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权力逻辑之外的自我解释与学识的重要性

正如传统的“三段论”式著作最后必须要亮明自己的观点、结论一样，对于自己所研究的问题也不可能没有自己的观点。不过，于谨严的完整体系来说，这个观点的表述是在我对大学“权力的逻辑”——社会学“解释系统”之外，所以称作“余论”。

实际上，本人所谓“分析就是治病，诊断就是开方”，不仅仅是说明了学术行文的一种模式，更多的还是面对问题的一种态度。因为生活是复杂的，我们面对的许多社会问题更是复杂的，也许是不知多少学者用数不清的专著也阐释不清的，更不可能在一部小小的著作中提出什么“未出茅庐安天下”的宏伟大计。事实证明，那种透露着“吾曹不出，如苍生何”的心态，开出的所谓“天下大计”药方，其实都不过是“个人独白”或者“书生之见”，至于灵验不灵验，有无现实问题的“可操作性”倒是不用进一步深究的，所以，最后只是落个“礼佛诵经”式的喃喃自语罢了。不过，针对一个细微的问题，提出属于自己话语系统的解释学结论，或曰自己对于研究的这个问题的宏观体认和趋向把握，也算是一种“学识”。对于我们这些普通的学人来说，学识是第一位的，没有学识，就不会有学术敏感性，也不会有见识、胆识，也难以有真正的学术、原创的学术、有价值的学术。(www.xing528.com)

关于当代大学问题，学者们都认为这不是“教育学”视域所能够涵盖的，它关涉更深层次的转型期中国社会发展问题。毫无疑问，有关大学组织的权力问题算是一个核心问题，这个问题的后面，就是大学的治理结构，亦即是大学制度问题，而大学制度问题又牵涉社会政治现实环境与制度等一系列更广泛范围的制度体制运作问题，这也从侧面证明了这个问题的复杂性。因此本人最后在历史和社会宏观的背景下，谈谈自己对大学组织发展与变革的学术体认，以就教于大方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