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纪大学的兴起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但是，中世纪后期的大学，由于坚持知识的传统形式，排斥一切新知识，被教会和封建政权广泛利用，产生了深深的内在危机，渐趋落伍。文艺复兴中近代民族国家的出现和发展，导致世俗的权力不断增强，对大学的控制与干涉日甚，知识成为占有财富、权力的工具。一些老牌欧洲大学因循守旧、进步迟缓，在自然科学大举进入的背景下，大部分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一直按照自身传统组织权力模式运行，走向了衰落。
1.18、19世纪德国大学的崛起。社会的改革与进步丝毫不应抛弃大学组织，相反，它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显得必不可少。在历史的转折关头，18、19世纪的德国引领了大学组织凤凰涅槃的重生之路，使这一组织再次焕发了更亮丽的青春活力。
18世纪，面对声誉一落千丈的大学组织，德国进行了两次大学改革运动，哲学自由、教学自由和研究与教学相结合在大学中已开始启蒙，创办了以哈勒大学、哥廷根大学等为代表的新式大学。德国大学制度不仅教授知识，更重要的是教授研究，这是它的骄傲，也是它的声誉的基础。18世纪末，德国大学中的哲学和古典研究已经达到了它所占有的显赫地位[41]。他们摒弃了中世纪大学不能触犯的教会教条原则，主张学术自由，采纳了现代哲学和科学，课程呈现出功利主义色彩，装备了优良的科学实验室、天文台、解剖实验室、植物园、博物馆等等设备，开设了高教史上学习研究机构习明纳（seminar），逐步成为创造性科学研究的基地。其中重要标志就是费希特、洪堡等创办柏林大学。
洪堡是新人文主义的忠实信徒，强调“用更主观的方式解释教育目的，认为教育就是帮助发展和实现个人全部的潜能”[42]。它强调语言学、古典学科、自然科学和哲学协调发展，主张大学也采取这种形式，正式提出了著名的学术自由、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的原则[43]。1806年，普法战争中德国失败。为了重振普鲁士雄风，从精神上弥补物质上的损失，洗雪普法战争的耻辱，威廉三世按照洪堡的概念设计了柏林大学，从而使“教学、科研与学习相结合”的原则在柏林大学生根发芽。在以后的时间里，其他德国大学也按照这一原则进行制度改革。在19世纪后半叶，按照洪堡的原则建立起来的许多德国大学发展相当迅速，德国大学被广泛认为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大学，留学生和访问学者纷至沓来，德国大学成了名噪一时的骄傲[44]。柏林大学的创办适应了时代的需要，成为近代学术与科学发展的发动机，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作为世界公认的完美大学制度，吸引了包括大批美国学生在内的留学人员，再现了以国际性为特征的中世纪大学的辉煌。此后，大学不再是完全的自治机构，完成了大学组织的世俗化进程，自由的科学探索精神深深扎根于大学，组织运行权力网络初步复杂化。
2.大学组织在美国的传播与发展。美国大学最初的发展源于17、18世纪的殖民地学院，主要是以英国大学为蓝本建立起来的。从1620年一批主张脱离英国国教的英国人乘坐“五月花号”在马萨诸塞登陆开始，英国大学的模块就开始在美国大地上被复制，牛津、剑桥模式遍地开花[45]。直到独立战争前，英国大学的学术体制、方法和教学内容几乎完全支配了美国的高等教育。普遍以神学和古典课程为重点，反对专业教育或职业教育，严重脱离现实。独立战争后，德国“完美的大学制度”在北美产生了极大的影响，1814—1914年，有超过一万名的美国人留学德国，成为美国“高等教育史上最令人惊异的世纪”[46]，这些留德人员归国后，大多数成为美国大学教学和科研的骨干，不少人还担任一些著名大学的校长，直接参与和领导了以德国大学为榜样的高等教育改革运动，成为传播德国大学组织思想的主要力量[47]。(www.xing528.com)
二十世纪初叶，两次世界大战特别是在纳粹上台后，德国大学组织权力统统被整合到严密的政治集权控制之下，又加上种族主义政治迫害，很多大学教授被迫流亡，大学学术自由的风气荡然无存，德国的大学迅速衰落。而这一时期美国经过一百年的“学德”运动，结合新大陆的实际社会发展需要，大学除了承担德国大学传统的教学与科研功能之外，纷纷开门面向社会实际办学，赠地学院的纷纷开办，使“威斯康星理念”得到广泛认可。在大学组织结构上，改革了德国大学“习明纳”制度，形成了组织内以系为基础学术权力架构，创新了着重科研的研究生院教育制度，更好地实现了教学与科研的统一，组织机构进一步完善。更加注重学生自主学习权力的顺畅表达，注重学生不同个性的发展，改革和推行选修制，允许学生在学科上的选择自由，大大增加了大学组织的课程容量，特别是应用技术科学和职业性课程，彻底打破了传统课程的垄断，响应社会实际需要。伴随着科学研究对于真理的追求，进一步促进了组织内学术自由的制度建设。1913年，来自60个学术机构的867名教授开会成立了美国大学教授协会（AAUP），多次发表关于大学组织学术自由的原则声明。“该组织的原则宣言一方面通过为美国大学联合会、全国教育协会、公民自由联盟和教师联合会等组织的接受而渗透到大学组织的日常运行准则，另一方面又通过被美国法院援引作为有关‘学术自由’的依据，从而具有法律意义。”[48]这样，美国大学在德国大学处于衰落之际，顺理成章地接过德国的接力棒，在过去大学组织所具备的知识传递（教学）、生产（科研）等内生功能基础上，不断加强、完善大学的知识服务功能，强调为社会工农业生产解决应用性的研究，拉伸了大学组织内生功能的链条，形成了独具特色、充满生命力、创新的大学组织制度，逐渐成为世界高等教育中心。大学组织权力网络进一步复杂化。
当前，随着经济社会的高度发展和电子信息技术革命，高等教育大众化进程不断加快，社会对大学组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各个民族国家都对大学有了殷切的期待。在“变革的时代”，“多元巨型大学”、市场化的“公司文化中的大学”不断涌现，现代高科技举行协作项目给大学组织带来了专业化的管理要求，大学组织内生功能进一步丰富，组织权力网络高度复杂化。
在变化的西方大学组织演进过程中，都有哪些恒久的组织权力原则呢？现代大学又都有哪些普遍的权力架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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