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组织内权力板块扫描：权力与机构的社会学分析

组织社会学的研究，对于一个社会组织的观察参照的标准和考虑的要素往往不同。按管理学教科书可分为：直线制、职能制、直线职能制、事业部制、矩阵制结构、多维立体组织结构[4]。这一划分方法呈现了组织结构从简单到复杂的形态演变过程，十分清晰明了。不过这些组织结构的形式是企业管理学的研究成果，未必就一定适合大学组织。一些高教管理研究者吸取企业管理的研究成果，提出将现代大学组织结构分为事业部结构、混合结构和矩阵结构[5]。这种结构类型的划分，能够较好地反映当代大学组织发展的主要特征，具有一定代表性，可以借鉴。但因为一所大学的组织结构既受规模、战略的影响，也受技术、环境、权力控制和文化的影响，更重要的，采取什么样的分类方法，不仅仅是研究者个人的策略和目的问题，更是本书的“研究创新”，所以，从大学组织运行的“实然状况”出发，不得不另辟蹊径。

人们对大学组织的一般印象是，大学是由一些学院或者系、研究所和教师、学生组成的，这只是一个粗略的认识，因为人们首先注意到的是作为一个整体的大学的组织形式。大学组织经过800多年的演变，随着组织规模的扩大和大学职能的增加，作为一种正式组织，已经基本形成了一种较为稳定的组织结构。一般来说，现代大学的复杂性和正规化程度都比较高，形成了以直线职能制为主的组织结构形式。这种组织结构的特点是：以直线为基础，在各级行政负责人之下设置相应的职能部门，分别从事专业管理，作为该级领导者的参谋，实行主管统一指挥与职能部门参谋、指导相结合的组织结构形式[6]。前文已论及社会组织的系统性、同构性、整体性三特征。系统性体现在这种组织可以是一个文化内涵、权责结构、政治利益和社会关系等多种因素组成的组织结构和系统，它通过权力等控制手段组成有效的结构和程序来实现既定目标。组成单位之间存在一定的关系，每个成员在集体中的状况取决于他与其他成员的关系——其他成员对其情感态度以及和他的交互作用。整合起来的成员和孤立的成员变得不再一样，个体之间、集体之间的社会关系网络，以及由其确定的状况结构，构成了一个集合社会组织的核心。同构性突出了组织中个人行为的标准。每一个组织都是一个有共同的价值观念、特定的目标和一定的规范约束的不同群体组织的系统，以实现组织特定的社会功能。为了实现一定的组织目标，组织中个人必须确定不同的角色定位，遵守一定的社会规范。整体性是指组织的运行不是个体独立活动的机械汇集，他可能表现为单个人或人群的活动，但这些活动不是孤立的，而是体现着个体之间、个体与群体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关系，是被正式组织起来的群体。群体间人们之间的关系是被正式规定的，社会组织就在这种群体中发展。

大学组织同样具有这三性特征。以此为标准进行分析，我们可以发现，组织内依据不同的功能指向和权力特征存在五个类别——“块”组织，各块具有不同的组织职能。在组织行为学中，与“组织职能”的概念类似的内容也通过组织的“愿景”（vision）、“使命”（mission）、战略和工作分析、工作部门化来反映。愿景和使命通常规定组织的发展前景、价值准则和战略目标。战略则规定了组织在一定时期内的发展目标、重点、阶段和策略。工作分析和工作部门化是对组织职能作内容的识别和组合。组织职能包括“职责”和“作用”两个不可分割的方面。职责，是指与自己社会位置相一致而必须承担的工作、完成的任务，也就是“做什么”。职责有时也体现为工作领域和工作对象，比如经费管理、人事管理、招生管理、学校监管等。作用，是职能产生的效果和贡献，也就是“做出什么效果”。这个效果通常是指一种希望的结果状态和价值目标，如评价学术水平的组织如何保障真实地评价学术效果等。职责和作用是职能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做什么”的目的，是为了达到一定的效果；反过来，正是为了获得某种效果，才去“做什么”。组织的职能总是制度设定的。在理想状态下，一个组织是否应该承担某项职能，关键是看该职能所产生的效果。一项职能，如果离开了其所指向的结果或者价值目标，就毫无意义。五块的基本构成为：

1.党务部门。是党在大学基层委员会的办事机构，由党委办公室、党委组织部、党委宣传部、党委统战部、纪检委、学工部（研究生工作部）和群众工作部（团委、工会、妇联）、各院系党总支委员会、直属支部委员会等部门构成。其中党委办公室、组织、宣传是主要部门，一般学校都设置齐全，其他部门根据大学的不同情况有不同的情形。例如，有的学校常常把党委办公室和行政机构的行政办公室合二归一，统称学校办公室；有的合而后分，有的则一个机构挂上两块牌子，承担两种职能；有的学校因为规模关系，不设学工部和群工部，有的学工部与研工部和行政机构的学生处、研究生处合二归一，但是下面的群团组织都是一应俱全，各院系总支委员会一应俱全。与大学“知识组织”的内生功能关系不大，承担着典型的外生功能，同时需要占用相当多的组织资源才能维持其运行。在大学组织实际的运作中，党务部门的组织权力影响甚大，很多涉及大部分组织成员甚至全体，占据组织运行的主体。从组织级别来看，一般来说，在大学组织内党务部门的地位和职权高于行政系统，比如在党内职务序列上校长总要兼任副书记，在权力谱系中要低半格。另外，由于党务部门掌握着组织干部任命权，还对组织内的民主党派、工会、共青团、妇联等社会群体进行领导，所以此“块”成为推、引组织前进的重要力量。

表4－1　四所样本大学中共党员所占组织成员比例明细表

各指标项详细说明：
大学组织成员Ⅰ类：党务部门及群团机构。
大学组织成员Ⅱ类：行政机构。
大学组织成员Ⅲ类：院系实体机构（除专任教师以外的院系机构组织人员）。
大学组织成员Ⅳ类：专任教师。
大学组织成员Ⅴ类：学生干部，指担任校、系、班组织以及学生党、团组织机构各级职务的学生。
大学组织成员Ⅵ类：全体学生。

当然，在中国还有其他八个民主党派，这些党派在大学里面也有相应的机构和组织，也有数量不等的组织成员。但是由于其总体数量极小，所以，在大学组织其独立作用可忽略不计[7]。

从表4－1中可以看出几个简单特征：从党员比例构成来看，A大学党员占全部组织成员41.5％，B大学占38.8％，C学院占60.5％，D学院占62.7％。不同院校间比例存在差别，幅度变化在20％以上，办学层次较高的重点大学比例低于办学层次较低的地方一般院校。在大学组织内的人员构成中，Ⅰ类成员是直接从事党务工作，所以其部门人员当然性的要由中共党员构成，一般比例都在80％以上，不同层次的大学组织在这一点上区别不大；Ⅱ类成员是大学组织运行的关键组成部分，党员比例构成一般在40％～70％范围内，也体现出随办学水平提高而降低的趋势；在Ⅳ类人员中，办学层次越低的大学，比例呈上升趋势。Ⅴ类、Ⅵ类组织构成人员中，比例差别不大，幅度变化在10％以内。

从三类功能分类框架来看，政治党派的组织功能与“知识组织”的功能目标并不完全相类同，与引导大学这一“知识组织”内生功能释放的力量不完全相吻合，是谓原生大学组织外的权力，实现的是外生功能。

2.行政机构。是大学组织运转的主干部分，一般由校（院）长办公室、教务处、人事处、科研处、后勤处、财务处、学生处、基本建设处、研究生处、审计处、招生办、就业办、保卫处、发展规划处、港澳台办公室、外事办公室等部门组成。前八个部门是大学普遍设置的部门，区别只是在于一些名称上及部门职能组合上的个别差异。如果学校具有硕士及以上学位授予权，则研究生处亦成一个重要部门。其中港澳台办公室、外事办公室等组织命名均是模拟政府机关相关职能部门，“线”的意味明显，近年来适应大学组织对外交流的需要，很多学校纷纷更名为“国际交流处”。大学组织行政职能具有系统性，涵盖大学“单位”组织系统“有形的”的各个方面，体现了无所不管的特点。用通俗的说法是“桌椅板凳柜，生老病死退”无一不和大学组织的行政组织系统相关联。按照系统的观点看，大学组织的行政职能就是对系统中的各种要素、结构和活动过程的管理。具体来说，就是对于维持组织运转的人、财、物、技术设备、信息等各种资源条件的管理；对学校设施布局、专业以及各级各类教育体系的管理；对学生的管理；对课程、教育教学、考试、社会实践、科学研究等教育业务活动的管理；对教育系统输出的人员就业、社会服务、科技应用与产业化的管理。

在上述机构中，开会、制发公文和沟通接待是主要运转形式。行政行为包括以下形式：收发信件、接打电话、接待学生、教师、组织考试、考察、接待、调查、汇报、统计、学习、研究分析、讨论、决策、撰写文件、阅办公文、撰写报告、上报、开会、处理人际关系事务等。行政人员的工作时间以及工作职能实际上都是由这些具体活动填充起来的。由于大学组织按学期组织的规律性，所以大部分工作机构的日常工作具有学期或者年度规律性。可以说，大量的行政工作就是这些日常规律性的工作和临时工作交叉组合起来的。所有这些行政组织中，以参加会议，制发、阅办公文，沟通和接待，考察检查为最主要的四种组织形式，如表4－2所示。

表4－2　不同大学组织行政机构组织行为频度表（与整体工作时间比）

从表4－2中可以看出，简单归类的七种组织行为中，参加会议和起草、阅办文件占据了频度的前两位，从一个侧面体现了会议多、文件多的实情。笔者曾经统计了A大学2015—2016学年度一学期第14—16周学校会议随机样本，可以实实在在看出这个会议密度状况。值得注意的是，无独有偶，李轶曾在2006年调查了某省级教育行政部门的行政行为，虽然不可能直接是上下对口的机构（作者未说明具体地区），但是作者对于省级教育行政部门的研究结论也以“参加会议和正式讨论占41.7％”、“撰写文件、公文、报告占52.3％”、“沟通与接待占38.6％”三项选择为最高。“一位处长说教委每年要处理的公文一般在3 000份以上”，“这说明机关工作是‘文山会海’绝非虚言”[8]。这也说明上级教育行政机构与大学组织运行之间高度紧密的内在联系，从一个侧面体现了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一般来说，上级部门的指令（一般以文件面目出现）与控制从上级“线上”下来，其处理与运转通通落实到某一个行政机构中，上级部门的“强控制”权力特点使这些行政机构部门可以调动、控制大学组织资源为实现上级部门指令而开展运作。另外，对于非工作人际关系，普遍较为看重，特别是涉及上级领导、同事的人际关系，在与工作冲突的情况下，都是表示“宁愿工作稍耽误一点，这个礼数也不能缺”。从工作的内容来看，行政机构的工作内容主要是调控、处理组织运行的人、财、物等重要资源，构成了大学组织运转的财、物权力中心。级别高的，直接掌控人财物的权力大，反之亦然。虽然不同层级的大学权力的重心落脚点不同，但是大学行政机构成为大学组织权力运转的关键运转节点，则都是相同的。

大学组织行政机构的权力属性如何呢？在此引用张维迎教授的一段话来说明：

在学校里面，行政人员是派生出来的，不是直接的需求。学生来上课、来学校，不是为了得到行政的服务，而是要得到教授的指导，你们的饭碗是教授给的，是学生给的。所以，你们的唯一的工作就是服务教授、服务学生，他们是你们的衣食父母。如果不为教授和学生服务，你们在这里就没有意义。[9]

行政部门和机构权力是派生的权力，它的合法性建立在知识组织的实际需要之上。但是，当代中国大学的行政管理人员，是“国家干部”，全部纳入国家公务员行政序列。行政人员不管什么水平，“但是他们就敢对教授发脾气”。北京大学退休教授的一段话可以概括其现状：

教授很难指望能直接指挥职员为他的教学做点什么。学校里任何人都可以管住教员，学校的任何处都可以对教员下达各种指令，一会要报表，一会布置什么紧急任务要完成，一个收电费的“节能办”女职员可以呵斥一位资深的教授，一个管教室的勤杂人员可以对迟下课5分钟的老教授野蛮谩骂（都有实例）。[10]

这就是权力的异化。所谓“异化”就是“主体在发展的过程中，由于自己的活动而产生出自己的对立面，然后这个对立面又作为一种外在的、异己的力量而转过来控制与限制主体本身”。即行政机构的权力本来是由最初的“学者共同体”这类知识组织发展需要而衍生出来的，但是由于外生权力的逐步发展壮大，已逐渐变成控制知识共同体的外在力量，其属性逐渐由服务的角色变成了主导的角色，成了一种“异化”的权力。

3.实体机构。实体机构指“大学建制”中按学科性质设立的教学行政基层组织——院系一级，即大学组织的院系构成，它是由不同学科类群构成的学生培养工作机构，是大学人才培养的工作主体。“大学建制”是大学里学科专业的编制方式及其师生组织形式。中国近代大学建制大体经历了“堂—科—门”、“校—科—门”、“校—科—系”、“校—院—系”四个主要发展阶段[11]。中国近代大学的发展，一直在努力走出古代官学的阴影，而迈向西方现代大学的模式，在这过程中也不断地向“大学”本质作出探寻，认知在不断地深化，从而通过法律来实现规范化和体制化。在当代中国，由于有部分大学尚无本校组织管理的基本大法——“大学章程”性质之类的东西，因而都是采用统一的“校—院—系”或者“院—院—系”建制体系。即使有的新合并的大学采用“校—部（区）—院—系”四级建制，但是院系基本上为一“实体机构”这个特征是一样的，其权力特征与属性大致相同。伯顿·克拉克认为：“划分和组合学术活动的基本方式有两种：根据学科进行划分和组合及根据院校划分和组合。……院校是最先引起人们注意的组织模式。”[12](www.xing528.com)

院系的存在基础源于知识的分科以及由此而成立的学科。学科，亦即教学科目，也叫科目。它是为了教学的需要，依据一定的教学理论，把某一门知识的内容加以选择、组织和排列，使之适合学生身心发展的水平和教育要求的学科体系。与科学的体系这一反映客观事物发展的逻辑体系不同，学科体系强调的是，根据教学需要经过加工的科学体系，它一方面反映科学本身的逻辑体系，另一方面又反映教学法上的需要，符合学生的年龄特点和知识水平，使学生易于接受。这就保留了原初大学“学者共同体”的核心特征。这样，院系就是支撑一个大学组织发展的根本所在，他们在培养学生工作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同时，也正是由于这些实体机构的存在及其不断发展，才逐渐衍生了行政管理的需要、后勤服务的需要。所以，从大学组织的根本来源上说，最具有“学者共同体”特征与属性的院系实体机构，它是大学组织内生功能得以释放的主要环节，理应是一个大学组织运转的权力核心——一切权力为此而存在，一切权力为此运转；一切权力指向于此，一切权力也由此发出。当然，在一个大学组织内，不同的实体机构因其历史地位、学科水平、科研实力、组织规模等状况的不同决定它在一个大学组织中的发言权有大有小，有些院系可能因为其较强的实力影响整个大学组织发展方向，具有较强的组织权力和地位，有的则不然。但无论如何，在一个大学组织的运行中，实体机构的核心地位是毋庸置疑的。

当前中国大学组织内的实体机构边缘化现象比较严重，逐渐成了大学组织权力网络中的一个被动环节。知识共同体自身的主体性已经趋于丧失，对于知识的选择权源于外部的强加，对组织新成员的纳入条件及其纳入过程发言权极小（例如新教师的考核及招生），相反所承担的外生功能却是越来越大。

我们现在学校工作的主要内容已经大大异化了。在早先或在现在的国外，校长和系主任唯一的任务是管好教学，其它事情都是社会上来管。而我们的校长和系主任，还要管吃饭、睡觉、托儿所、附小、退休、养老，诸多事情。有一位系主任调侃说：“我现在管的事是市长应当管的，而市长管的却是我应当管的。”一切都颠倒过来了。不错，吃喝拉撒之类的杂事，本来是市长应当管的，却要系主任来管，教师的提职定级本来是系主任的事却由市长来管。甚至一个学生违反了交通规则，公安局也要打电话给系主任要他把学生领回来……我们的社会组织把这么多的杂事架在学校上，难怪专家学者管不好学校。即使是地道的学者，在担任了一个时期的校长或系主任后，在如此繁杂的事务面前，也要脱离教学退化为外行了。[13]

许多系主任也常常感言“一多半的精力要去应付教学科研以外的事情”，这正是院系一级知识组织运行的实际写照。实体机构实际上也是诸多论者畅言“学术权力”的核心发生所在，实体机构的知识属性变质化、边缘化也正是“学术权力”式微的明证。还有一个需要指出的问题是，实际上实体机构中还可以划分为两个部分，即从事专职行政管理和党务管理的“管理职员”和师生群体。与大学整体的组织构成相像，院系“管理职员”也有两条平行线的问题：一是以党委领导下的总支书记、副书记、政治辅导员、学生干部思想政治工作系统；一是以院系主任、副主任、教研（组）室、普通教师构成的知识业务系统。两条线构成人员情况差别也很大。一般来说，办学层次、水平较高的重点大学，两条线上的都常常是专业人员出身，其他的均是由其他工作转行、转岗而来的专业党务政工人员组成。

4.虚体机构。虚体机构是大学组织适应知识组织的某些特性需要，或者为了承担一些组织外生功能而成立的无形组织，它往往以一些“委员会”、“领导小组”、“××事务指挥部”等面目出现。它的设置随不同大学的具体情况会稍有不同。一般来说，下表所列前八个虚体机构在任何大学组织中都会以不同的形式和面目存在，具有较大的普遍性。

这类虚体机构的特征一般是“名虚实不虚”，都是为了完成一定的“重要”、“急迫”任务、实现一定的功能而设立的。不论这些任务是阶段性任务还是持久性任务，上级组织或者地区政府为了推进或者开展某项工作，特别强调工作或者任务的重要性，除了“学习文件，提高认识”作为第一条外，第二条往往就是要“成立组织，加强领导”，所以，成立组织就不是可有可无的环节。从组成人员上看，一般以相关职能部门、处室为主，抽调相关组织人员负责落实。当然这些不同的工作要求耗费的组织资源有所区别，牵涉到的组织成员范围有所不同。但是以其组织功能而论，仍可以从外生功能与内生功能相区分。很显然，从下列虚体组织来看，1、2明显属于知识组织内生功能的自然要求的机构，其他的则都属于外生功能和衍生功能的机构。这些承担外生功能的组织由于具有管理强制行为上的一些要求特征，譬如说“一票否决”之类，很明显是把对下级政府组织的要求不加分辨地移植于大学的运行当中。由于大学组织的日常生活的许许多多内容都在外在机构的掌控之下，所以大学组织极难摆脱这种控制。而实际上，这类事情对一个大学组织的日常运行来说，简直是多如牛毛。越是地方院校，受到制约越大，权力的“附庸”性越强。相对来说，重点大学抵御相关掣肘的能力要强一些，但区别只在于程度大小而已。

作为国内大学组织的代表，A、B、C、D四所大学组织内部主要的虚体机构见表4－3。

表4－3　A、B、C、D四所大学组织内部虚体机构一览表

续表

表中部分项目释义及简单说明：
1.1是负责评议组织人员专业技术水平等相关事务。
2.2是负责评议学生学位授予等相关事务。
3.3主要是防止火灾、建筑安全、饮食安全等公共安全事务，安全事务在各种考核中都是“一票否决”制，在组织运行中极其重要。
4.4、5主要负责学生思想稳定工作，特别是在有些特定时间尤为重要，往往要求高度戒备，一般是相关部门日夜值班，严阵以待。
5.6～8计生、保密是常年性任务，迎评促建是阶段性任务。
6.11～15“节能减排”、“创卫”、“双拥”（拥政爱民、拥军优属）、残疾人就业是与地方政府主导事务高度相关的工作而设置的机构，各地差别较大。

如果不是由于篇幅限制，还有更多的可以列举。

5.附设机构。主要是指服务教学的图书馆、学报等出版物、网络、继续教育、中小幼基础教育教学机构、校医院、后勤公司、经济开发公司、劳动服务公司等附属机构。

图书馆、网络、出版物等是大学这一知识组织的内在要求，而中小学典型的属于“单位组织”的产物。不过“附属中小学”的情况，随着社会的发展，在政府社会化改革的推动下，目前一般存在两种情况：一种是绝对的“附属地位”。即“附属”的中小学等同于大学组织本身的一个内在机构，是大学组织的有机组成部分，其人、财、物都寄生于大学组织的运行之上，只接受政府基层教育行政部门的业务指导，是大学承担的典型的外生功能。这个目前在绝大部分大学都存在，包括重点大学、一般大学，像C、D大学都是这样。另一种是相对的“附属地位”，表现为只在“干部管理”上接受大学的任命与监控，财、物、业务接受大学所在地政府基层教育行政部门管理，相对于大学而独立，A、B大学是这种模式。

按常理说，对于这类影响大学组织运行的偏置权力，本来也是应该由政府承担的社会化功能，实际上彻底地交给政府办理就是了，为什么仍然保持千丝万缕的联系呢？其实，这同样事关利益背后的“权力逻辑”。就社会化办理的基础教育来说，其水平不一。而大学组织经过多年来“单位社会”的运作，对于最初出于服务内部教职工子女而办理的附属中小幼等机构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形成了一个相对比较优质的办学资源，对于这个“香饽饽”，地方政府都愿意假社会化运作之名纳入其掌控之中。但是，在目前优质教育资源竞争特别激烈的现实中掌握部分控制它的权力，对于大学组织成员的子弟获得这种优质基础教育资源是有好处的。所以，虽然这对于大学组织来说是一个外生的功能，但是基于“内部人控制”现象的一部分，任何一所大学组织都不愿意把这个“包袱”彻底甩给社会。

如果说各个大学“校医院”的情况和附属中小学相类似，那么，后勤公司、经济开发公司、劳动服务公司等则是另外一种情况。1952年以后，经过院系调整和历次政治运动洗礼，大学组织已被高度整合到政府机构体系中去。大学的纯粹的知识组织属性逐渐消隐，即使被公认的研究型大学组织与社会保持的一定的距离和张力也不存在，一切大学，从低层的专业性技术学院到综合性的大学，全都成了政府机构体系中的一个模式。这个时候，以“统包”为特征的大学“单位”属性非常明晰，具体表现在：统一分配的人事管理体制；无所不包的组织成员个人生活空间；财政统管的资源分配模式；全国统一的招生标准；高度雷同的组织结构设计；整齐划一的权力运行模式。这样，便产生了大小不一、千人一面的中国式“大学组织”。20世纪80年代以前，作为政府附属性质的大学，虽然被绳捆索绑，负荷运行难以施展拳脚，发挥不出作为知识属性原生态的大学组织作用，但是任何一组织成员，从知名学者到普通员工，俱是理直气壮的“主人翁”，虽然清贫，但都不会为衣食所累。环顾四周，大致相同，支撑大学组织运行的资金也足以应付。

但是随着20世纪80年代以后市场取向的改革，则情况大变。不仅专家、教授、教师等知识分子收入锐减，远远落后于当时的体力劳动者，形成了极严重的“脑体倒挂”[14]，而且大学组织运行的经费缺口越来越大，甚至到了影响组织生存的严峻境地。所以当时被政府管理鼓励、要求甚至严责的“创收”一词，成为大学组织运行中的重要环节甚至是核心环节。

始于20世纪90年代初的新一轮“改革开放”大潮，是大学组织面向经济建设主战场的渊薮。早在1986年，北大开全国高校之先河，率先成立公司，点燃了高等教育产业化的星星之火。1993年3月4日，北大“拆南墙”开店，学校还抽调了一批教学骨干去开办企业，《人民日报》在头版表扬北大推倒南墙，认为是“中国特色办大学”的榜样。一时间报道及评论铺天盖地，这在教育界引起强烈反响，在中国的大学发展史上也写下了值得深深反思的一页。虽然主事者、政府机关、媒体、评论家各方说法不一，但有一点是共同的：推倒校园临街600米的虎皮斑石南墙，改建为商业街，此举象征着中国大学精神的北大走出象牙塔，从一个注重政治与学术的组织，转而面向市场与社会并深度参与其中的组织，经济权力的逻辑在大学组织的运行中占据了越来越大的分量。正如北大校方当时提出的“面向社会、适应市场、发扬优势，增强活力”的办学指导思想一样，“使学科建设和教学更好地服务于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发展的需要”成为中国大学组织的独特追求。但有批评者认为，学校直接参与创办企业，势必会更多地关注短期效应以及利益分配，使得原本以学理深厚、思想自由见长的研究型大学组织，在政府机关、主事者、舆论的齐声鼓噪下，开始变得急功近利起来，这有违大学精神，将直接冲击北大的教学及科研水平。2001年4月，北大“整治大学周边环境”，重树南墙[15]。北京大学“开南墙”、“竖南墙”，表面上看都有当时充足具体的理由，但是超脱一点来看，这可以看做是大学理念的一个轮回，何种大学权力主导大学组织运行的一个掠影。

功名利禄的诱惑永存于世，而一个团体、一个组织的品格高低也只能够通过它对待这些诱惑时的所作所为表现出来。在20个世纪80年代，哈佛大学看到了生物技术产业的前景，也曾打算搞产业赚钱，但在一众教授的强烈反对下最终放弃。高等教育产业化将大学置于名利场中，“非营利”性质的教育事业也变成了一种产业。在中国的所有大学中，产业化与教学、科研鼎足而立，依然是组织运作的三大内容之一，简称“产学研”，令人吃惊的是，“产”无一例外都是排在第一位的。大学创收，用知识谋生存，向市场要效益，一些应用型技术学院的插足尚可说得过去，诸多的研究型大学也始终对办班创收、开公司谋利，纵身跳入经济大潮乐此不疲，可以说是对大学逻辑的亵渎。但流毒至于今日，余波仍在荡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