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学人权力特征在于一个知识组织中人对未知领域的永恒追求，在这个过程中以自己掌握的认知世界的专业能力，持独立、自由的理念表达出知识权力“善”的秉性，这种权力特征是大学组织得以千年发展的内在动力和永恒价值。这种学人权力特征的具体表现就在于社会公众和媒体舆论对大学组织内以“专家”、“教授”为代表的学人群体严谨的科学精神、独立判断的伦理操守的敬仰。凡是专家、教授，在公众期待中的形象或都是学有专长、见解深刻、论断权威，他们基于自己的专业和学识做出独立判断，不会随声附和，言行敢于负责。这种高尚的科学精神，素来为人所敬仰。什么是科学精神？科学所要驾驭的世界是一个“真”的领域，需要回答关于世界“是什么”、“怎么样”的问题，需要探究自然规律并应用自然规律，从而更好地运用科学技术服务于人类社会。正因为如此，科学精神的实质就是一种求真的精神，是一种理性化的精神，属于认识论范畴。之所以让“专家”、“教授”等学人来评估、来鉴定，就是因为公众已经把他们的学识、人格和科学精神支配下的判断当作了标准，因此，这些学人的科学精神更显得珍贵和重要。
据中国一个著名的调查公司调查显示，中国公众对专家、教授等学人群体、中小学老师、法官的信任度排在前三位。每当重要舆论事件发生的时候，公众都期待能在电视媒体、互联网上看到专家学者发声，这也是公众对知识分子的责任最直接的期待。他们对专家学者的信任与尊重，也正是对科学知识的信任与尊重。然而，学人权力被层层压制、绳捆索绑甚至剥夺的时候，就会造成一种严重的后果：学人权力的异化。这种异化表现在学人权力丧失了求真、独立的秉性，日渐屈从控制、附和权威，或者被统治权力所裹挟进而迎合权力，科学精神堕落。
报载，2005年8月7日，广东兴宁大兴煤矿发生了一起矿难，吞噬了123名矿工生命。可就在这天上午，某大学的一个由7名高级工程师和研究员组成的煤矿“安全勘查”专家组刚刚给出了此煤矿“是安全的，可以开采”的专家鉴定意见[45]！据说，当时这些专家中有4人前脚刚走，其余3人还未离开兴宁，下午，一场惨绝人寰的灾难就在他们身后和眼前发生了。“专家”难道是水货，看走了眼吗？不是。专家组的每一个成员却都是货真价实的专家，小小的一个县辖煤矿也不会存在什么他们诊断不了的“疑难杂症”。但是他们究竟为了什么而如此轻易地出卖了自己的科学良知和学术人格？专家组组长后来一语道破机关，这个专家小组，是应兴宁市政府的邀请而来的，而“论证”哪座煤矿，也是市政府“安排”的，让他们勘查哪座矿井，他们就下哪座矿井。就连矿难当天他们向兴宁市政府提交的那份“安全意见书”，也是经“市政府领导同意”后，他们“才签了字”，如果说这些专家身上还有一点可取之处的话，恐怕就是这份仅存的“真诚坦率”了，可谁知，这份坦率何尝不是掩饰自己专家身份此时此地的尴尬、推卸“鉴定意见”的法律责任？其中有着太丰富、太意味深长的潜台词：本来基于真理、真实、真情的“专家意见”竟然是按照政府的“意思”制作的？！就是说，这个专家草台班子是“遵命”而来、“遵命”而论、“遵命”而证——这种丧失了独立专业人格的遵命专家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他们仅仅是权力意志的包装品和吹鼓手。“权力”预先设定了“安全”的“结论”，专家就得克隆一个“安全”的“专家意见”，至于背后是否有人命关天的干系，则全然不在他们的担心和考虑之内。
无独有偶，大学组织内的本科教学评估与此有异曲同工之妙。教学评估结论失误一不死人、二不丢人，或系锦上添花，或系雪中送炭，就更容易糊弄、应付。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大家都在比赛如何高规格地接待“专家”，讨好“专家”，好吃、好喝、好玩，具体实际教学情况如何，心知肚明不必点出——不过，这个也是目前评估体制下“专家”的技术反动，与同样有着难言之隐的“学校”一起共谋。
在专家等学人的人格特质中，本应该有一种近乎天性对真实的恪守和对客观的忠诚，因为这才是科学人格。特别在事关公共利益的重大论证项目时，坚守这种人格更显得至关重要。而在给兴宁煤矿丢下的那份被媒体讥讽为“矿难许可证”的所谓“专家意见”中，这种被许多伟大科学家视为生命的科学节操早已荡然无存！因为这不是某一个评估专家的个人行为，而是一个“专家组”的“集体意见”；这也不是某一个评估专家组的行为，而是类似权力主导的评估、检查行为的通病。
实际上，在这类事件上，学人的节操往往被某些权力意志所左右。因为组织、主导这类评估的，和上述“学术评鉴”的过程一模一样，往往是某些管理行为，“专家”在这里仅仅是权力的玩偶。当权力不便直接走上前台表演的时候，就需要“专家”来“抬轿子”，来做傀儡和挡箭牌。譬如，像发放“矿难通行证”的专家组就挺冤，本来“市政府”是想让那些安检不合格的煤矿大干快上，为“带血的GDP”继续增砖添瓦的，但是矿难问责的达摩克利斯之剑时时刻刻悬在头上，所以，他们就拉出“专家意见”来抵挡；那个“假华南虎”照片事件中，“陕西镇坪县华南虎调查结果评审组”的三位主要专家为西部××重点大学教授，检索其论文发表记录可知，他们分别是研究鼠类、金丝猴和鱼的“专家”，从未发表过与猫科动物有关的论文，但就是他们“友情客串演出”，应景做出了“不仅有虎，而且还是一个小种群”的“专家鉴定意见”[46]。在面对以机警著称的老虎在近距离与人相对是否可能20多分钟都一动不动、不发起进攻或逃逸的质疑时，其中的一位“教授”说什么“当地的空气非常洁净，老虎午睡刚起，正在打盹”。似此毫无专业水准、令人笑掉大牙的解释，就不能不让人佩服该教授的想象力了。当然，这个“专家意见”关键不在于水平高低、是不是能够为权力所用，专家自己真正的意见则视情况而定。但是遇见有真正科学精神，不为权力所动的专家怎么办呢？很好处理，因为评估、鉴定是权力部门组织的，谁听“打招呼”就让谁当“专家”。这样能坚持主见，真正具备科学精神，不按评估主管行政部门意见办的专家被慢慢剥夺了评估权，劣币驱逐良币，“披金拣沙”，最后剩下的“评估专家”、“鉴定专家”大部分都成了最无节操的“专家”。教学评估的专家还稍有不同，专家同样知道体制主导的评估诸多的不合理之处，自己的学校同样要接受被自己“评估”过的学校的“专家”评估，何必那么求实、较真呢？(www.xing528.com)
操纵、控制学人权力的往往被称为“学妖”。“学妖”是当前中国学术制度的一个组成部分，他们在同行评议中担任重要角色，在学术民主、资格评定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他们的作用，不是亲自评议，而是使评议如期如意愿地实施[47]。因此，评议的结果往往操纵在那些看似卑微却至关重要的组织者手里。在抨击“学妖”的同时，真正的学人们却不得不面临这样一个尴尬的现实困境：“我可以拒绝服从他们的安排，我可以让这次评审通不过，然而他们转身再安排别的专家来评，不合格的项目照样能通过。而且因为‘不听话’，坚持原则的人会被剔除，以后不再被邀请。”[48]
如果我们对学术人格操守的自我放逐作现场利益诱因考察的话，则无外乎：第一，物质利益诱惑，也就是将学术研究行为演绎为利益化文本制作过程，通过娴熟写作技巧与精准市场把握的有机结合，寻求非研究性伪学术活动的直接利益目标。诸如官员或导师绑架学术资源配置权，或者形形色色的项目发包，及其为了获得项目而从事的应召式学术关系编织过程、学术承包运作过程、学术成果制造过程，几乎都可以置于这样的利益诱惑及其反应现场。第二，权力依附诱惑，也就是将个体的学术参与视为获取权力工具的追逐过程。首先体现为对权力拥有者的人身依附（各种丑态的拍马屁景观），其次体现为对掌握学术资源配置权特殊官僚的学术依附（各种无奈的被动性团队学术参与、主编模式下参与者的代笔，以及涉嫌学术腐败的那些利益关系结盟，足以构成某种当代学术审判的证据链）；再次体现为成为权力绑架者后更加疯狂地进行利益吸附（某些从前乐于送“礼”、如今忙于收“礼”的大学校长或研究所所长）。如今，硬权力寻租的官员学者符号化、学者权力关系栖身化甚至联手占有并瓜分公共学术资源和财政资源的腐败化已不鲜见。在权力依附诱惑称雄于当代中国学术领域以后，无论是权力施魅还是权力委身，无论是官员当博导，还是教授忙碌于结交政府官员，涉事各方就完全没有人格操守的一点点可能性，于是所谓学术人格独立取向就成了中国问题背景的伪命题[49]。
如此，学人权力逐渐被整合进了官僚行政机制的运作过程，并受到强烈的过程控制。学人追求真理、独立判断的精神日益被选择机制所压制，为官说话、仿官说话、呼应官话成为学人权力的生存氛围，学人日益成为权力控制机器上的一个齿轮。这就是大学组织学人权力链条上发生的“机器运作学”原理。
此节文首，我们曾经无比怀念地写到思辨哲学家笛卡尔的传世名言，但面对真正自由、崇尚独立、追求真理的学人权力，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不能不遗憾地写道：“我思我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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