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组织运行：主体规训与自我的消解

在“标准化”操作下，如果仅仅体现为一个答题的技巧倒也罢了，问题在于推而广之，这个问题实际上可以看作20世纪80年代那场轰轰烈烈的大讨论“人生的路怎么越走越窄”的继续和延伸。这类“做题”的技巧，回答的“策略”已经逐渐和人生观的塑造、价值观的重建、人格的陶冶、社会的交往、知识的学习、自身的发展相互交融、互为同构，成为大学生社会化的同一过程。即使在现在看来，那位骆驼式的主人公作为个人的选择无可厚非，如果非要把它作为一代人的选择模式强加到所有大学生的头上，把它作为价值观、道德观、人生观的唯一可行路径，则太武断。“观点”对与错的标准难道这么截然分明吗？其实这就是典型的二元思维模式，非此即彼、非好即坏、非友即敌。而当初我的那个“掌握标准”的老师是个工作多年的辅导员，在当年他就考取了研究生，一去了之，他并没有去当什么“骆驼”。作为老师的代表，他用自己言不由衷的行动表明了他也是在表演一种“他者的言说”。他不仅仅是一个具体的老师，还是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象征符号。对此，刘云杉总结道，教师实际上即为种种规范（norm）的肉身载体。在教育的表层权力网络中，教师是规训者，学生是被规训者；再究其深处，教师既是规训的承担者，更是规训的承受者。教师绝非仅为权力实践的单向施行者，教师更是权力实践的产物，成为教师的过程便是一个“被规训的过程”。需要指出的是，无论是“被规训”还是“规训”，教师在“体受”与“实施”权力的同时，“权力实践”如同一个结构，超越了具体的行动者，行动者只能服膺于此结构，并将自己整合进结构之中。教师用其“被规训”的实践与“规训”的实践“再生产”权力逻辑。至此，权力实践已不再是单薄的教师权力了，如果说“教师权力”是“权力实践”这个剧场中唱戏的主角，而这个剧场的建构，是国家权力、文化权力、教育权力的综合实践[28]。

实际上，这也是当代大学组织对于学生自主学习权力的一种要求、一种教育控制、一种考核标准系统。这种系统预设框架，导引学生的思想只能在此框架内发展。这个框架不仅仅是政治权力的框架，还可能是经济权力的框架、传统思维习惯权力的框架、导师既有学术框架、领导的偏好框架等等。任何跨出系统之外的都是思想的“异端”，都要被这个选拔控制机制剔除圈外。这种教育的环境、体制与标准，在客观结果上是在范塑、引导学生先“自欺”，然后再“欺人”，不如此那就要在教育选择的机制中败落下来。这种一元化的选拔机制存在不少弊端，一些善于揣测“他者”意图的学生在选拔中更容易胜出。如此一来，一些学生只会唯唯诺诺，反复猜度“他者”的想法，自身逐渐陷于人格分裂的境地而不自知。正如钱理群先生所点破的：

这样的“标准化”的试题，实际上已经规定了一种所要培养的“人才标准”：他们有一种很强的能力，能够正确无误、准确无偏差地理解“他者”（在学校里是老师、校长，在考试中是考官，在社会上就是上级、老板）的意图；然后把它化作自己的意图与要求，如果做不到，也能自觉地压抑自己的不同于“他者”要求的一切想法；然后正确、准确、周密地，甚至是不无机械死板地贯彻执行，所谓一切“照章（规定、社会规范）办事”，做到恰当而有效率……这样的人才，正是循规蹈矩的标准化、规范化的官员。技术人员和职员，他们能够提供现代国家与公司所要求的效率，其优越性是明显的；但其人格缺陷也同样明显：一无思想，二无个人的创造性……。[29]

1999年大学扩招以来，有关高考、高招的话题逐渐成为社会的热点。大学生的“天之骄子”光环被彻底击碎。学费高昂、就业困难、报酬低下等问题不断成为媒体热点。在商业化大潮和体制的双重控制下，大学生的精神生活日渐被迫世俗化，甚或庸俗化。很多有思想、有理想、有追求的学生对他们所处的教育环境及他们的精神状况，有很多的不满，因而陷入了深刻的痛苦之中。一位大学生在私人通信中这样倾诉：

这个时代，大学生差不多早已变得不大会说属于自己的话了。从我们进大学的那一天起，我们就不断被教导……哪些话该说，哪些话不该说，见到甲该怎么说，见到乙该怎么说，在台上该怎么说，在台下该怎么说。我们已经丧失了大学生自己的灵魂。我很欣赏先生（指钱理群——笔者注）的生活方式：虽然有现实生活中的种种的束缚，还是能活得很自由自在，在思想上始终坚持一种自由的状态，永远对自己的爱好、自己的事业充满激情，对自己的生命也充满激情。而回想我这几年的大学生活我觉得我的心态已经老了，我对一切都抱着一种顺其自然的心情，这可以说是宽容，更残忍也是更确切的说法是，这是一种消极的生活态度。现在的我还是在这样的心态中生活着，自己觉得很可悲，但已经很懒再去改变了，我想等我跨出校门之后我或许会改变。[30]

大学生中一部分人平日里游戏玩乐、放纵自我、寻求刺激，考试时背诵抄书、不问学识、但求及格，过着所谓“伪先锋式的潇洒”生活；还有一部分人看似积极上进，实则醉心权力，早早染上官本位思想，扮演着所谓“学生精英”的角色；又有一部分精于实干的人，早早迈入社会的商业运作中，获取可观的报酬，早已迷失大学生活的本质。告别权威的他们又被塑造到了另一个极端：没有或者不得拥有自己的观点，缺乏智慧的思想。他们成了什么？他们在实践中追随一种普遍流行的服从，满足于自我精神深度模式的消解和平面化的现状，学会“虚伪”，以一种形式化的思想行为包裹自我正成为一种生存方式。

年轻的大学生这种心态的衰老与倦怠是可怕的，而且具有相当的代表性。现今的大学生不是不知道自身的浅薄、工具化。但他们为什么甘于这样，为什么安于这样的状态，存在总有其合理性，更深层次的心态到底是什么？从外在的社会原因说，诸多大学尽管现在口头上也在大谈“创新人才”，但实际上在现行体制下需要的是有效率的工具；官本位的体制也从根本上扼杀了人的创造性与积极性，再加上不公平的竞争，由此产生的腐败、人与人之间的敌意、相互伤害等社会风气的毒化……这都会造成年轻人的工具化、浅薄化与老成化。总之，这一切指向在学生的自主学习环境中，都有一个“权力的他者”，这也正是时时刻刻体现于当今大学组织运行中的幽灵，是中国大学教育问题的折射。

仔细回顾我们每个人的大学生活、学习过程，是不是都会回忆起类似的场景？学习的自主权之柄操纵于“他者”手中，都在过一种适应“他者”的生活，所谓的创造性和多元性思维，在萌芽诞生之初就被扼杀了。正如许许多多作品中描写的那样，为人心仪的大学组织运行状态，理想中的大学生活，“本应该是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云推动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31]。但是他们没有那种被摇动、被推动，更没有灵魂被唤醒的感觉。能够让人感觉到的是大学越来越像工厂流水线，源源不断地生产同样的产品，生产力在不断提高的同时，产品的个性化差异却越来越小。

大学生的这种自我写真，大致是当前教育的实情。过去十多年时间里，我国的高等教育在数量、规模、培养能力上均有了极大发展，管理体制和教育教学方面的改革也取得了一些成果；但坦诚而言，中国的高等教育整体的品质、文化和属性这些“软件”内容并没有太大变化。然而，这些教育的“软件”又恰是制约教育“现代性”的关键。高等教育大众化的发展塑造了高校的“大跃进”式的繁荣局面，而高校的体制屈服于扩招和竞争的压力，依旧固步自封，至今学生对教师教学和学校管理都几无参与渠道和管理权力。

再进一步反思，我们在教学的时候，是不是也这样要求学生？我反思自我，还的确是这样，有时候觉得自己就是扼杀学生主体性的那个“控制把手”。在反思自我，为什么我会这样？因为标准化的教学管理方式，我必须随考试试卷提供一套“标准答案”，标准答案的背后，依然是那套“权力的他者”。(www.xing528.com)

在大学组织这种运行状态下，这种局面的结果是什么呢？

据我的观察，中国的大学生、研究生中出现了一批（当然不是全部）“做戏的虚无党”，前面所说的实用主义、实利主义与虚无主义已经渗透其灵魂，他们很懂得如何配合，做各种表演，同时利用体制的力量，最大限度地从中获取自己的利益。[32]

之所以如此，仍是囿于这样的要求，可以得到相应的大学组织运行制度保证，这本就是一整套评价标准、竞争机制和操作程序。起初或基于生存的需求而不得不如此，但一旦由此获利则容易为利所惑而“乐不思蜀”，从而放弃了自我独立的判断意识和学术精神。这种“做戏的虚无党”在学习的过程中，逐渐被训练得善于进行各种“口不应心”的表达，这个到了硕士生、博士生阶段也是在雷打不动的课程中表现得特别明显，大学生的技术化应对与操作技能水平可以说被训练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千千万万的学生卷子上，张张都有着相同的价值标准和思维，“思想的异端”都毫无例外地被“标准化答案”迎头痛击。而现实中的大学生表现如何呢？

吴苾雯的报告文学力作《考上大学的苦恼》在这片现代化的交响中发出了一个不谐和音——或许更甚，是一声惊雷。我们已经零零星星地知道大学校园里的另一道风景，很多学生失望、无奈、厌学、逃课；我们没有在意，没有深究，以为那是每一个时代校园里都存在的少数问题学生，现在则多了些扮“酷”和标新立异的“另类”。吴苾雯敏感地捕捉住并强烈地放大了这一现象，她告诉我们，这是一个庞大的“逃课族”。据一个调查，“基础课逃课率在25％以上，专业课逃课率在20％左右，至于哲学、政治经济学、中国革命史等公共课的逃课率在50％以上”！而在一些高校，因不喜欢所学专业而厌学的学生比例竟高达40％！还有一些学生另做选择，退出了这场以消磨青春为代价的“游戏”，自己玩去了。“逃离教室”和“逃离大学”的学生原因复杂、情况各异，也不是完全没有所谓校风、学风的问题；但显而易见，这是一种与以往完全不同的教育现象，深刻地暴露了我们这个时代的教育危机和文化危机……[33]

未读大学以前，似乎人生的道路唯有上大学这条“阳关道”可走；但是寒窗十年、一朝折桂进入大学后，却又满是失望与迷茫。那些繁重的课程、枯燥的课本、无聊的教学和死板的标准化考试，令广大学子仿若踏入另一间中学，而读研究生，又回到“本科时代”。所以当代大学生普遍的逃课现象，是以一种无奈的方式来表达他们的否定态度。这对那些自我感觉良好的大学组织运行现状，是一种意味深长的“背叛”。

在大学组织的运行中，学生恰如静待被“圈养的羔羊”，被考试、选拔标准这种强有力的、细腻的、貌似公平的规训技术规训，现在还时时伴随着各种“外松内紧”式控制手段堵塞各种显示自主权的学习空间。

人的主体命运被强制性地要求“身体”的屈从，主体是被征服的结果。在这一过程中，大学组织生产大学生主体，实际上就是征服主体的过程。在征服人的过程中，大学组织成为凝聚各种霸权的“集合霸权”。于是当代大学组织日益成为一种通过“教育科学”精心设计的、教育科层管理技术细致安排的特殊塑造机制，大学越来越让位于纯粹的工具性人格的固定再生产模式，成为一种事先谋划好的、科学的或艺术的控制人们心智的技术，成为大学生必须服从的规训机制，成为一种彻底处置知识而处置人的机械过程。结果是大学对工具人的生产越来越精细化，越来越标准化，而所谓主体性的人的教育和精神教育的理想被当作宏大叙事的梦想抛到九霄云外，主体性的人也逐渐忘记了“我是谁”或“我所是”，人的完整性遭到肢解，大学组织日益成为一种“制器”的工具而不是一种“育人”的活动，在大学组织的这个流水线上，一代代“产品”就被这样生产出来。

大学组织作为一个规训的场所，那么身处其中、作为学习主体的学生如何看待自己的被规训？学生是否能知觉自己被规训的角色？他们的顺从屈服、抵制颠覆、无奈被迫、局外生存在学校体制中是怎样的？学生是否能展现其生命力？强制性作为大学组织的本质属性，如何让学生能在学校空间里快乐学习又能尊重个体之间的身体自由？快乐自由和遵守规范之间的界限到底在哪里？这些都需要具有主体性的学习者深思。而实际上，在各种压抑性的规训制度控制下，主动思考的学生被筛选制度一次又一次剔除出来，而真正有思想的学生、具备勇气的青年们以自主学习、自主创业的方式，向社会证明成功的道路并不唯大学是举。市场经济和信息时代带来的巨大变革，让学习不再局限于校园之中，当前课外辅导教育的火爆、“慕课”在线教育的兴起都昭示着新时代学习方式的变革即将到来，恍若“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征兆，高等教育从业者是否还能作壁上观？杨东平教授便感叹道：“天在变道也在变，我们需要有危机感和紧迫感。新世纪之初，世界性的文化革命和教育革命已经惊涛拍岸。我们准备好了吗？”[34]

这样，在大学场域中，权力与知识终于结盟，它不是赤裸裸的、满目霸权的，而是在不同的情境下演变为一系列细枝末节的权力技术，或者说大学组织在现代社会中越来越成为一种精致化的规训技术。我的地盘权力做主，我的地盘也要听从权力，获得“教育”的过程其实就是获得控制的过程。大学组织成为对学生主体性学习权力规训的制度化[35]的集体生活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