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称咏叹调：生命不能没有你

职称，亦即大学组织中的学衔制度，表明了一个人在知识组织的学术地位和水平。职称的重要性，每一个大学组织中人都有极深的体会。以至于有论者一针见血地指出，“对于大学基层领导和待晋升的教师来说，一年的两个学期，无非就是评职称的学期和不评职称的学期”[37]。一语道破其存在的重要性。之所以如此，在于它在大学组织各种利益环节中的核心地位：对于一个普通的大学教师来说，如果在不掌握各种“岗位权力”的情况下，那么发表论文、申报课题、参加项目、获得奖励满足各个级别考核要求、晋级晋职、评先评优、获得课时工作量等构成了其学术生活空间的主要内容；而工资进档、奖金分配、分房（施行货币化分配的则是住房补贴等级）、岗位津贴、福利待遇等构成了其日常生活空间的主要内容。不论是谈论学术，还是谈论大学管理、办学制度、大学精神与大学理念，这些形而上的宏大叙事的具体实施，都要落到具体而微的一个个活生生的“人”身上，体现在这个人普通的学术、生活空间，有时就表现为活生生的人际关系[38]。而所有这些项目的运行都会和“职称”高度关联：发表论文、申报课题如果没有较高的职称几乎寸步难行，有的课题甚至规定某个职称级别以上的人员才有资格申报；课时工作量报酬依据都是严格依据职称等级；更不用说工资、津贴、分房等福利待遇都和职称紧密挂钩。而且，所有这些指标“是相互关联的，只要你得到其中关键的一项，其他的利益就会跟随而来。相反就一损俱损，没你的事了”。所以，不论是其学术生活空间或者是日常生活空间，职称都可以说是其运作基础，在各种利益环节中居于“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核心关节点和枢纽地位。

从另外一方面说，职称对于一个人的作用也不仅仅是利益关系。在控制大学组织的各级权力机构和大学组织内，掌握了各种“岗位权力”的人有许多是足以获得或者已经获得需要同级别“职称”才能享受的利益与待遇，但是对于这种学术称号，也要趋之若鹜、尽力争取，即使这些人从来不上课，一次讲台也不登，也没有打算上课。

从上千年的大学传统来说，教授等职称就是教师的称号，只有教课才是其存在的基础。

世界各国中，“教授”一词的本意就是职业的意思，即以教学为职业的意思，其它在学校兼课的人都不能算是教授。显然，如果不能给大学生或研究生上课，只能带几个研究生，还不能认为是合格的教授。在1949年以前，在现今国外的其它大学，都规定教授每四年可以有一年不上课，其余学期都必须上课。不管你是多么有名的教授，是院士、是诺贝尔奖金获得者，都一律得平等地讲课，如果课讲不动了，便应当退休，即使是诺贝尔奖金获得者也不例外。[39]

当代中国控制大学组织的权力机构中，一些处长、司长、市长在大学兼任“教授”、当“博导”，却很少真正去认真讲一节课，纯粹的目的是“醉翁之意不在酒”，仅仅是未来官场征途上所必需的“知识化”遮羞布而已——有“博导”、“教授”之帽，还不够“知识化”吗？此种情况流风所及，在大学组织内，也产生了一大批不上课的“领导”教授、“管理”研究员。他们不从事学术研究却要戴上一顶学术的帽子，则源于另一层社会因素。对于传统上十分讲究人际关系中“面子”的中国人来说，在大学这一“知识组织”中工作，如果没有一个说得过去的“职称”简直是太对不起观众了，自家也觉得很没有“面子”。笔者就曾与一个大学的领导交往，其虽贵为“副厅级”干部，但就是没有一个“职称”，有次酒后竟然感叹，没有职称“在大学工作，其实真感到十分自卑”。此情令人殊为不解：一顶学衔的“帽子”，当了“大官”的人也竟然有如此一往情深的心结？鲁迅先生说：(www.xing528.com)

……每一种身份，就有一种“面子”，也就是所谓“脸”。这“脸”有一条界线，如果落到这线的下面去了，即失了面子，也叫作“丢脸”。不怕“丢脸”，便是“不要脸”。但倘使做了超出这线以上的事，就“有面子”，或曰“露脸”。而“丢脸”之道，则因人而不同，例如车夫坐在路边赤膊捉虱子，并不算什么，富家姑爷坐在路边赤膊捉虱子，才成为“丢脸”。但车夫也并非没有“脸”，不过这时不算“丢”，要给老婆踢了一脚，就躺倒哭起来，这才成为他的“丢脸”。[40]

有一顶“职称”的帽子，就可谓大学组织中人“脸”的“一条界线”。而实际工作中的体会是，不论大学组织的层次高低，这条“界线”往往被确定于“副教授”或者相当的职称，而稍上层次的岗位权力者的“界线”一般就定位于“教授”了。所以即使不愿意从事学术工作也从没有从事过学术工作的人，只要你是大学组织中人，不论是一开始就在大学中工作，或者是上级“组织”调来任职的，无论如何是都要搞一顶“教授”帽子戴戴的，或者搞一顶更高更大的硕导、博导帽子戴戴，因为这事关生存之“脸”。从这一点上说，“职称”事关“人情、面子和权力的再生产”[41]，实在是“我的生命不能没有你”。

在美英等西方国家高校管理人员不评职称，其高校管理人员之所以能自觉提高其管理专业能力、潜心做好管理工作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由于其高校行政管理人员中的职员类似于公务员，社会上有很高的认可度；另一方面，教育管理职业资格证书制保证了管理人员的专业水平，管理部门人员能胜任工作也安心工作，况且校院领导都是教授，他们走上管理岗位，把管理作为事业，潜心钻研管理。而我国高校管理人员的职员不是公务员，社会认可度较低，管理部门十到七级职员晋升很难，即使在中层领导岗位上的管理人员很多还只是副高职称，他们也需要继续职称晋升[42]。需要指出的是，在进入21世纪第一个十年，这种状况终于渐趋改变，岗位分设与不同职级制度的建立，在不少改革力度大的学校开始出现，为大学组织运行的合理化做出了有益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