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与岗位权力结盟：大学组织运行的社会学分析

前文中我们把学人权力定义为以学术的求真、求实、自主等内在逻辑为主旨，并以此为行为模式渴望影响大学组织运行的能力和效果，也谈到了目前研究环境中“学术权力PK行政权力”的强势话语态势。在目前有关高等教育的研究语境中，大学组织以及学术圈内所言的“行政权力”好似天然地为行政管理者所掌握，“学术权力”好似天然地都为教师所掌握，二者是截然对垒、阵线分明的。而且一谈到“学术权力”，好似就像天使，觉得它一定在大学组织的运行中代表着无限的正当性；一提“行政权力”，好似就像魔鬼，觉得它总和扭曲、不合理等联系在一起。“在大学学术文化和行政文化冲突的整体氛围中，教师倾向于把行政管理者看作短视、受市场驱动、官僚、专权和专横的人，而行政管理者则会把教师视作不谙实际、自我宽容、自我服务、对标准和程序漫不经心的人。”[4]

实际上，所谓的行政管理者并不是天生就是只会“搞行政”，学术人员并不是天生就只能“搞学术”。由于当代中国大学以岗位权力运作为中心的组织事实，其强烈的“漩涡向心力”效应，客观上在这个系统中主动、被动集中了一大批学术精英、思维精英、创新精英，所以目前的状况是，一大批管理人员也愿在、也许在进行真正的学术研究。如果在客观效果上他们真正按照学术规范，依靠求真、求实、自主等学术的内在逻辑进行学术探索，不论进步程度若何，他们当然也拥有学人权力，如果他们仅仅是具备一些学术的外观，当然也不可全然拒绝他们所能够产生的、相当的学术权力后果。

而大学教师等传统意义上的“学术权力”掌握者，亦即学人，也可以担任行政岗位职务，拥有岗位权力，自然，这时候的教师要尊奉岗位权力的逻辑。但是，如果在学术问题上二者遇到冲突，马上就会出现是学人权力的逻辑服从岗位权力的逻辑还是岗位权力的逻辑服从学人权力的逻辑的问题，这时候调和的结果往往是很明确的：只要你不放弃岗位权力，就一定得以岗位权力的逻辑发言，并以此为规范从事学术。

不论是学人权力还是岗位权力都有一个共同的背景，它们统一被“单位”体制整合，都属于一个场域空间，其后面又有一个大的管理空间背景，这对于学人权力来说又是一个巨大的无法关涉的封闭空间。而学人的学术生活空间并不是在真空中进行的，大学组织的运行也并不是仅仅由抽象的大学理念和透明的学术制度构成的，从实际上看，“毋宁说大学的现实存在乃是它涉及的一切人际事务关系的总和”[5]。而岗位权力在单位体制中的强烈主导作用使学人无时无刻都需要面对这样一个存在，且学人权力不靠拢岗位权力，要想发挥对大学组织运行的影响几乎是一无所成，独木难支。而岗位权力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也不断地向学人靠拢，这样二者渐趋结盟，共同主导了大学组织的运行。

让我们从很早的一则新闻谈起。

2001年5月，新华社主办的《瞭望》周刊报道了江南某一重点大学的“伙食科长”当“博导”的一则新闻[6]，着实把公众吓了一跳，随后引起了热烈讨论，众媒体纷纷情绪化抨击“学术腐败”、“荒唐”，教育部网站甚至刊文评论认为，“让膳食科长申报博士生导师，相当于让猫参评游泳选手、让狗参评爬树能手一样的荒唐”[7]。但笔者不这么认为，认真分析这一“博导兼伙房师傅”这两个具有巨大形象落差的人物事件，可以从其内在的角色紧张中读出许多社会学内涵。

什么是“博导”？“博导”者，博士生导师之谓也。其实质只是一种工作岗位，在那个岗位上他的工作职责是“指导博士生”开展研究。正如化学教授的责任是讲化学课，物理教授的责任是授物理课，办公室文员的责任是处理办公室事务一样，它仅仅是个工作岗位而已，但因为它被整合进了一个权力等级的体制，并与各种待遇、资格评价挂起钩来，所以在中国就被异化成了一种比教授更高一级的“职称”和学术地位，占据了大学组织内等级阶梯中的重要一层。在数字考核的标准之下，“博导”数目的增加也是大学办学水平高的标准之一。有了“博导”这个称号，就可能有了掌控一系列资源的权力：能够招生，建立学术自家军，也就有了不菲的“博导津贴”，而津贴又是与招生的数量相关联；还能够用响遍全国的“老板”称号，得以分解任务、指挥自己的学术子弟兵采用集团战术对一个个课题山头进行分割包围，圆满完成自己的战术、战略“课题”项目，出版一本本的著作，得以为自己的学术大厦增砖添瓦。一些导师特别是一些理工学科需要进行大量的实验，部分学生几乎成了廉价的或者免费的高级学术打工仔，从而导致师生关系紧张的状况极为普遍。2004年上海某大学九名博士生愤怒“谢本师”[8]事件，2008年1月2日爆出的广州某大学的一位微生物博士生导师“害人”事件[9]，2008年1月4日北京某政法大学的一名教授在教室里与一女生“肢体冲突”事件[10]，等等。

1940年代，梅贻琦写了一篇很好的文章，叫《大学一解》，其中的“大学者，非大楼之谓也，乃大师之谓也”为人耳谙能详，朗朗上口，辗转引用，但其后有这么一段却很少为人注意：

古者学子从师受业，谓之从游。孟子曰：“游于圣人之门者难为言”，间尝思之，游之时义大矣哉。学校犹水也，师生犹鱼也，其行动犹游泳也，大鱼前导，小鱼尾随，是从游也，从游既久，其濡染观摩之效，自不求而至，不为而成。反观今日师生之关系，直一奏技者与看客之关系耳，去从游之义不綦远哉！

梅先生意思是说，学生跟导师学习就像是水里的大鱼和小鱼，小鱼跟着大鱼游，游着游着，通过“濡染观摩”，也就变成了大鱼。他慨叹当时的师生关系，更像是教授们在表演，学生们在观看演出。师生之间，只是一个贩卖知识与购买知识的关系，较古人“从游”之义远多了[11]。但是现在，“导师”普遍被称为“老板”的现状，与古人“从游”之义岂不更远了吗？曾忆少读李密《陈情表》，“臣无祖母，无以至今日；祖母无臣，无以终余年”[12]，深深为其相依相恋不可须臾分离之情所感，今日之师生情亦堪与此相类，不过却成了“生无导师，无以得学位；导师无生，无以继学术”。

更有一大批官员“博导”、教授，实际上是社会活动家，一年难得和学生见上几次面，实际上是“博而不导”。而：

在西方大学制度中，尽管规定教授在学术领域享有很大自由，但对其管束却比我国大学强得多，比如，我们一些大学教授、博导已经成了“空中飞人”，可以带几十个硕士、博士而几乎不跟学生见面，他主要时间不是在学校，而是在外面从事各种各样的赢利性活动，这样的现象在美国是绝对不会允许的。当然，随着大学与社会联系越来越密切，尤其是在工商业等领域，美国大学也希望教授在社会前沿兼职和工作，以保持产、学、研之间的密切联系，但哈佛大学等明确规定：教师在校外兼职时间每周不得超过1天、不得领取另一份全薪的工资。作为基本职责，教授每学期必须开2门以上的课程，此外，美国一些大学还规定，如果教授科研任务比较重，他可以向学校缴纳一部分费用而免除上课任务，学校再用这部分钱请另外的教师讲课，由此看出，它们的规则、权利和义务是非常清晰的。[13]

获得“博导”名号有如许的好处，但又可以不必承担太多的义务，所以大学组织内想当“博导”的各级岗位权力掌握者极为普遍。所以，上引新闻一个“伙食科长”当“博导”就让人难得“拍案惊奇”了。可是，它竟然成为一个公共事件，其原因何在呢？

从实际个案上说，我不怀疑此“伙食科长”可能真正有“博导”的学术水平。虽然存在于一般公众恒常的社会意象中，在肥头大耳的“伙房大师傅”与飘逸俊秀的“博士生导师”之间、在油渍麻花般的“脏围裙”与峨冠博带的“学位服”之间的差距实在是太大了。这两个差异悬殊的角色统一到一个人身上的确能够激起新闻舆论的兴奋点，但是从这样一个客观存在的典型社会事实中，通过社会学之眼可以窥出触目惊心而又无奈的两层内涵：

一是各级岗位权力掌握者都向往学术帽子，争先恐后对自己进行“学术梳妆”，获得学术话语权。按照中国特有的“权力座次”秩序，连过去在大学组织权力连续谱上几乎不入流的伙食科长都获得了博士生导师称号，可见一个大学组织内，除了看门的老大爷之外，没有学术帽子的岗位权力掌握者已经不多了。这一点我们大学“单位”的同仁们最是熟悉不过，即便一些处于高校最底层的地方大学党政管理人员，也是全民皆“师”，经济师、统计师、工程师、会计师、审计师、实验师等等不一而足，最不济的，也要来个“政工讲师”、“德育讲师”的“师”衔。

二是身处“知识组织”中从事知识、学术研究的学人，他们所处的学术氛围是如此严峻，被崇尚的价值观是如此偏离，或都甘愿放下阳春白雪的身段，全身心追逐历来被真正的学人鄙弃的权位，甚至连一“伙食科长”都被具备“博士生导师”资格的学术研究者无比向往，奋不顾身地争取、拥有、欣然上岗，可见知识组织的环境恶化到了何种程度。这一点我们大学“单位”的同仁们也是熟悉不过，稍具社会关系与能量的学人——当然包括真的学人与假的学人，也是全民皆“长”，部长、科长、处长、所长、主任、书记等等不一而足，最不济的，也会来个“伙食科长”、“保卫科长”的职衔。

由以上两层内涵即可以生发出四个需要研究的问题，即：

是什么因素致使岗位权力如此迷恋学术？

是什么因素能够导致岗位权力傍上学术？

是什么因素致使学人如此迷恋岗位权力？

是什么因素能够导致学人傍上岗位权力？

以上四个问题可以归结为一个核心词汇来作答，那就是“利益”。当然，在社会学的视野中，作为研究社会行动的一种分析框架，“利益”本身并不强调价值判断上的涵义，利益背后的权力也无善恶之分。我们关注的是，在以利益为核心的组织机制导引下，是何种力量导引组织权力偏离内生功能释放的轨道，在此意义上的权力才会有“正向与偏向”之别，如果以俗言来概括的话，即是“善恶”之分。当然，“利益”一词也是涵义丰富、意旨深远的词汇，既有着各个不同的侧面，如经济利益、政治利益、声望利益、关系利益等等；也有着各个不同的方向，导引知识组织内生功能充分释放的权力之后的利益，无疑应该加强；导引知识组织外生功能、衍生功能加强的权力之后的利益，无疑应该抑制。(www.xing528.com)

先看“是什么因素致使岗位权力如此迷恋学术”。很显然，不论是“科教兴国”的号召，还是“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决断，抑或是“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治国方略，甚或是“知识化、年轻化、革命化”的干部任用政策，都统统指向了一个逻辑中心，那就是知识的力量。不论是谁，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如果没有知识，可以说是寸步难行，更遑论发展与进步。而即使是已经拥有了岗位权力的，也得面对这一环境现实。拥有了岗位权力需要捍卫岗位权力，进一步需要提高岗位权力，而所有的这一切，就是需要学术，需要知识——准确地说，起码需要一个知识或学术的“外观”，譬如教授职称、博士学位之类。大学组织的核心功能就是围绕知识进行运作，这个运作一般称为“做学问”或者“搞学术”，身处其中的岗位权力更需要学术和知识外观为自己提供存在和发展的合法性。所以岗位权力如此迷恋学术、迷恋知识就不奇怪了，如果不迷恋，那在他人眼里就是一个另类，甚至成为媒体追逐的稀罕对象[14]。

顺着上述思路就可以解决第二个问题。是什么因素能够导致岗位权力傍上学术？答曰或者能力，或者权力。在当今大学组织中，能够被纳入为其中一个成员，相比于其他社会组织，都有相当突出能力水平，当然包括学术水平和知识能力，以及一切紧关人情、权力与社会关系再生产的交际能力等。即以学术水平与知识能力而论，从一开始进入大学组织工作，跟随单位同事都可以轻松地完成起步阶段：发表文章给挂个名，做个科研项目带一带，个人如果资质好再认真努力，马上就可以得到职称资质。进一步，如果这个人还能说会道、眼明心亮，善于协调各种人际关系，能够得到现任领导的青睐，那么马上就会成为各种岗位权力的候选对象，但是具体是否有学术的潜力、有没有献身学术的抱负与志趣，则不在考虑范围之内。因为这里面遵循的是不同的逻辑。掌握了大学组织的岗位权力，下一步的发展程度就和个人的非学术能力高度相关了，如获得“订制学术”环境中的各级项目、争取到各种科研经费、荣获各种奖励，等等，也就是与个人的人情、权力和社会关系再生产能力的高低紧密相关。

在这个过程中，是不是做的有真正价值的学术，是不是要由自己亲自动手、动脑做学术，则不是必然。这种发展状况使当今大学组织生活的话语系统中产生了一个特别形象的词语：“搞学术”[15]。所谓的“搞”，类似于“玩”[16]。当代中国艺术圈内的一干大腕都是在“玩”，“玩小说”、“玩电影”、“玩摄影”，等等，于是，历来端庄严肃、需要以虔诚恭敬的心态去面对、去从事的学术名山事业，也被轻佻地拿来“玩”、“搞”。但是这个“搞”又和大腕有所不同，大腕主要在于展示其貌似潇洒的生活、创作态度，更多地为娱乐大众眼球的需求，他们是不会请人捉刀、让枪手代“玩”、代“搞”的。学术上的“搞”主要表达这样一种涵义：不强调学术研究的过程，只在意结果；不追求学术的内在价值，只在意学术外观；当然也不强调是不是自己亲手去进行研究，只在意如何通过自己的岗位权力“资源”去拿到同样是权力体系控制的“项目”、“课题”，从而建立起自己越来越高的学术地位与声誉。“插起招兵旗，就有吃粮人”，只要有项目，就不愁没有学人来做，这也就出现了为坊间所盛传的“学术经纪人”角色，他们与能够控制、操作各种奖励项目评审的“学妖”一起，成了学术圈内的两大怪现状。部分活动能力强的各种岗位权力掌握者，通晓获得各种资源的相关潜规则，善于利用自己的权力资源获得各种“大项目”、“大课题”，一旦到手，马上招募、调动一批真正搞研究的来“干活”，当然，成果首先是属于这个课题负责人的。这样，“少数身居要职，官员兼教授，教授兼官员，政治为金钱挂帅，金钱也为政治挂帅的人”[17]的学术成果马上就脱颖而出了，“权力”借此傍上了学术。

不过，“是什么因素致使学术（学人）如此迷恋岗位权力”倒需要认真分析。上文我们论述过，学术研究者最终被岗位权力整合，主要源于当代中国大学组织以岗位权力为中心的“单位”运作模式。在这种模式下，大学组织的一切运作都早已被整合在一个官僚层级的体系之中，从最高教育行政机关到大学基本教学院系与学术单位：

一元化的岗位权力通天贯地，天下英雄，靡不在其彀中……这个体系所代表的是一种强大的力量，任何一个个人，即便是一位大学校长，想要孤身一人与它对抗，远不止是困难的，几乎是不可能的，更不用说一位教授了。事实上，在这样的体系里面，教授是不能以自治的原则组织起来的，而单枪匹马的教授是无足轻重的。[18]

在2009年教育部评出的百位高校名师中，只有10％的教师是没有任何行政职务的教育工作者，其余的90％都拥有校长、书记等头衔。行政人员在利益分配上的优势地位提高了行政职务的吸引力，许多学术人员争做领导，导致了学术团队的行政化[19]。而教授本身在大学组织内体会不到被尊重的感觉，倒是一个被呼来喝去、颐指气使的对象，不仅在学术方面发言权力甚微，甚至连日常工作、生活中本应得到的行政性服务也遭鄙视，连控制一个学校吃喝招待的“伙食科长”也不如，甚至大学的一个清洁工、汽车夫都可以羞辱、怠慢他们，所以比起那些林林总总、高视阔步的各级党政官僚，让智力、能力丝毫不弱于他们的教授们怎不义愤难平！因为这个组织所认可的是（岗位）权力，即便如学人地位或学术声望，也势必需要通过它的认证与加持才具合法性。所以它的基本规则就是：“任何具有学术成就的人如果要在这个体系所覆载的地盘上获得承认，就必须谋得一官半职”[20]；有了“一官半职”，马上就可以立竿见影地在大学组织生活环境中获得全心尽力、皓首穷经研究学术而得不到的尊严与承认，获得自我言说的话语权，又或是依照这种体系的原则，获得学术成就的最高奖励，也就获得了岗位权力，至少要通过这个岗位权力来过渡或者阶段性地表达。

因此一个按照“产品产出学原理”塑造出来的大学生，进入了大学组织成为普通学人，面对既有的岗位权力控制体系，他的命运要在这个组织体系中发展，只能有两种可能的选择：要么被岗位权力收编，要么被岗位权力边缘化。被岗位权力收编又存在两种形式，一是主动谋取式，一是被动整合式。

主动谋取式就是本身在学术上有一定基础与潜质的研究者，他们也具备了一系列学术称号，即使不是学术上的“最优者”，也具有一定的研究能力和研究水平。但他们未必有一心追求学术进步、以学术为志业、攀登科学高峰的恒定向往，所以在面对既定的官僚体系现状时，自然而然地会主动地、积极地谋取岗位权力。他们谋取职位的心态在于对这种体系既无法对抗而又心有不甘。既然大学组织以这种权力控制体系为中心展开运作，难道我就达不到这种体系需要的素质与要求吗？难道它的智力与能力要求比学术研究更难吗？但是这个心态仅仅是解决了一个“愿意不愿意”的问题，“能够不能够”还需要能力与条件作支撑。因此，学人权力“变现”为岗位权力还需要满足一系列内在的素质要求。

最重要的，是要包括学术思维的一切区间必须主动纳入权力组织既有的框架体制之内的，独立的、自主的学术探索精神让位于自我囿于体系、思想的既定限制和要求。于是，学者自觉地将自己分裂为二：一半是言不由衷说着、写着、发表着的“从众化自我”，一半是检点着自己是否严格将自己限定在被控制的范围内的“他者”。由于后者作为为学者的内心警察，对于强势话语形态具有一种严肃的姿态，因此，它在某种程度上扼制了为学者对于真知的追求、对于真理的坚守。也即是说，当被制度化、机制化的监督以及被自己作为自我的检视成性之后，为学者便具有了一种惯性心理和习惯动作——监督自我是否合乎“主流意识”规格与监督别人是否合乎要求，便完全合二为一了。因此，提高警觉并时刻保持能够灵敏地嗅出“异味”的状态、监督自我之外的一切为学者的价值和认同问题，就成为一个为学者不由自主的当然任务。这使得为学者孕生出两种相互联系的心理来，一是自己必须首先以真理的代言人、正统思想的代言人身份进入学术领域，先期占据在自我认为的是非对错裁判者的位置；二是对探求真理、寻求真理的意识进行干预，甚至扼杀不同于自己的价值主张。前者导致警察意识作为一种观念与权力，作为一种有形力量的结合。后者导致学术的泛化，非学术的东西主导了学术的研究活动。

这种监督心理的定型，就是学术界对于自己研究成果的是非定性、比之于对于自己研究成果的学术可靠性，要看重得多。[21]

这个队伍中，可能是老师，也可能是同事、朋友、亲人，都是出自内心的真情表示。由此，自愿充当学术警察，就成为主流与非主流学者的趋同选择。就主流学者来讲，他们完全将自己的学术研究与权力意识融会在一起，并以正统形态的捍卫者自居。他们只对于学术成果的正确感兴趣，而且对于“错误的”学术研究成果采取一种一棍子打死的态度，这是一种学术权力学。就非主流学者来看，他们则在学术的边沿上，以裁决者姿态出现，对于符合或不符合自己胃口的学术成果进行赞誉或打击，并借此强化学术界的一统化格局。就相同性而言，他们都理所当然地以为自己是“正确学术”的看护者。

实际上，各色学人如果学术研究上具备了上述看守意识，能恰当地协调、折中其中内在的角色冲突，如果又有了相当的活动能力与人缘禀赋，那么各级的岗位权力学者——通俗的说法叫“官员教授”就脱颖而出了。这样，真、假学人在不同的心态下追逐岗位权力的“征途”中，谋到职位的人弹冠相庆，一个个都被贴上了成功的显著标签，即便终老退休或者因为种种原因离职了，在各种各样的场合也往往被主持人介绍为“原校长”、“原主任”之类，为主人增添了光彩，证明了在这个体系中所曾获得的“级别高度”。主人自己也会以此标签而沾沾自喜，像祥林嫂叙述阿毛的故事一样，会不由自主地反复喃喃自语、自我言说。

被动整合式又稍有区别。基于知识组织的特点与要求，“专业化”领导的特色更为看重。即使是在知识组织里面从事管理的成员现在也颇看中专业研究的背景。像过去那种公开地宣称“外行就能领导内行、就善于领导内行”的霸权式论调，在知识社会的今天，随着知识水平的普遍提高，它已经彻底没有市场了。一方面，大学组织的存在价值就在于释放其专业化功能，在此组织体系中的大部分组织成员，大部分都是为学者，另一方面，所从事的职位工作都是事关学者事务的权力运作。

所以在一个大学组织圈内，只要一个人学术研究工作突出，作为领导重视“知识分子”的一个标志，“组织上”均会予以培养和重视，被安置在某个岗位，这个也是“发现人才、培养人才、使用人才”的体现。先被纳入组织视野而又被赋予这个权力体系中的某个恰当位置的，即为被动整合。它的特点就在于被整合进去殊非本人自愿、主动争取所致，但是如果坚决不被整合就体现了一种不合作态度，一般来说学人（知识分子）有三个境界，一是学识，二是见识，三是胆识。通常意义上，学识易得，只要方法得当，充分投入就足够了。但是如果只有学识，充其量也只是个书呆子。见识殊为不易，如无相对自由的社会环境以及宽容的学术氛围，眼界终究局限也就不可能有见识。例如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至于今天，在国学走红的大背景中，陈寅恪得到了异乎寻常的追捧与怀念，不管是不是研究史学的，也不管是不是读过陈寅恪的著作，都无一例外地表示对其的敬仰与钦佩。陆键东的一部《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1995年由三联书店出版后，立刻在知识界、文化界、学术界激起强烈反响，连续数月稳居同类畅销书排行榜榜首，并迅速引起大众传媒的注意，演绎了一段陈先生生前想也想不到的学术权威神话。他一生以“贬斥势利，尊崇气节、不曲学阿世”相标榜，在他极具矛盾性的后半生中——一直享受着超常的物质优待[22]，但他又对物质上的“小惠”无比藐视，对精神自由却孜孜以求。对于今天的大学组织和知识界来说，其学术人格魅力显然更甚于知识魅力，这也可以部分解释“陈寅恪热”产生的社会背景。陈寅恪的经历、思想、著作已成为本世纪大学学人以至中国知识分子最经典、最具魅力的象征，每个阅读他、同情他、景仰他的人，实际上有意、无意中都在寄托自己的学术理想，同时也在体认一种无可奈何的学术命运。所以也不排除这种可能性：人们对陈寅恪的极尽褒扬，实际上暗含着对某些人和事以及这个环境的不满意味。但对于大多数学者来说，这个标准显然太高了，而陈寅恪无疑是一个异数。但是，这种拒绝被动整合的“不合作”态度在过去是被视为不友好的表示，也会被外界视为不识抬举的“不合时宜”举动。之所以有此举动，更必须有相当的学术高度才足以支撑其胆识。正因为陈寅恪有无比崇高的学术地位，与王国维、陈垣、钱穆、顾颉刚可并称20世纪五位一流的史学大师，以至于被人（如季羡林先生）认为不能够被超越，才会流传陈寅恪那样的学人神话。不过，在现在看来，强迫式的被动整合已经很少了，因为有一大批主动谋取式的学者在——至少在学术外观上差别不大，备选的余地是大大增加了。考察A、B、C、D四所大学的现状，可以窥探到这一存在的状态（表6－1）。

表6－1　四所样本大学处级以上岗位职务中教授、副教授情况统计

以最典型的教授和正处级岗位为分析对象，A大学办学力量雄厚，教授中有21.2％的拥有正处级岗位，如果再加上副处级岗位，比例会更高，而所有的副处级以上岗位中，副教授、教授占据了58.5％。而办学水平低一些的D大学，所有的副处级以上岗位中，副教授、教授占据了66.2％，可以想象，如果这些学校有更多的教授、副教授，这个比例会逐渐增高，因为这个大学17个教授就有13个当了处长，剩下4个是校级岗位，比例已经达到100％。

所以，不论是主动谋取或者是被动整合，其结果都是被纳入了既定的岗位权力体系。没有被纳入体系的学人就只有被边缘化了。不过这里面又有主动边缘化与被动边缘化之分。所谓的主动边缘化，是因为对于学术的执着或者其他个人的原因，不愿意被整合进既有的权力控制体系，不愿意为俗事所累，一种说法是甘愿“无官一身轻”，淡泊地从事自己喜欢的学术工作。陈平原教授在近代学术史、大学史、文学思潮等方面可以说代表了当代中国学界的一个高度，他的著作也许几十年、上百年后也会有人看，但是，他就没有谋取什么岗位权力，算是一个自甘边缘化的少有例证[23]；王小波生前主动从大学离职，彻底退出“单位”，甘当一名真正自由著述的作家，使不少人发自内心地崇拜与追捧，甚至甘愿自当“王小波门下走狗团”的一员并以此自得，更是在近年的学界演绎了一段学人神话。但是这一类出于自家情怀、真正研究学术的人，并且依靠学术占领了圈内“高地”，即使他不靠那些各种各样的“岗位权力”，也一样能够获得没有这种学术水平的人依靠“岗位权力”才能获得的各种学术资源和学术地位，虽系“边缘”，却胜似“中心”。但是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又如何能够达到这种水平呢？所以，依靠岗位权力，谋取岗位权力以“济学术能力之穷”、“助学术声誉之隆”就是顺理成章了。自然，如果谋取岗位权力而不得，那就只好被“被动边缘化”了。也许会有一部分人虽然做不出像陈先生等这样的杰出成就，但是自愿“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他们和被边缘化的人一起，聊且充任“沉默的大多数”。

而学人被岗位权力整合后的后果，就是不得不抛弃学术自为的逻辑，以权力者的口吻代言，即使在内心也想遵循学术的逻辑，主动迎合这个要求，以口不应心的权力逻辑标榜，这就是所谓“学者一入宦途，论断便无足观”的内在逻辑。因为学者一旦被纳入官僚权力的体系，他的某些论断就不是学术的话语了，不具有学术上的求真本性。当然，他本身具备“学人”的求真能力，只是在官僚体系中必须压抑自己，学人权力暂时让位于岗位权力要求。对于这种“不得不”的人格分裂现象，钱理群先生总结道：

鲁迅写过两篇很深刻的文章，题目就很有意思：《同意和解释》（文收《准风月谈》）、《宣传与做戏》（文收《二心集》）。他说当官的对知识分子就四个要求：一是“同意”。他说什么话，做出什么决策，提出什么口号、理论，你都坚决拥护，百分之百赞同，理解也支持，不理解也支持。二是“解释”。就是把他的口号、他的政策加以理论化、合法化、学术化。……三是“宣传”。你知识分子不是善于制造舆论吗？那就用你的三寸不烂之舌，为我抬轿子，做宣传。四是“做戏”。鲁迅说，宣传“究竟还有一点影子”，做戏就几乎是无中生有；“真的做戏，是只有一时；戏子做完戏，也就恢复为平常状态的”，而现在却要大家无时无刻地做戏：一到了做戏，就真走到末路了。……这四大要求，看起来好像很滑稽，其实是不可小看的，因为这背后有权力的运作。所谓“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不能否认，相当多的知识分子都在不同程度上接受了这四大要求，尽管他们在内心并不认同，从而陷入思想与人格的分裂，开始时还有些不自然，久而久之，就习惯成自然了。[24]

问题是，这种组织气氛适合于以知识的生产与传递的大学组织吗？这种权力敷设架构适合于大学组织吗？很显然，如果一所大学不实行一种“学术本位”的管理，而以官为本，优秀的青年教师不安于实验室、不安于搞科学研究，而热衷于当个副处长（甚或伙食科长），那么这个学校的学术生命如何延续？

这样的大学不能成为一个出产学术大师的摇篮，不能成为原创学术成果、思想的发生地，也许只能成为一个培养官僚、出产“领导”的最佳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