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创新能力低下、大师奇缺：权力与机构的社会学分析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最为兴盛的标志恐怕就是创新能力，而大学组织可以说是创新的基本源泉。有人说，中国是大规模“仿制”的国家，有“山寨大国”之讥，仿制效率与仿制技能水平相当发达。中国工业科技的发展几乎就是仿制的历史，从飞机发动机制造到衬衣设计理念，从“证验式”科研项目，到国外药物的“逆向工程开发”；从社会科学理论的“尊奉西方话语”[26]，到社会时尚、潮流的跟进等等，几乎都有这种“跟踪”的因素在里面。实际上，就是这种“跟踪”或高效率的“仿制”，加上“在今天的中国，原始资本主义的原则又成了广义劳动市场的主要原则，缺少维护自己权利和利益的组织”[27]，由此产生的“低交易成本优势”以及对环境资源大肆开发和掠夺，支撑起了“世界工场”，支撑起了几十年经济高速发展的“奇迹”[28]。然而，这只能是产业链最末端的“加工厂”，最关键的核心技术、创意设计、品牌等等资源均不在手中，它是不可持续的，这种“后发”是不一定必然产生优势的。

当然，笔者认同我们作为一个后发国家，作为一个在现代化、城镇化、信息化等各方面都还处在一个前现代状态的国家，在发展道路上经历的这个阶段是必需的、必要的。但是毫无疑问，如果是仅仅只能够如此、只能够一直如此那是绝对不可取的。一个民族、一个文明复兴的标志绝对不能一直建立在“模仿”、“跟踪”的基础上，在国力落后时候的“追赶阶段”尚可如此，但是要成为一个真正的大国，真正体现一个国家的实力地位，不寄希望于原创性的科技成果、原创的思想是不可能的；对于思想、艺术、人文理论的忽视更是不可取。没有巨大的原创力和原创思想，是支撑不起一个民族的脊梁的。

作为没有原创力的一个后果，其表象就是“大师”奇缺。这里面比较典型的，就是早些年中国人的“诺贝尔奖”情结。中国人说起“诺贝尔奖”，总有一股酸溜溜的味道，每年到了诺贝尔奖公布的日期，国内媒体都是欲说还休。对于中国人不能获奖的原因，有人讥讽评奖委员会的“傲慢与偏见”；有人归结为语言隔阂；有的深挖某年某日曾有某人某人几乎获奖了，终因其他因素遗憾地失之交臂。直至2012年中国作家莫言和2015年中国科学家屠呦呦，分别获得了诺贝尔奖，各路媒体的高度聚焦与全方位报道，算是给我的论证提供了一个难得的鲜活的现场例证。

也许“诺贝尔奖大师”对于我们的大学组织太遥远了，让我们再分析一下“国产大师”。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到处是“奖”的时代，但是许多“奖”是受到社会的普遍质疑的，甚至在公众心目中无足轻重，不值一提，屡被“戏说”和“调笑”。但是自2000年始发的“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是属于少有的受到各方高度肯定的一个奖项。如2007年获奖的植物学家吴征镒和石油化工专家闵恩泽，吴先生1937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生物系，闵先生1946年毕业于中央大学化工系。这些年来，获得过这个奖的科学家，大多数都和他俩有着相似的教育背景：气象学家叶笃正1940年毕业于西南联大，数学家吴文俊1940年毕业于交通大学，物理学家黄昆1941年毕业于燕京大学并于1944年获西南联大硕士学位，地球环境学家刘东生1942年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地质系，肝脏外科科学家吴孟超1949年毕业于上海同济大学医学院。即使另外几个比他们年轻的获奖者如袁隆平、王选等，多数也在20世纪40年代受过中学教育，1950年代初大学毕业。他们拥有如此接近的本土教育背景，并不是一个偶然的巧合。“姑且不说其他领域，就是在争议最少的自然科学领域，为什么专业上有创造力、有大作为的科学家，绝大多数却不是我们这个时代培养出来的？”[29](www.xing528.com)

评论者认为，教育家办大学是世界通例。这个组织除了是一个传承知识的场所，也教会学生求知的方法和途径，更重要的是培养他们独立思考的习惯，为他们打开认识自然、了解世界、观察社会的窗口。给他们一个个眺望世界的平台，启迪他们自由的心智，点亮各自心中的那盏灯，鼓励和激发他们的创造欲，肯定每个人的不同梦想。在过去的教育谱系里，不光是著名大学，就是许许多多普通学校也在相当程度上做到了这些。如此，我们的大学组织是否能够有条件塑造求真理、求真知的科学精神、科学态度和科学习惯呢？

的确，我们需要大师。鲁迅先生说过，“在未有天才之前，要先看看脚下的泥土”。大学组织总不能一直仅仅发挥功利性价值，如果仅仅这样发展，其结果是导致知识的组织中“权力的逻辑”必然产生下文的一个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