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从“大干快上”到“发展是硬道理”，里面都隐含着一种急迫的“工具理性”期待。实际上，“科学发展”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是对这种似显片面的“工具理性”的一种适度矫正。与经济上的计划体制相配合，在大学组织内形成了一种“计划学术”的潮流，“工具理性”得到了极大的发扬。
1949年新中国成立，国内实行计划经济，力图通过有理性的主观计划来促进社会进步，调控经济发展，改善人民生活。在相对落后的基础上，为了更快地提高科学技术水平，发展国民经济，在整体氛围上国民情绪都存在着“时不我待”、“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感受。从“大干快上”到“发展是硬道理”，里面都隐含着一种急迫的“工具理性”期待。实际上，“科学发展”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是对这种似显片面的“工具理性”的一种适度矫正。对于大学组织来说，尽管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已经发展到了一个相当的程度，建立了适合大学本身“知识组织”内在逻辑发展的一系列制度，但是，很明显，基于“工具理性”的渴望，大学组织原有的发展逻辑是远远不能够满足需要的。因此，以“院系调整”为前提的对大学组织进行集体改造，以适应急迫的工具性需要，就应运而生了。与经济上的计划体制相配合，在大学组织内形成了一种“计划学术”的潮流，“工具理性”得到了极大的发扬。第一是表现为能够迅速转化为生产力的理工科等学科高速发展，人文学科等“当下无用”的学科被抑制，有的甚至被取消。第二是针对国家需要，开列“学术需求清单”，采用“计划学术”的方式“集中力量办大事”，短时间内吸收消化了世界前沿的先进科技，缩小了差距。第三是把科层制的管理体系彻底地应用于大学，把大学组织改造成为和政府部门、工业经济部门类似的机构。有时候为了实施某些特殊工程，甚至调集全国的科技力量进行攻关，这样一大批事关国家地位和技术进步的科研项目得以实施。但是，这种对于大学组织的影响也是有一定的负面后果的。(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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