进行挑战，引领中国历史前行”[2]。本来，理性止处，信仰滋生。与情感、行为紧相联系的“信仰”，远非理性或思想所能规范、限定，而经常与非理性相关。但在中国，却主要是由“思想发出信仰，信仰引发行动”，即“建构理性化的思想情感以指导行动”，它是中国传统“实用理性”的特色。

这也构成了整个20世纪中国史的“革命语境”。讨论大学权力，一定不能够离开这个语境。

中国现代大学组织在建立其“现代性”——真正大学精神的过程中，与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运动紧密联系在一起。从世界史发展的一般理路上看，一个社会体的现代社会运动往往是从经济现代化起步，经济基础变化引发上层建筑变化，从而发展到政治现代化，再发展到社会现代化、人的精神现代化的过程。但是中国的现代化运动则是遵从了与此大不相同的演进路径，遵循的是“刺激—应激”模式，是属于“外源性现代化”[3]。即中国的现代化是由于受到列强的侵略——外部“刺激”，从而在政治上有了反抗侵略意识——内部“应激”，由此产生了“自强御辱”反应，发现了现代化的重要性。所以，政治便成为中国现代化运动的轴心力量，它体现为政治上的反抗侵略意识，向经济自强运动的延伸，再向社会的现代化、人们思想精神的现代化衍伸的社会变迁过程。这是一个与世界史上其他社会体截然不同的从中间开始的独特现代化运动。由此，取决于中国现代化运动的政治轴心作用，作为中国现代变迁的重要构成——中国现代大学组织的兴起，也就首先成为带有强烈政治性的一种现代社会组织机构。西方大学兴起时期就确立起来的大学相对于社会其他部门的独立性与自由性，在中国，取决于大学兴起时期与社会政治的密不可分。而因为这种政治运动的当下要求是现代技术能富国强兵，因此中国现代大学组织的技术化品格、工具性价值被放置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也便是题中应有之义。因此，从内蕴向度上看，由于中国现代运动不同于西方原生的现代运动那种经济—政治—文化的内在一致互动性，中国现代大学的引进与发展也发生很大的变异。在原生的西方大学中，政治制衡、社会批评、文化诉求、自由独立等精神性价值和经济发展、技术进步、人才培养等工具性价值是一致的。但是在中国，现代大学产生的工具性价值更为突显，其原因也只有到“革命的语境”中追寻。

20世纪中国的一系列革命运动，对近现代中国命运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辛亥革命的发生与客观后果是旧权威（清政府）的彻底崩溃与新权威的多极化。历经坎坷、失败与磨难的孙中山提出，要革命成功，必须有“革命的理论”和“革命的队伍”，亦即文武两手。作为这一思想的实践体现，就是大革命初期建立了中山大学前身的广东大学（文）和黄埔军校（武）两所大学组织，他们一开始就都是以“为革命生产人才”来定位的，以“革命不忘读书，读书不忘革命”诫勉师生。孙中山对此的阐释就是：(www.xing528.com)

大家要希望革命成功，便要牺牲个人的自由，个人的平等。把个人的自由、平等都贡献到革命党来。凡是党内的纪律，大家都要遵守；党内的命令，大家都要服从。全党运动一致进行，只全党有自由，个人不能有自由，然后我们的革命，才可望成功。……从前革命之失败，是由于各位同志讲错了平等、自由。从今以后，要革命成功，便要各位同志改正从前的错误，结成一个大团体，牺牲个人的平等、自由，才能达到目的。现在想要造成这种团体，便要有好党员。诸位文学生与武学生，都是有知识的阶级，都应该明白这个道理。[4]

在此，以此指示为发展方向的“革命大学”，就这样奠定了自己的基调并确立了此后的发展格局。以追求“团体自由”而弃却“个人自由”为精神基础来建立现代大学，也成为中国现代“革命大学”的共同标志。而革命的现代形态，乃是一种不同于传统革命的“整体”革命，它需要现代知识的系统支持。这就要求社会各领域的总体动员，各行各业都成为革命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因而现代大学教育之作为结合系统知识与理性实践的所在，就具有了楔入革命的充分机缘条件。

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一般被认为是后发外生型，在中国曲折的现代化进程中，革命任务显得非常紧迫，与革命相一致的事情，在近代中国或许可以获得生存空间，而与革命相左的事情则很难具备发展的机遇。“革命”一词，本是一个涵义广泛的词语，可用在政治、经济、文化、科学、技术、传统、习俗等方面。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社会生活与组织的运行，必然要受到救亡图存、民族独立自强这一紧迫任务的规约，这也使得政治之外的一切，其中属于远期才能见效的大学组织运行，之被政治同化，便是当然之事。这也就是大学组织追求“世俗现代性”的必然。

总之，革命话语体系取代了大学的传统叙述，可以看作是政治对于中国现代大学影响的结果。之所以说是影响的结果，并不意味着在一般意义上武断地断定革命对于大学的兴起与发展，仅仅具有负面的作用。而是说在近现代中国那样的不断革命的历程中，对于需要在安宁环境条件下才能良好发展的大学，不可能全部具有一切积极的、促其生长的营养元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