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学发展初期的组织权力构成及特征

如上所述，在素有“教从政出”、“定于一尊”的传统中国，政治与教育、学术间一贯紧张的权力关系使各种“知识组织”不具备自我滋生发展的土壤。但是社会现代化是一个日渐倚重和确立知识权威的过程，当时社会急需军事、科技、工业、经济、商业等现代专业人才，大学作为现代社会生产人才的“轴心机构”，在20世纪初一心渴望变革自强的中国，有着极重的砝码。“这意味着在教育、学术和政治之间，以及国家、社会和学校组织之间必须建立一种新型的关系，确立一种新的价值准则和权力结构。”[70]这样，在借鉴欧美大学经验的基础上，逐步移植其组织结构、办学理念，构建中国大学的组织内外权力模式，开始了中国大学成长初期的蹒跚阶段。

自1898年京师大学堂初设，至今中国大学已走过一百多年历程，但是真正掀开现代大学新的一页的，更多的是从1917年蔡元培先生出掌北京大学算起。这期间的大学组织发展状况，以1949年为界，可以明显分为两个阶段。

1912年从京师大学堂改名而来的北京大学，它的发展史与现代中国大学史是完全吻合在一起的。北京大学百年与现代中国有着双重的关联：既与百年中国大学历程一致，又与百年中国现代化变迁一致。由于现代大学是现代社会需求、现代教育思想的产物，大学的组织功用在国家现代化变迁过程中能否彰显，关键要看普遍的大学理念在中国的大学实践以及与中国社会的互动中，是否获得了自证其组织合理性的依据。因此，我们思考大学组织的发展就有了两个维度：大学组织“自己”想要成长为什么样子；而社会尤其是权力统治者又想让大学成为一个什么样子，从而，在大学组织与社会互动的过程中，得以触摸中国大学组织结构的形成及其权力配置、博弈、敷设的过程。

与西方中世纪大学组织那种“知识共同体”初建时“追求知识”的无功利性目的不同，北京大学以京师大学堂为名设立时，这一组织成立的目标附着了太多的社会功利期待——把它当作救亡图存的象征和寄托。“戊戌变法”倡导者康有为所提出的《请开学校折》中说得再明白不过：察当今欧美强盛原因，“‘以百业千器万技，皆出于学’，作而成之故”。因而该组织一建立，就是一个准政府机构，它的存在也依附于统治者的开恩。最初的“校长”——张百熙是作为“管学大臣”由最高统治者派出的，张上折说明的立学宗旨是“以忠孝为本，以中国经史之学为基……后以西学沦其知识，练其艺能，务期他日成才，各适实用，以仰副国家造就通才慎防流弊之意”[71]。这一点就是组织权力合法性的全部来源，如果大学试图完全独立自由地发展，便会冒失去存在理由的危险。由此可见外部权力主导大学的急迫性以及大学在组织目标定位上的特殊性。大学与政治的关系，与以“知识组织”为追求标志的关系，在成立之初已可以清晰认知。

深受德国大学组织模式熏陶的蔡元培初掌北大，就提出大学改制议案。将京师大学堂的一些基本观念具体发挥或明确阐释为具有鲜明的自由主义倾向的大学精神，强调“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大学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而大学组织机制，则有保护知识探索自由进行建立的必要，“依世界各国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兼容并包”。礼聘大批学有专长、有革新思想的教授，积极支持师生成立各种校内社团组织，构建校内学生会、教授会、评议会等权力主体制衡运作平台，形成了“教授治校”制度，深度介入当代社会变革，引领社会思潮，很快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虽然有曲曲折折的反复，甚至期间还有抗战，但是对于大学相对自由的办学主张，当时社会政治统治者自愿不自愿的“容忍”或者无暇干预、无力干预，使北京大学作为现代大学的底蕴获得了可靠的组织资源保证，在学校的发展中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同北京大学一样，清华大学，还有一系列不同投入主体举办的大学在组织内外关系上都有某种相同之处。体现了“大学组织按照自身的权力逻辑显现而出的特性，即源自西方近代社会变迁产生的、大学所具有的相对于政治组织体制而言的独立性，具有的相对于意识形态而言的自由性，具有的相对于社会分工专门化定势而言的包容性，具有的相对于组织化社会自我确认特性而言的批判性，具有的相对于实际社会生活现实性而言的理想性，具有的相对于重视功利的社会习性而言的创造与传授知识的超脱性等等”[72]。

这期间的大学，虽然也有社会压抑、经济控制、文化约束等等从外部限制大学组织运行的种种因素，但是具有自由主义办学倾向的、非意识形态化特征明显的大学教育理念一直不绝如缕。它明确宣示不是为制造某种牌子的继承者运转，也不为获得合格的劳动者。它运作于现代大学从中世纪西方产生以来就具有的自由地进行思想创造、系统地传授知识的“大学精神”基础上。在中国大学组织初生的阶段，能够成长茁壮，着实难能可贵。考究其原因，下面几点很是突出：

1.20世纪上半叶，中国政局纷乱，始终没有真正的完全统一，甚至有相当长时间处于两种甚至多种权力格局的对峙当中，为包括大学在内的各类社会组织留下了不少的活动空间。(www.xing528.com)

1911—1927年，军阀割据，没有强有力的中央统一政权，这使各个大学情况千差万别，各不相同。1927年诞生的国民政府仅仅是在名义上统一了全国，但是其统治势力难以渗入社会组织底层。在国家和政府之外，仿效西方民主宪政，民间组织的发育迅速，结社、组党蔚为大观，知识分子群体异常活跃。他们通过公共媒体发表意见，参与决策，形成了独立于政府之外，具有相当权力和影响力的推动力量。“公共领域”的扩大，形成了中国历史上不多见的稍具气象的“市民社会”（尚不算是公民社会），拓展了一定的多元文化生态和社会生活空间。抗战和内战期间，更是如此。特别是诸多政党及社会组织间的张力，第一次使大学组织内的诸多知识分子有了一定分量的话语权，极大地促进了大学组织权力的生长。

2.创办大学组织的主体多元，权力运行模式多样化，“试探”出了源流不一的整体组织架构特色。

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各种势力创办的大学，如国立、私立，还有外国教会等不同类型的大学组织的发展实践，旧学或留学生出身等不同文化背景的大学校长的追求，都丰富、探索、补充着中国现代大学理念的形成和组织制度建设。在不同的信念支配下，以欧美大学为模式，在新文化运动所推动的自由主义风气中，基本上确立了学术自由、教授治校、学生自治的价值理念和组织权力构架，实行了通才教育、选课制、学分制等教学制度。思想独立、学术自由的原则，并非仅仅为少数几个国立大学所遵循。潮流所致，连一批教会大学也在收回教育主权运动中，在“教育独立”的口号下努力争取这种自由。源于天主教会的复旦大学校歌就唱到，“学术独立，思想自由，政罗教纲无羁绊”。显然，中国大学的组织生长是一个逐渐变迁的过程，其中每个大学都和一个伟大的教育家的名字紧密相联，一批深谙大学逻辑的教育家主政大学，为大学内部设计了良好的组织权力运作模式，形成了独特的组织个性。这些每一个近代学人都耳谙能详的大师正是现代大学初期组织人格化的象征。他们在不同方向上进行的可贵的探索，丰富着生长中的大学组织文化。这种多元化和多样化的实践，成为早期中国高等教育最重要的生态环境之一。

3.各类大学组织中，大批留学人员存在，其学术自由、大学自治的理想浓厚，深深地影响了组织的日常运行，组织结构设置各个不同，均能体现自我特色，使这一时期的大学稍具现代大学气象。

在中国现代教育的发展史上，留学人员所起的作用可谓是厥功甚伟。一部留学史，可以说就是中国近代化的西学东渐史、现代教育发展史、中国大学的组织发达史。自从容闳1847年赴美耶鲁大学首开中国人留学风气以来[73]，至1863年有三批幼童赴美留学。到了19世纪末形成了一个赴日留学高潮，1896年至1912年间，赴日留学者达43 000多人。20年代以后，赴美留学成为主流，特别是庚款留美生，几乎构成了近代中国的自然科学家群体。50年代初建立的中国科学院233名学部委员中，留学的就有188人，占81％；1944年国民政府教育部审查合格的教授、副教授为2 448人，留学生则占1 913人，为78.6％[74]。作为在现代化动力集团的留学知识分子群体，绝大部分都在中国大学工作。当时有许多年轻学者从国外留学归来后很快就被委以重任，所以他们把很多外国教育思想折衷地引入了中国的大学组织内，使得这一时期中国大学的组织内部权力架构比以前更为成熟和独立。即使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中，依然薪火相传，弦歌不辍，特别是迁至昆明的西南联合大学更是极一时之盛，大师云集，学术灿然，人才辈出，可谓“人人握灵蛇之珠，个个抱荆山之玉”，不仅是现代教育史上的一个辉煌坐标，也是现代大学精神充分舒展、大学制度渐趋完善、大学权力均衡运行在中国本土生根和开花结果的典型个案。抗战期间，由于西南联合大学地处云南，远离重庆，所以国民政府对它有些鞭长莫及，地方军阀有一定的势力，这使得西南联合大学在夹缝中赢得了较多的自由和自治的权力，实可以算权力笼洞中飞出的一只金丝鸟。西南联大校务会、教务会、学生会等等组织运转有序，各司其责，教务会议曾严词反对国民政府教育部统一大学教学的规定，维护学术自由，使得教育部不得不默许联大对于各项训令可以“变通”执行，终于“以其兼容并包之精神，转移社会一时之风气，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违千夫之诺诺，作一士之谔谔”（冯友兰语），至今成为中国百年大学史上的一缕绝响。

“五四”时期北京大学之所以可以和国家权力抗衡一二，胡适所谓“书生登高一呼，武夫仓皇失色”，是因为在这段特殊的政治历史时空中，北洋政府内有派系之争，外有南北对峙，导致国家统治能力大大下降。随着南京政府的建立，国家对大学的控制又进一步加强，最为显著的例子就是试图将北京所有的大学合并起来成立“北平大学区”，进而达到取消北京大学的目的。中国近现代大学的建立和制度设计从一开始就被认为是政府的责任，在建设完成之后，政府天然地拥有了继续控制大学发展目标与发展方向的欲望[7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