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组织与权力渴望的社会学分析

现代大学组织这一新生事物自19世纪末移植于中国，其波澜起伏的发展过程一直伴随着御侮自强的焦虑与渴望。晚清政府曾希冀通过兴办大学，培养急需的人才，扭转危亡的局面，延续王朝的统治。所以，大学组织甫生，传统大学的办学模式——权力控制与培育人才的合二为一，便自然而然地作用于主办者的思维神经。

近代中国统治者通过大学组织“养人才”、强国家的过程既是一个“开民智”、“引风气”的过程，也是与世界潮流与规则接轨的过程。与统治者仅仅看中大学组织的工具性价值不同，真正的大学逻辑总是难以压抑，总是要曲折地、坚强地表达出来。它否认既定的秩序和先验的、不容讨论的既定规则；崇尚多元分析和主体平等；时时刻刻都与既定的社会现状保持一定的张力，不为流风世俗所裹挟；始终保持一个理想的追寻状态，对现状保持一个审视的态度。所以，无一例外地，这种“开民智”“养人才”的过程不仅制造了强国家的“工具性能力”，更是出现了诸多对于“大前提、逻辑基础”的追问和反思，进而生产出现存秩序的反思者，这与历代统治者要求的“自我尊奉”的初衷，与“帮忙”或“帮闲”的价值观要求具有强烈的内在冲突。

政治组织权力时时刻刻与大学组织之间处于“爱恨交织”的状态：一方面希望其发挥功能、“将养”出强国人才，另一方面又压制其批判精神和反思性特征；既渴望人才辈出的局面，又担心这种人才不为社会所用。例如，19世纪后期，在内忧外患夹击下的清王朝，为了实现富国御辱的目标，不仅大建学堂（宗旨当然少不了“忠君”这一条），还于1872年选送幼童赴美留学，进入外国的大学里直接熏陶，但是选送了四批就戛然而止，历时不过九年，其原因就在于此[1]。这个过程是很耐人寻味的。到了20世纪初叶，清政府又派遣大批学生留日，形成了近代史上第一个留学高潮。这批学生不仅成为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中坚力量，更是产生了一批矢志推翻清政府的革命志士。清政府本来是要为自己中兴“将养人才”，却实际是为自己培养了掘墓人。正反两方面的教训无不证明了一个历史困局——这就是权力掌控与大学组织运行之间的内在悖论。北洋时期，中央权力掌控能力低下，所以学人胡适才有“书生登高一呼，武夫仓皇失色”之说。(www.xing528.com)

20世纪上半叶，国内发生的多起学生民主爱国运动，亦无一不发端于大学。可以说，只要大学组织存在，这种反思、批评的张力就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