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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组织运行的社会学分析-权力与机构

更新时间:2025-01-16 工作计划 版权反馈
【摘要】:在大学组织日常的运行当中,与屡见不鲜的“会议”这一动态场景相比,“文件”的运行算是一个静态的组织运行分析对象。而公文,是指“国家机关、公共组织在履行法定职责中形成的具有规范体式的文书”。由于公文背后代表的是上级领导机构权力的强制力,所以从文件的运转情况可以查看大学组织运行的权力流动。在我国社会组织的日常生活中,法律文本的权威往往与人们相距较远,和人们的衣食住行紧密相关的往往是“文件”。

在大学组织日常的运行当中,与屡见不鲜的“会议”这一动态场景相比,“文件”的运行算是一个静态的组织运行分析对象。我们逐一“拿捏”了会议场域的各个“关节”,窥视了其背后的权力脉络,下面我们“抚摸”一下文件的运转状态。

“文件”是什么?每一个生活在大学组织中人,虽然对于“文件”一词并不陌生,但是要详细地揭示其社会实质,还需要一番深入的文本爬梳。据《辞海》解释,所谓文件,是指“组织或个人为履行法定职责或处理事务而制作的记录有信息的一切材料,是人们记录、固定、传递和贮存信息的一种工具”。汉语中的文件一词,初见于清末,常常作为“公文”的同义词使用。而公文,是指“国家机关、公共组织在履行法定职责中形成的具有规范体式的文书”。国务院办公厅1993年颁布的《国家行政机关公文处理办法》规定,中国现行行政机关的公文主要有十二类十三种:命令(令),决议、决定、指示、公告、通告、通知、通报、报告、请示、批复、函、会议纪要。本书所论述的内容也就是作为国家机关等部门下发到大学,指导、要求学校组织运行的各种决定、通知等公文,一般是指下行文或者平行文,亦即在大学统称的“来文”,而不包括报告、请示之类的上行文[54]。由于公文背后代表的是上级领导机构权力的强制力,所以从文件的运转情况可以查看大学组织运行的权力流动。

1.文件普遍性分析

表4-6 C大学收文运转统计表(行政文)[55]

续表

文件在大学组织的运行中的分布极其普遍。上文我们提到李轶2006年的调查,某省级教育行政部门的行政行为中,“撰写文件、公文、报告占52.3%”,“教委每年要处理的公文一般在3 000份以上”[56],这里“要处理的公文”显然包括来文和发文,其针对高等教育的,应占其中的一部分。笔者为了本研究,搜集了一所大学2016年1月1日到2017年1月1日整整一个年周期的所有来文题录,对于来文单位、关键词、处理流程进行了文本编码和内容分析,并根据其控制强度和控制幅度特征进行了权力特性初步归类统计。C大学收文机构统一为校长办公室和党委办公室,按照国内大学普遍工作惯例,校长办公室一般管理行政文(见表4-6),样本周期内共收二十余个机构来文342份;党委办公室管理党务文(见表4-7),样本周期内共收十余机构来文693份。公文具体情况如表4-7所示。

表4-7 C大学收文运转统计表(党务文)

2.文件权威性分析

文件在大学组织运行中的作用极其广泛。利益该不该享受、职称能不能晋升、工资能不能提高,都靠“文件”来保证。“文件有规定!”“按文件规定办!”往往是某种大学组织行为强有力的合法性根据,也往往是组织成员解决争端的重要准绳。为此,凡有来文,任一大学组织无不把这一权威广为推布,转发来文或者按照要求去指导组织运行,因而大学组织“发文”这一组织行为也戴上权威的光环。

文件的权威性特征在以知识为特征的大学组织得以如此,与整个社会的认知模式高度相关。在我国社会组织的日常生活中,法律文本的权威往往与人们相距较远,和人们的衣食住行紧密相关的往往是“文件”。而文件往往又称为“红头文件”,源于此类文件的文头都是用红颜色来印制发文单位的名称。所以,每年一些地方的“一号红头文件”不仅是媒体捕捉的新闻兴奋点,还令文件所指涉的范围人群欢欣雀跃,因为这是被纳入了权力重视和关注的标志,所以“红头文件”是最为权威的力量表征,拥有极高的社会认可度。但是,与文件对于大学组织运行的巨大作用相比,对它的研究可以说是一个有待填补的领域,目前所见对大学公文或文件进行的专门研究,几乎付之阙如。文件的作用在大学组织行为中为什么没得到应有的重视?难道是因其普通难入研究者法眼吗?抑或是熟视而无睹?

3.文件样式分析

公文的样式是指公文构成的数据项目在公文文面上所处的位置和书写的布局规范。图4-5、图4-6即为国家公文与C大学发文典型样式。

从公文的格式代码、印制顺序号、秘密等级、紧急程度、收文处理标记、发文机关版头、发文字号、签发人姓名等文头各个部分,到公文标题、题注、主送机关、正文、无正文说明、附件说明、发文机关署名、成文日期、机关印章与领导人签署、注释及特殊要求说明等行文内容,最后到主题词、抄送机关、印发说明、页等文尾附注,甚至公文数据在文件版面上的标印格式,公文版头设计、版面安排、字体字号、字行字距、天地页边、用纸规格等等,都有着严格的规定,体现着组织科层制(bureaucracy)的权力秩序,是与国家机构的序列、职能相适应的,也就是第二章我们总结的权力的科层制典型场景特征。

图4-5 国家公文典型样式图

样式说明:由于单色印刷原因,此样式标准难以像真实文本一样准确呈示。五星线及以上部分为鲜红色,发文机构落款处盖有红色印章,其他文本是黑色。

图4-6 C大学发文典型样式图

样式说明:由于单色印刷原因,此样式标准难以像真实文本一样准确呈示。五星线及以上部分为鲜红色,发文机构落款处盖有红色印章,其他文本是黑色。

权力的科层制特征是韦伯首先提出的。这种理想型的社会组织结构应该具有以下特征:组织内部分工清楚,组织成员权责明确;职位分等,组织的职位之间形成自上而下的权力体系,下级接受上级的指挥;行政管理人员基于各种专业技术资格而被选中;管理人员专职化;行政管理人员的升迁根据年资或政绩,取决于上司的评价;组织内部有严格的、统一的纪律,下级要接受上级的监督。韦伯认为,这种制度纯粹从技术上看,是最合理的组织权力敷设形式,也是迄今为止最为经典的权力运行场景描述。但是从韦伯对科层制的特征的陈述中,可以发现它是最适合国家权力机关的一种模式,作为以知识生产和运用为核心职能的大学组织,本身是一个松散的耦合系统,一旦采取“同构”的管理模式,同样形成了科层制权力运作的典型场景并时刻加强着这种场景。第一,组织中有严格而缜密的权力规则,它指导着各个职位上组织成员的行动,从而组织成员的行为都以服从官僚权力为核心。组织中的成员只需照章办事,组织中的管理就是规则的管理。第二,组织中的成员都是有专业资格的,他们以此工作为职业,于是组织是一个能人结构。需要注意的是,这个能人结构未必是学术研究的替代物,他们并不遵循学术的逻辑,实质仍是官僚权力的逻辑,如果把他们纳入学术化管理,一定是“伪学术”,会滋生形形色色的学术腐败,败坏学术风气。第三,组织是以工作为核心的,它以事为本,或遵循了事本主义的原则,甚至排除了人的感情,以保障组织的运行效率。可以发现这种组织结构和管理制度是非人格化的、具有工具合理性的权力运作模式。

4.文件的权力属性分析

文件的权力属性,使之成为大学组织权力的承载体与治理管道,从中可以“触摸”到大学组织运行的“脉动”。多年工作经验和体会支撑笔者对于文件进行内容编码,引入“控制强度”的感性分析[57]与统计,几乎得出了一个惯常的模式:凡是文件“要高度重视……”一类句式的后面,往往是存在“高度不重视”的现实;“要严格控制……”后面的现实往往是已经乱作一团,难以控制;所谓的“用足用好文件、政策”,就是为一些打擦边球开的绿灯,胆大者率先“越位”,捞到文件实惠后马上撤离,待到后续观望者看到别人获取利益也去“学样儿”照方抓药、一拥而上的时候,进一步的“治理”、“整顿”大棒就马上降临,成为“违规”、“违纪”等负面样板。

与法律的刚性相比,文件更具有灵活性特征,可以一事一议,并与权力者“个人意志”高度一体。从C大学来文的内容统计分类来看,行政样本类来自教育厅的文件占了54%,党委样本类来自所在地市委的文件占了69%,二者可以说是大学组织最主要的控制权力机构。对文件文本的进一步分析统计如表4-8、表4-9。

表4-8 C大学的教育厅行政类来文内容统计分析表

从总体上看,规范性文件相对较少,而直接对工作任务和过程进行安排的建议要求类文件在所有公文中最多。这说明上级的教育行政部门仍然偏好直接的行政命令控制式的管理。一部分公文具有周期性和重复性,即每年或者每个学期都会重复发布一次或者多次。主要集中在有关考试安排、招生入学、数据呈报、安全卫生等方面的文件上,真正体现了“三令五申”,甚至“苦口婆心”。然而,这种反复性一方面说明制度规范没有得到很好落实,另一方面说明制度规范总是根据新情况不断调整,不具有稳定性和严谨性。

无独有偶,笔者统计C大学收文后随即上网检索了教育部2016年2月到2017年2月的部分发文,并对其进行了简单主题词统计,虽然选取的样本时间周期并不相同,按照统计学理论并不具有严格上的对比意义,但是出人意料的是,不同年份的类别统计结果却甚是相似,涉及“安全”类的文件为16个之多。而在党务类文件中统计如表4-9。

表4-9 C大学的党务类来文内容统计分析表

原本在上述表4-8、表4-9中笔者还设计了“权力属性特征”一栏,论述这些“文件权力”与大学组织的内生功能相比,究竟是中置的权力还是偏置的权力?是正向的权力还是负向的权力?究竟是促进大学功能的释放,抑或是把大学组织当作了一个什么其他的所在?但经思酌权衡,觉得实在非笔者学力所逮,就把它删去了——但是并不表明这个判定不具有学术价值。

值得注意的是,韦伯的科层制是理想型的权力组织结构和管理模式,并非建立在对所有事实经验的概括之上,而是参照某些事实进行的主观建构的概念类型。虽然这种科层制并不是现有组织权力的实然写照而带有理想成分,但是所有领域的现代社会组织的发展都与科层制的行政管理相一致的。韦伯之所以认为它是合理的,是因为它能体现追求高效的组织目标。当然,科层制也有负功能。社会学家默顿认为,严格的纪律、繁琐的规则使组织成员只照章办事,形成“官僚主义人格”,他们有时忘记组织的目标,甚至把规则当作目标从而发生目标置换现象。另外,由于组织按专才选用人员,所以当那些专家遇到规则未能涉及的问题时可能会束手无策,从而产生“训练出来的无能”的现象。例如,接到上级权力机关的某个文件,下级面对这一文本化指令,一般是层层照转,不需要开拓性的工作,所以经常出现这样的公文情形:“关于转发《××厅〈关于转发××部(××通知)精神的通知〉》的通知”,这个在大学组织生活里并不鲜见,笔者称之为“夹层括号”文件。另外,组织中严格的分层及权力的明确配置也会使上下级之间的沟通变得繁琐,在下级遇到新情况时会因层层向上请示而可能贻误时机。事本主义原则也把组织成员限制在工作范围内,缺乏感情沟通,这就是当前大学组织对于铺天盖地的繁琐表格管理疲于应付的原因所在。

总之,在大学组织运行当中,不论是静态的场景,还是动态的表演,这是大学组织日常运行的实际状况。虽然在大学组织内还有许许多多的其他场景,但是“一滴水可以看出太阳”,一两个场景或就可以全面、清晰地展现出这个“权力的在场”,映照出组织运行中“权力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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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在中国政府的科层制机构序列中,不同层次的公务员都以职位级别来划分,从上到下分为国级、副国级,省(部)级、副省(部)级,地(厅)级、副地(厅)级,县(处)级、副县(处)级,科级、副科级,员级。这种级别还与军队组织的等级序列一一照应。具有某一级别但是没有相应实职的分别称为某某级巡视员、调研员,也有高职务级别人员担任低一级职务的情况,一般要在名字后面加括号注明其真正的级别是某某级。职位级别不仅是一个人职位责任、权力控制幅度工作待遇的标志,同时也是一个人享受工资进档、福利补贴的依凭,有时还是某种信息阅知(知情权)的范围标准,譬如,党组织或者政府的某类文告就明确注明此文发至“县(团)级”,亦即“县(团)级”以下级别的人员就没有权力知晓该内容。与对公务员的个人管理相类似,国内对于“企事业单位”等一切“单位”社会组织都比照公务员的职位级别来管理,这种赋予社会组织人格化的高低层次就是“组织级别”。在社会组织细胞彻底纳入统一控制秩序——“单位化”的年代,各种单位俱有“级别”,甚至连一些宗教协会、各种学会等社团亦不例外。组织级别一般按照该组织内最高级的职位级别来衡量,最高职位级别为某级的社会组织即为“某级单位”。一般来说,国内高校除了一小部分重点大学为“副部级”之外,普通的本科院校组织级别均为“正厅级”,专科学校为“副厅级”,中等专业学校根据主管部门的不同分别为处级、副处级、科级不一。组织级别往往与职位级别“一体同构”,亦即某人只要担任了某种级别的组织负责人,当然也就拥有了该职位级别,高职低任或者低职高任都仅仅是暂时的情况;组织级别一旦“升格”,那么所有组织内的各阶层人员都有一起“升职”的可能。作为同属一个干部管理部门的工作习惯,在地方政府部门任职的常常派往高校担任领导干部,高校的也有到地方任职的,是为“干部交流”,高校到地方任职的一般为科技“挂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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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在20世纪90年代初的时候,北京出租车司机月收入大概4 000元,而北大的一个教授也就是400多元。许多教师为了养家糊口,不得不千方百计挣一些“外快”。孙立平.大学究竟应当改什么[N].经济观察家,2003-07-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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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此点受启发于武汉大学冯天瑜教授的学术讲座。冯先生近年来在不同学科的核心概念中西语义对接问题上的爬梳尤深、着力甚殷、成果斐然,感谢他的指导与点拨。进一步可参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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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即2003年北京大学教师聘任制度改革引起的公共讨论,基于它对中国大学制度的深度反思,部分媒体命名为“燕园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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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与福柯论述“知识/权力”的模式相类似,我们在论述当前大学组织中行政权力与党务权力中,实在不能也无法把它们清晰地分开。虽然在日常的大学组织话语体系中,也有“行政系统”、“党务系统”之别,党政分开之语,但二者实为一体。理由如次:两套系统的人事管理权系出自一个部门;两套系统的人员可以互相平滑转化;两套系统交叉啮合共同构成一张权力连续谱/排列顺序,例如以一个最为普通的“厅级单位”大学组织来说,其职位级别大致上是以“校(院)长助理—工会主席、纪委书记—副院长—副书记—校(院长)—书记”层级排列为一“权力连续谱”。因此组织系统上表面的分离遮蔽不了其实际运作上的一体,故仍把它们统一论述。这种论述模式不存在事实上的价值判断意味,只是从此一客观现象的存在状况,进行实然描述上的方便出发而已,虽然他们的功能取向和目标追求是不完全相同。

[44]需要说明的是,此一概念受李硕豪研究的启发。他把大学里面的行政权力和党务权力合并为职位权力,简化了分析框架,更贴近当代大学组织生活真实,从某个侧面也接近了笔者的主张。但是更进一步地分析,职位权力描述的是一个虚或实的行政、党务职位具备的影响力,其中的“级别”等层次意味十分突出。但是这个概念的涵义无疑应该把一些很多富有中国特色的行政虚职、党务虚职包含进去,例如行政系统的“科员”、“主任科员”、“副主任科员”、“处调(即处长级别的调研员)”、“副处调(副处长级别的调研员)”、厅巡(厅长、副厅长级别的巡视员)等等,党务系统的科级、处级“组织员”之类,这些“职位”其实是很中国式的,“说官不像官,是官无岗位”,但是你不能说他们没有“职位”,因为职位里面所包含的核心信息他们全部有了,那就是权力“级别”,但是岗位拥有的丰富信息(掌控相应资源等权力实质)则被剥离。而在当今的大学组织实际运作当中,这类职位还不在少数,使人们无法忽视它的存在。所以有必要在研究中把这些因素考虑进去。实际上,这些无岗的“职位”未必是“行政权力”、“学术权力”的钟情所在,他们更关注的是“岗位”,所谓的“科学设岗、按岗聘任(任命)”说法无疑为这个提供了佐证。况且,行政岗位、党务岗位,相同级别之间频繁的相互代换、平滑过渡,更为“岗位权力”这个概念提供了可诠释性。感谢董泽芳教授对此的提醒、辩驳、诘难与指导。进一步可参见:李硕豪.权力博弈:一所中国大学内部权力运行的故事[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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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郑也夫.博览与勤思:治学之道[J].博览群书,2006(1):48-57.

[52]目前正在进行的大学本科教学水平评估对教学组织工作运行设计了19个一级指标,每个指标下面有若干个教学运行状况的“观测点”,此亦系实际应用一例。

[53]会议中的掌声不能仅仅被视为是礼仪与习惯的范畴,需要纳入社会学之眼来窥视掌声后的权力因素,掌声后面往往意味着权威与控制。最近看到的一则典型文本可资佐证:“基洛夫这些话每次都被热烈的掌声打断,看上去,全党紧密团结在以斯大林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是毋庸置疑的。但是,斯大林没有被假象欺骗,他知道,掌声和动听的颂词后面,一场针对他的前所未有的阴谋正在集结。他闻出了汇集到十七大的阴谋气味。按规定,党的总书记,也就是斯大林,出现在主席台时,掌声应该10分钟,政治局委员则应控制在2分钟,可基洛夫上台时,暴风雨般的掌声远远超过了规定时间。”基洛夫后来遇害,此事件亦是大清洗的重要源头之一。2007年是苏联大清洗70周年,各地纪念颇多。文中着重号系引者所加。进一步请参见:凤凰网.苏联大清洗七十年:回顾、反思与救赎(凤凰历史特别策划之一):基洛夫的掌声超过了2分钟[EB/OL].(2008-01-15)[2018-05-13].http://news.ifeng.com/special/daqingxi/.

[54]公文的发文机关与收文机关之间的往来关系称为公文的行文关系。具体地说,行文关系是根据机关的组织系统、领导关系和职权范围所确定的机关之间的文件授受关系。国家行政机关的隶属关系和职权范围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的,地方各级人民政府服从国务院(中央人民政府)是我国各级行政机关行文关系的基本准则;党的各级组织的隶属关系和职权范围是由党的《章程》规定的,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是党的各级组织行文关系的基本准则。根据不同的行文关系,可以以某个单位为基准,把公文分为上行文、下行文和平行文三个方向。下行文是指上级领导机关或业务主管部门对所属下级机关或业务部门的一种行文。上行文是对上级的一种行文,平行文是互不隶属机关之间的一种行文。日常实践中,常常把某单位收到的文件统称“来文”,制发的文件统称“发文”。

[55]凡属于多个机关联合来文的,按照主导机关进行单一统计,避免重复;对于控制强度的划分分为强、中、弱三类。具体依据是,凡多数来文对于所安排事务有明确指令性完成要求的为强控制,根据本单位情况自由选做的为弱控制,介于二者之间的为中控制。控制幅度意谓该部门所发出的文件对组织成员影响面比例,设为Ⅰ(10%及以下)、Ⅱ(10%~30%)、Ⅲ(30%~50%)、Ⅳ(50%~70%)、Ⅴ(80%及以上)五档。很显然,控制强度与控制幅度存在某种联系。需要说明的是,此为笔者根据自己多年工作体会进行的初步统计,如果在更充裕的时间内,其编码精确性与可解释性有进一步改进和讨论的余地。

[56]李轶.教育行政:是什么、做什么[J].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07(2):157-171;192.

[57]进一步,似可以将此数据赋值构建数学模型进行定量化研究,但本书在此暂以感性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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