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组织权力与机构的社会学分析

会议，一个极其普通又为我们所熟悉的词，指代一种极其频繁的组织活动。因其涵义极其普通和不言自明，中国最具权威性的大型语文工具书《辞海》甚至都不予收录；著名相声演员马三立先生甚至还专门创作《开会迷》以言讽此事。实际上，大学组织的教学、科研、人事安排、资源配置等一切活动，几乎无不通过开会的形式加以实现。非会无以行事，无会难以运行，会议是中国大学运作、决策形成和制度安排的主要手段。我们很难想象，如果没有“会议”，大学该如何运行。大学中的很多机构的基本形态就是开会，所以有些机构干脆就叫会，如校务会、教授会、学术委员会、学位委员会等等，这些团体不开会就无法证明自己的存在，只有通过“开会”，才会在组织运行实践中触摸到这个机构的“样式”。

笔者随机抽取了A大学2016年第14、15、16周“学校大型活动日程表”，就显著体现了“会议”在一个大学组织整体运行中的频度；又深度访谈了B大学教务处处长随机一周内活动安排，体现了“开会”在一个行政岗位组织行为中的构成情况；而进一步根据C大学校长办公室2016年7月31日至2017年8月1日的所有会议记录进行文本编码后，得出样本大学一学年内会议情况如表4－4。

表4－4　C大学校方会议的文本编码统计表

说明：
1.C大学在一年周期内安排由校领导参加的会议共412次。以最多每学年40周计，共200个工作日进行统计，则每个工作日平均为2.06个会议。会议最多的一周，5个工作日有22个会，最多的一天共有6个会。
2.以校长办公室会议记录为文本依据，采用主题词方式、参加人单位属性等方式依次编码，会议内容取频次最多的6词列入。
3.绝大部分会议由党委和行政领导同时参加，会议参加者多是校级、部处级、院系级党政领导，即使是关系到学校教学、科研工作方面的会议也多是领导唱主角，真正在教学科研第一线的专家学者常被作为不固定的“另行通知人员”。开学典礼、某些庆典活动类属于大型仪式性的“其他”类会议的普通教师、学生参加较多。
4.共有85％的会议由党、政两大系统操办和主导，凸显了其强势控制态势。有关学位、职称等学术性委员会会议相对较少。

如前所述，学校层次的会议，A大学平均每周25.6次，C大学平均每周11次，B大学的教务处长随机的一周为7次，都从不同侧面说明了“开会”这一组织行为在大学组织运行中的普遍性。所以，对于“会议”这一社会事实的社会学分析，可以折射大学组织行为的实质。

社会学家郑也夫先生曾经根据会议的功能，把会议分为鼓动情感的会议和信息传递的会议两类[45]。鼓动情感的会议包括现今的誓师会、动员会、表彰会，以至开学典礼等，这类会议的目的在于鼓动群众的情绪，激励人们的斗志，统一大家的意志，其实质只是一种“仪式”。信息传递的会议包括报告会、政策讨论会、学术交流会等。组织者与参加者出席这类会议是为了传达、接收、交流某些情报、知识、思想、政策、意见。还从信息传递方式上，把这类会议分为两种。一是单向信息传递会议：一方讲，另一方听，很少有反馈和交流。如政治报告会、文件传达会、某些学术报告会和工作汇报会。二是双向、多向的信息传递会议：与会双方或多方既是信息传递者，又是接受者。如：务虚会、政策研究会、决策会、学术讨论会、恳谈会等等。

不过，这种分类方式主要是从会议的内容角度进行研究分类，但是郑先生这种20多年前提出的分类方式有其逻辑交叉、含混之处。很显然，凡是会议，有哪一个不是进行了“信息传递”呢？所以笔者另辟蹊径，从布迪厄的“场域”理论和戈夫曼的“拟剧社会学”理论出发，从会议的时空、相对位置、言说态度、时间秩序、话语次序等方面，对“开会”进行一番社会学描述：所谓“开会”这一组织场景，一旦通过我们的社会学之眼，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制度化的权力仪式”。

在论述权力的真相时候，我们曾经谈到过权力的运行场景有场域描述和拟剧社会学描述等。场域（field）描述是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布迪厄最先创立的社会实践理论体系，是其关于组织权力运作研究依据的基础空间结构。他从外部行动者在社会空间所占据的位置“场域”、行动者行动的动力资源“资本”以及从内部揭示构建行动者和各种性情倾向的“惯习”三个核心概念出发，构建其社会学理论。何谓场域呢？布迪厄的界定是：

一个场域可以被定义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或一个构型。正是在这些位置的存在和它们强加于占据特定位置的行动者或机构之上的决定因素之中，这些位置得到了客观的界定，其依据是这些位置在不同类型的权力（或资本）——占有这些权力就意味着把持了在这一场域中利害攸关的专门利润的得益权——的分配结构中实际的和潜在的处境，以及它们与其他场域之间的客观关系（支配关系、屈从关系、结构上的对应关系等等）。[46]

也就是说：第一，场域是一种建构研究对象的方式，既是把对象分离出来的手段，同时又是一种关系性的概念，所以布迪厄的反思性思维又被自己称之为“关系思维”；第二，场域还是一个争夺权力与资本的场所，一个“权力争夺的空间”，“场域是力量关系——不仅是意义关系——和意在改变场域的斗争关系的地方，因而也是无休止的变革的地方”[47]；第三，关于场域的关系性思维。在坚持场域关联性原则的同时，并不把一个场域还原为另一个场域。相反，布迪厄认为在一个分工日益细密的现代社会，各种场域都有自己的“半自主性”或“相对自主性”，“在高度分化的社会里，社会世界（大组织——引者注）是由大量具有相对自主性的社会小世界（小组织——引者注）构成的，这些社会小世界就是具有自身逻辑和必然性的客观关系的空间，这些社会小世界自身特有的逻辑和必然性也不可化约成支配其他场域运作的那些逻辑和必然性”[48]。和其他的西方理论家一样，很多人对于这些诘屈聱牙的概念都是分外头痛。为了更显“学术状”，笔者还不得不引用，实际上，最简单的理解：布迪厄的“场域”＝静态的社会组织结构＋动态的权力控制与冲突。场域并非指物理空间，也不同于通常所说的领域，而是各种力量较量的场所，通俗地说就是“社会战场”。当然，权力控制和冲突建立在各种资源的占有上，布迪厄把这些资源称为“资本”，有社会资本、文化资本、经济资本之别。

具体到一个场域本身的结构来看，由于资本的不平等的分配，因而场域作为位置空间的结构并不是永恒不变的，它是一个权力永恒斗争的场所。每个获准进入场域的行动者必然会受到场域逻辑的压力，也就是会认同场域的游戏规则，但另一方面，每个行动者都程度不同地谋求获得更多的资本，从而获得支配性权力位置。而这也就意味着，行动者最终的目的是通过分类斗争争夺制定场域的合法定义的权力。根据每个行动者自身的惯习和拥有的资本，行动者的策略总的来说可分为三种：保守、继承和颠覆。当一个场域基本上处于稳定或静止状态时，保守或继承策略是行动者的主要选择；但是，当一个场域处于激烈的变革状态中时，保守策略和颠覆策略的符号斗争就成为场域的一般特性[49]。场域的基本特征是权力争斗性、历史性，以及由此而来的不确定性。在布迪厄看来，场域是松散的，正规化程度较低，某种场域并非是依照单一规章制度机械性运转的机器，而是充满斗争的社会空间，具有实践上的策略性和不确定性。

在现实中，每一次开会的“会场”，即所有参会人员、会议议题、进行议程、言说双方等软件性内容和会议的硬件——会议安排、会场布置等物理性空间等一起，实际上就都组成布迪厄所说的“场域”。从会议空间安排上说，每一个“会场”的场域空间都可以很容易分辨出高下、主从、中心与边缘、主动与被动、“演员与观众”——在这些场域空间中，每一个组织成员都不仅仅是自然的人，在某种程度上，他们都在场域空间的权力压制下，在进行着适合各自身份的权力表演。

拟剧社会学的代表人物戈夫曼相信，真正意义的自我，仅仅是一种抽象性的概念，它来自对个人在日常生活中表现出的种种行动所反映出来的意义的提取。因此，他把抽象性的理论术语“社会现实—自我”转换为通俗性的日常话语“戏剧—演员”。作为一个符号互动主义者，戈夫曼认为在“演员”与“观众”的互动过程中，演员必然要对自己在表演时的种种行动进行“印象管理”，去反映一系列故意或有意性的行动，如制作场景、有意性的渲染气氛、呼应观众、呼应“领导”等。而演员之所以要进行印象管理，原因是演员所期望的行动或多或少地受制于观众或者领导的权力要求——依社会价值、规范等所形成的要求，比如，台下的观众里有领导、同事等权力相关人。因此，为了尽可能地实现理想化的结果，演员就必然要在所表现的行动中，不时地控制自己、管理自己。其具体方法包括：一、选择；二、隐藏；三、掩饰。所谓选择，是演员在表演时，要尽可能地按其角色的要求，对已有的前台背景、环境予以选用，使之有利于演员的表演，从而实现更趋向理想形象的目的。隐藏的内容多种多样，但要义是为了表演出理想的形象，演员在表演时隐去不利于自己表演的东西，从而使观众因不明“内情”而去赞赏演员的表演。如果演员在表演过程中出现了差错，好的演员可以用其他手段对其进行掩饰，以便让观众因不能发现破绽而认为该演员的表演本来就是如此。

戈夫曼运用戏剧语言对组织间个人互动关系进行了社会学描述，正确地指出了社会组织这一“剧作者”以及舞台下观众的“剧本期望”对于演员的控制作用，也体现了社会结构对于个人行动的制约性，实际上就是一种权力影响下的人际互动关系场景。戈夫曼用“带着面具的人”、“故意演戏”等概念分析互动中的人，强调人在行动过程中虚假的一面，也遭到了强烈的批评，称其拟剧理论“是出卖灵魂的社会学”[50]。但是，在某种程度上，用这种分析方式是可以惟妙惟肖地关照组织中的人在权力压迫下（诸如某些仪式化的场景中）的行动策略。

事实上，大学组织中的“会场”就可以视作观察各色人等如何在权力支配下的表演舞台。因为“社会科学就是一个解释系统，解释我们的社会，解释我们的世界”[51]，也就是说是一种具有探索性质的阐释性学科。从文化社会学的角度来分析，个体的主观状态决定着对社会的认知，因此必然存在局限，同时更依赖于他者的“重现”——这种他人的互动（权力）对个体的行动应对策略具有强烈的影响力，但这种“再现”也一样无法避免个体主观意识的过滤、校正和反馈，并且受自身视界的限制，以自身的位置为原点来传播的。因此，有关外界的认识并非是完全客观的，而是一种建构的过程。开会这样的仪式就建构着不同经历、不同位置的人们对于大学组织运行、规则、活动的认识。所以，既然这个舞台的各种表演是在权力的支配下进行的，当然反过来，我们也可以通过布迪厄的场域理论和戈夫曼的拟剧社会学理论，来对场域内“舞台效果”进行社会学分析，透视里面的权力运作状况，审视关于“会议”这个场域空间中的权力秩序。

图4－2、图4－3、图4－4是大学组织内三种典型会场场域空间示意图。

图4－2　典型会议场域空间Ⅰ（大型会议）

图4－3　典型会议场域空间Ⅱ（中小型会议）

图4－4　典型会议场域空间Ⅲ（中小型会议）

在这些会议场域中，权力秩序存在着三种典型样式。

1.空间对比秩序

上述三个示意图是一个不同类型会议场域的典型空间分布。凡会议，都有所谓“台上”、“台下”之分，“台”实际上就是会议的场域空间，而“台上”、“台下”就是整体空间进一步划分而成的若干个子空间，这些子空间之间存在着一种无形的、细腻的权力秩序。即以典型会议场域空间Ⅰ而论：(www.xing528.com)

首先，主席台这个空间的安排在平面高度上一般要超出下面三个子空间，高与下、主与从、中心与边缘等层次感分外强烈，处于三个子空间的所有身体对于主席台均需仰视才见。

其次，主席台本身也有一种中心与边缘、主导与被动的权力秩序之分，台上的座位分布顺序都是严格预设的，并以座名牌为符号标志提前对身体予以固定。一般情况下，它的规则是严格按照官阶高低、权力大小、资历长短严格布局，在主席台上从中心到两边依次排开，丝毫马虎不得。这个权力“排序学”对于每一个大学的行政、党务办事机构（校办、行政办或党办）的负责人来说，都是一个不得不熟稔于心、滚瓜烂熟的“基本技能”，这个如果不及格，那么他在那个岗位上一日都待不下去。情况甚至发展到大学组织的电话号码，文件发放等一切涉及排序问题的，不论是个体的人或者是机构，不论是有意或者无意，大致都会如此，这就体现了组织权力的逻辑。它深深地扎根于每一个组织成员的行为模式深处。

大学组织这个秩序是从哪里来的呢？很明显，它与岗位管理权力主导管理模式有莫大关系，也就是从官僚权力系统脱胎而来。熟悉大学组织运行过程的人都知道，这个排序的依据就是负责某一大学组织校级领导班子的组织部门下发的任命书先后排位次序，这个次序也是在组织内大家认可的权力大小等级数列的最终依据。此外还有一点可供佐证，即有上一级单位的领导干部光临会场的时候，像教育部（厅）的一个普通处长到了一个正厅级或者副部级的大学组织，即使这个自然人本身的官职级别相比于厅级、副部级的院校长、书记低许多，但是也往往被安置于“主1”号中心位置上，因为这些级别低许多的“普通处长”，其背后是掌控大学组织运行的强大权力部门，所以，被尊奉的不是其个人，而是其背后的权力，此亦权力的逻辑。

其三，主席台下面三个子空间也存在有中心与边缘的关系。处于不同空间内的行动者受到的场域控制强度明显不同，距离的远近、会场的大小与场域权力的控制力度成正比例。处于会场边缘、角落的人可以相对自如地掌控自我的身体，受到场域权力逻辑的压力相对较小；处于中心、舞台中央的则受到场域权力逻辑的强烈控制。譬如，典型会议场域空间Ⅰ中，处于台下角落的人，可以对于台上的言说者的高论嗤之以鼻、漠不关心，也可以在众人鼓掌欢呼的时候耸耸肩或者无动于衷。但是，一旦他处于舞台中央，处于权力者的眼皮底下，他都会随着这个强烈的权力控制而翩翩起舞，即使多么不愿意，也不得不控制自己的身体、举起手拍几下巴掌来进行敷衍。

其四，最高权力者“主1”不仅仅是会议场域的话语核心，而且还代表整个会议的层级和规格。在这样的仪式中，会议内容并不重要，而最重要的是谁召集了会议、哪些人参加了会议、谁主持了会议。高级别的权力者能够光临会场，不仅仅使会议的主办者脸上增光，更使会议本身增添了形式上的合法性和价值上的重要性，所以，任何会议场域，谋求更高级别的权力者出面就是顺理成章的了——而权力者是否真正对会议的内容具有必要性是不重要的。

在这里，权力者仅仅是一个级别符号而已，权力者本身对于会议内容也是不会去认真对待的。笔者曾亲历一个不可思议的荒唐场景：一个被隆重邀请的上级权力者端坐于“主1”位置，心安理得地接受这个场域的恭奉敬仰。在仪式进行到要表示“一贯重视”这个大学的礼节性致辞时，他竟然活生生地把这个大学的八个字校名说错了！下面师生一片“嘘”声响起，他马上悟出了自己的尴尬之处，连忙主动改口纠正了两次，但不改也就“忽悠”过去了，他再改还是没有说对！这时候他脖子憋得好粗，脸孔涨得通红，最后只好把一个子虚乌有的“大学”硬生生咽到肚里去了！这个场景曾惹得该校师生恶语相加、讽刺挖苦了好几年，成为一则现代版的大学“世说新语”。

2.时间先后秩序

我们谈到，在社会学视角下，这种极普通的“开会”场景可以透视出深刻的权力运作逻辑。实际上，不仅从空间对比上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在时间秩序上同样表现得淋漓尽致。在会场上，诸多的“观众性演员”都必须先期到场，最后入场的往往是“权力尊者”；因为各种原因迟到的群众演员在进入会场的时候，身体都不由自主地产生一种局促感、负疚感，弓腰、含眉、低首、轻足而疾走，尽可能不引人注目地溜到角落的一个空位上；但是“权力尊者”特别是主席台上的权力者如果迟到，则多是气宇轩昂，严格按照“权力的先后秩序”鱼贯而入，还要接受所有人的欢迎掌声，体现一副唯我独尊的派头。更突出的是，在Ⅱ、Ⅲ型会议场域中，要是主要的权力者（领导）在开会时迟到半小时，大家就一齐等半小时，即使日理万机的权力者说“你们先开着”，但是大家还是要等待。因为领导不在场，会议本身就毫无意义，有些言说只有面对权力者才有价值。这样的舞台剧中，领导就是表演的“主角”，主角不到场，演出自然无法开始。如果在这种制度化的权力场景中，领导（权力者）和普通教师群众（演员、参与者）聚则共同平起平坐、分则同时一哄而散，成何体统？不就是蔑视、违反了几千年权力等级秩序的传统了吗？所以，这种深度的社会学分析结果，仍然可以从大学组织的普通开会场景中读出某种社会传统的影子，正好也从另一个角度验证了我们曾引证过的阿什比勋爵的那句名言：“任何大学组织都是环境的产物。”

3.话语文本秩序

言语、文字是人类社会特有的交流工具，也是社会生活的表现体，言语、文字可以并且能够反映社会场域的一切。言语是语言的现实形式，海德格尔认为“语言是存在的家”。虽然我们生活中常常有“可以意会，不可言传”的说法，但那并不是因“言语表现力贫乏而无法形容”，实质是言语表达的内容难以大摇大摆地公开陈列在桌面，是“言近而旨远”，“听话要听音”，需要行动者去体味言语背后的权力意图。譬如，生活中求人办事，被求之人就常常以居高临下的姿态启发道：“这个事情很难办啊！”伴随着这一声尾腔摇曳的语气，如果你天真地以为“事情真的难办”，那就错了，富有生活阅历和经验的人都清楚，这种腔调与姿势和权力寻租的企图往往紧密相关。但是由于我们天天使用而习以为常，很少能体会言语、文本背后的权力意味。言语在人们的交往过程中，由于不同的词汇、声调和使用的场合，也昭示着某种社会地位，寓含着权力、权势与秩序。“开会”作为一种制度化的话语仪式，在大学组织的权力秩序中具有重要的分析意义。

维特根斯坦认为，语言都有其自身的规则，他将这种规则称为语言策略游戏。福柯认为，语言和文本是一种具有历史、社会和制度独特性的陈述、术语、范畴、信仰的结构，它可以造成一种不同于国家与专政机构的权力，他称之为“话语权力”。在权力场域中言语、文本无处不在，话语有不同的维度，可以从许多方面去倾听、观照与解释。言语可以是口头的，也可以是书面的；可以是有声的，也可以是无声的；可以是正式的，也可以是非正式的。社会地位、权力与权势不同，词汇、声调也会有差异。话语源于权力，话语中包含着权力，话语的实践隐含着权力运作。

大学组织会议场域的话语权力秩序可以从若干个方面去逐一拿捏：

——谁能言说？谁在言说？谁能言说，实际上是会议场域中的参与权问题。能够参与，表明其言语已被纳入了权力的考虑范围，代表了“元话语”，拥有了话语权。通常情况下，谁有资格参加这种级别的会议也就在某种意义上代表着某种资格和权力。这种权力蕴藏于制度环境、生活知识与现实理性中，这种权力含有无形的权威性，使大学组织中的人们不得不服从它、依赖它。而同样是一句话，言说者不同，产生的权力效果大不相同。话语权的大小取决于“言说者的”社会地位，其结果就产生了这样一种状况：在会议场域中，出现在一定的权力关系中的某些人或者保持沉默，或者言不由衷。沉默并不是因为无话可说，而是因为有话说了也没有用，于事无补，于是他们选择沉默；有时候则是因为他们的话无处可说，即使偶尔有机会说了也被认为“人微言轻”，不值得关注；有时候则在权力场域的压力下为了避免被清理出“权力的在场”而不得不配合权力者的表演。造成“小人物”的语言在情感和思想层面上的压抑。这种压抑是一种隐蔽的、表面上无形的人为控制，它在会议场域中就表现为一种真实的权力。

——何时言说？说了什么？话语系统作为一种权力关系，它不仅意味着谁有发言权，谁无发言权，而且还涉及一系列言语逻辑边界和禁忌：它规定什么可以说、什么不可以说以及谁先说、谁后说等很多的禁忌和雷区。作为场域中人，大家都小心翼翼地避开不去触碰。比如从有的大学的春节座谈会就可以显示出端倪。作为每年的例行“节目”，这个座谈会的“剧情”是在演出之前就编排好的，包括时间、被邀参加的“主配角演员”、“剧情内容”、“主题对白”等，都是经过严格安排的。作为一个追求“功德圆满”氛围的仪式性会议，为了体现其参与者具有广泛的代表性，所以常常无缘与会的普通教师、学生、工人师傅、离退休人员等都有代表应邀参加。除了常规的会议发言秩序外，在貌似随意、人人可以参与自由座谈的口号下，对于会议发言人，主持者在会议之前实际上都一一做了安排和要求，还对于言说的内容与主旨进行了暗示、启发与诱导——要求言说者根据自己的身份从不同的角度代表不同的角色群体，来烘托一年来“学校各项事业大发展、政通人和的大好局面”，表达自己“心情十分激动，决心以实际行动在新的一年做出更大的贡献”云云。

——话语外观与意旨？在任何社会场域中，正如福柯在《知识考古学》中所指出的：“话语一旦产生，即刻就受到若干程序的控制、筛选、组织和再分配。”即使从话语本身能再生权力，它能够给事物标定秩序，支配与控制人们的行为。话语不仅有“弦外之音”，还有声调控制。例如，会议场域中人，不管主席台上“他者”的发言，是否和自己的观点相一致，但是，一旦权力者在平铺直叙的话语中提高了腔调，出现了明显的停顿，这就是权力者发出的征求响应的“集结号”，这显然是需要“群众”演员鼓掌呼应表示赞同的，这时候，一切思维游离、精力发散的身体必须集合归队：都不由自主地要配合去鼓掌并投之以赞同的目光——这种配合是不由自主的配合，是权力场域对置于其中的所有身体的无形控制。每一个获准进入场域的行动者必然会受到这种场域的逻辑压力，行动者的策略只能是保守或者继承，也就是会不得不认同场域的游戏规则。认同了这个规则，在我们的生活中，这个人就会被视为“举止得体”、“答问合宜”，也即会被这个场域所认同，进而会在这个场域的规范和逻辑体系中生存下去。而行动者一旦采取颠覆的原则，那就要冒被这个场域清理出去的危险，一旦被剥夺了参与游戏的权利，“不和你玩了”，那么也就不在我们的论述场域中了。

——言说中的首席。正如会议场域中最重要的是“谁”来言说，其次才是“会议谈什么”的格局一样，由“谁先谈”，也是话语权力的一个重要“观测点”[52]。一般来讲，在任何一个会议场域，最高权力者往往都是“言说中的首席”，在会议开始之时、结束之前等“关节点”，首席（主要领导）总要来一番激动人心的“开场白”，或者是“再补充几点”，或者“总结”发言，通过这些最高权威所推展的言说，与会者可以体会到话语权威带来的现实权力感。而在所谓决策、讨论性质的会议中，“言说中的首席”往往会对会议场域的后续论调起一个调控性的先入之见。特别是在典型会议场域空间Ⅱ、Ⅲ中，演说中的首席作用十分关键。场域的整个话语秩序要定一个什么样的调子、怎样被谈，与这个言说中的首席有直接关系。所以，富有经验的会议组织者往往特别关注这个角色，通过掌控这个角色来调控整个会议场域。除了最高权力者外，言说中的首席往往还会由场域中资历最老、水平最高者担任，因为内隐的权力秩序使其他资格、阅历“嫩”者怯于率先言说，即使在首席言说之后，他的主旨与论点也会受首席论点的压抑或者带动。

——言说中的主持。言说中的主持是会议场域中另外一个重要角色。一般来讲，会议的主持往往由典型会议场域空间中的“主2”或者“副”担任，有时候他又与“言说中的首席”合二为一，调控会议场域的进程。“主2”在最后还一定要代表这个场域空间对于“主1”的发言做出一番推荐、肯定式总结、陈述和号召，经过“主2”推荐性定调，“主1”的言说延展为整个场域的共同价值话语，成为此一场域的所有行动者的共同目标追求，从而在与会者之间形成一种“我们”这个群体的团结感。这一“会议舞台剧”也因此推向高潮，接下来的，自然是“哗哗哗”的赞同性掌声了。

会议场域空间的话语文本秩序是权力逻辑的重要表现形态，我们尽可能对其进行深入的窥探。当然，这个场域的权力秩序延伸所及，更可以遍及于大学组织甚至是其他社会组织的方方面面。譬如，延伸于电视新闻报道，有关最高权力者的内容往往要放置于头条，镜头语言形式往往是对于“主1”的镜头特写要长于几秒钟，然后是“主2”要稍微短一些，严格以此顺序类推，等到台下的大众当然是整体性的宏观镜头一扫就过去了；延伸于报纸新闻报道，则更是头版头条是哪个，哪个放报眼、哪个放报头，版式如何编排，字号多大、采用何种字体、文字量多少，四周是否要加“花边”，都有一本厚厚的“权力秩序手册”，这个要求常常是“功夫在诗外”，写不到正式文本上去，编辑学理论上是没有的；甚至延伸于照相站位、走路先后、饭桌座位等不一而足。权力的秩序还有更极端的时候，有的甚至要规定哪一类人物一出场露面，要“鼓掌十分钟以上”，哪一类“不能超越二分钟”[53]。一旦违反就要犯方向性错误，遭到这个场域的惩罚。

通过开会这样的制度化仪式，不断地给组织中的人们传递、挟带、渗透强烈的权力信息，制造权力笼罩下的希望，提供权力保证的承诺，进而营造追逐权力、崇拜权力的组织运行氛围。当然，这门学问在社会学、高等教育学、新闻传播学等相关教科书中是没有的，这个极具特色的“知识体系”需要深处权力场域中的行动者个人的悟性去体味，心思灵动、能揣摩、转得快的行动者在这个体系中会得到格外的奖赏。实际上，从一个普通会议场域中的权力秩序，更可以推展到整个大学组织的运行秩序。其中最适合这个场域空间、行动表现最优秀者，最终有一日要到达舞台正中央“主1”的位置上，次优者可以依次占据这个权力秩序的各个层级位置。一旦这个权力体系得以构型，那么，它会“依样画葫芦”地要求后来者，从而使这整个权力秩序体系不断地得以复制、再生，从而完成了下一轮权力秩序的再生产。

大学组织中，类似“开会”这样典型的权力在场还有很多，像公文的运行、发展规划、总结等等，通过对这些日常表象的深入分析，可以洞悉大学组织运行的权力逻辑。作为“管窥”一个对象，下面让我们把目光投向下一个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