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组织的社会学基础及运行分析

在社会发展的历程中，“大学有着悠久的历史，是世界上最古老、最具生命力、影响最大的社会组织”[3]。据说有人做过统计，所有“1520年之前全世界创办的组织，现在仍然用同样的名字、以同样的方式、干着同样事情的，只剩下85个，其中70个是大学，另外15个是宗教团体”[4]。在这里，“大学与罗马教堂一样，代表了一种试图在某个方面去实现生活理想的具体形式，而且是将理想体现于信仰机构之中而成为伟大的历史力量的一部分”[5]。它承载了为整个社会享有的共同回忆。那么，这一千载未变的组织从何处得以传递所以生存、延续的特征呢？

虽然高等教育的起源可以追溯到西方的古希腊与古罗马时代以及中国的先秦时代，但世界现代意义上的大学基本上都可以溯源至欧洲中世纪大学，这已成为世界各国学者的共识。欧洲中世纪的大学为史家所称誉，认为是人类历史上的最宝贵的文化遗产之一，亦是所谓“黑暗时代”最耀眼的文化之光。传统的历史观念和历史叙述中，中世纪往往被视为人类文明史上最乏善可陈的一段，但影响人类未来千年文明的大学教育组织却恰恰诞生于此时[6]。

中国虽有数千年的“书院”、“太学”形式的高等教育传统，但“今日中国之大学，其价值趋向与基本路径乃舶来品的‘University’，而非古已有之的太学”[7]。所以，许美德（Ruth Hayhoe）在描述百年中国大学教育历程时，用了一个惊心动魄的断语：“欧洲大学的凯旋。”[8]尽管各个国家地区的大学在发展过程中存在不同的模式，但其基本的组织架构、核心价值皆可溯源至欧洲中世纪的大学。可以说，作为“舶来品”的University，不仅仅对于中国是一个“凯旋”，对于整个东方以至于当今世界大学，又何尝不是一种“凯旋”。世界著名高等教育家、剑桥大学前副校长埃里克·阿什比（Erie Ashby）也著有专著论述大学如何由西方向东方的转移。所以，每当大学自身凸显问题时，研究者都会关注中世纪大学；谈本国大学总要论及西方大学；而且谈大学理想、大学精神、大学制度时必然要涉及中世纪大学的传统。因此，论及大学权力，更是必须来此“宝山”进行一番巡礼，以期吸纳经典智慧，找到历史与现实的对话空间。

研究大学的运行，我们一直是把它“作为组织系统和发明物来认识。当把它们看做组织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各种职位的人们，在一种正式的社会结构中，为实现共同的目标一同工作；当把它们看做系统的时候，特定的职位和结构就显得不重要了”[9]。一个组织的诞生有其自身的逻辑，而外在条件的影响是促成其形成的关键因素，中世纪大学正是如此。虽然欧洲中世纪森严的封建制度饱受近代政治思想家批判，但是欧洲中世纪的大学却又因其高度的师生自治而享誉后世；虽然欧洲中世纪宗教思想禁锢世俗的人文精神与科学知识一直为世人所憎恨，但是欧洲中世纪的大学在教会操纵下仍能不弃世俗学问；虽然欧洲中世纪王权与教权的博弈错综复杂，但是欧洲中世纪的大学仍能保持较强的“大学独立”。这一幕幕图景，组成了教育史上最激荡人心和发人深思的篇章。时至如今，当我们天天波澜不惊地沐浴在现代大学所营造的文化氛围、享受着知识创造带给我们的物质和精神文明、徜徉于司空见惯的大学校园、教室、学院等环境时，想象大学组织诞生之初、散发着令人“激荡”之魅力的中世纪大学周遭是一种什么样的社会图景呢？为什么产生了“大学”这种组织而不是别样的组织？为什么这种组织一出世就天生具备了恒久流传的魅力？

中世纪既是一个比较有伸缩度的历史概念[10]，目前也是一个歧义丛生、充满偏见的历史时代。长期以来，欧洲中世纪是“一个黑暗的时代”的别名，已经成为一种最为人们熟知的流行观念。而这种观念又是与宗教和科学、信仰和理性、专制与自由、愚昧与智慧、光明与黑暗、秩序和恐怖等等对立的断语联系在一起的，“中世纪”成了价值判断的两极中负面一极的代名词。

从中世纪的“黑暗”、“粗野”、“孤独”、“神秘”，到还能从黑暗中看（听）到的“一束火花”、“昙花一现”、“（文明、民权）曙光”、“黑暗中的滴答声”，以至于还有中世纪的“贞操锁”、“寡妇产”、“巫师”，甚至连一条鳄鱼都被封为“中世纪冷血王者”，中世纪简直成了罪恶的渊薮。这里面虽有个别的时尚读物在娱乐大众，但更多的都是严肃的学术杂志，也不乏知名大学研究者作品、大腕级期刊编辑出版物；不仅有宗教、政治、历史、哲学、教育、法学、科学技术等各个学科门类；还包括服饰、文化、艺术、文学等内容，所以，可以说对于中世纪的整体负面印象有相当的普遍性。如果要具体描述中世纪在我们脑海中业已构建的“社会意象”的话，下引一段即可以作为典型代表：

中世纪，遥远而神秘。是吸血伯爵、无头骑士横行的时代。那个时候混沌初开，人、鬼、神在文明前的黑暗中混杂。无论是拜占庭式，还是哥特式的服装，这些后来被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家们贬低的着装艺术，虽然颓废而另类，却还是从古典正统的高雅艺术中杀出了一条血路，历经千年轮回，在2006年的秋冬又重新回到了人们的视线。[11]

引罢上文，我相信每一位阅读者背心上都会冷汗直冒，有一种冷嗖嗖、阴森森的感觉，比进入史前社会、阎罗殿或者是人间地狱的感觉强不了多少。中世纪难道真的是如此不堪吗？

但令人费解的是，如上所引，为什么从人间地狱般社会出来的“这些后来被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家们贬低的着装艺术，虽然颓废而另类，却还是从古典正统的高雅艺术中杀出了一条血路，历经千年轮回，在2006年的秋冬又重新回到了人们的视线”了呢？一无是处、阴森黑暗的社会时代难道还会有如此“顽强”的一丝“历经千年轮回”、“又重新回到了人们视线”的亮光吗？不仅如此，如果尽量多地去鸟瞰这些以中文发表的有关中世纪的学术论文，可以很富有意味地发现：从“黑暗、野蛮”的中世纪里，不仅搞服装的艺术家们可以看到“这丝光亮”；搞政治的学者也可以看到“一丝曙光”；搞科学技术的专家也可以听到“滴答声”；搞教育教学的研究者也可以观赏到“一束火花”；搞文学的找到了“复活”；甚至搞文化的“孤独守望者”也体验到了“交流”……单个的学者在中世纪的黑幕中看到了他那个论题的“一丝光亮”，但是一个个这样的学者聚集起来，使我们看到的是中世纪的“一片光芒”；单个的学科从中世纪的夜空看到了他们学科的“晨星一颗”，但是多个学科的排列、组合，映入我们社会学之眼的却是“繁星满天”。

这就是“惨遭”社会学分析的手术刀解构后的中世纪整体“社会意象”！相信每一位奢谈“黑暗中的一丝光明”、“千年长夜的滴答声”的研究者都预料不到这种结果。但它仅仅是一个逻辑判断的自然产物，是具备因果关系的当然推论，它让我们追问事实背后的事实，表象背后的存在，拟说背后的真相。重构大学组织何以产生，必须探寻真实的中世纪社会图景。

对中世纪的极端否定，最初源于公元6世纪以来人文主义思想家攻击占据统治地位的基督教经院文化。由于缺乏深刻的理性批判精神，他们只好“用古代人的威信替代教会的威信”[12]。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过分抬高古人、贬斥中世纪成为20世纪以前的主流观念。然而，进入20世纪中叶以来，西方学术界关于“中世纪是一个黑暗时代”的流行见解已经瓦解[13]。但在我们的学术界，在极左思潮盛行的一段时期，为满足极左政治运动的宣传需要，有时淹没了真正的学术研究，比如一提起资本主义，马上就联想到“毛孔里淌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在线性正向发展的历史观主导下，历史再往前倒推至中世纪时代，“黑暗”、“野蛮”、“落后”就更加顺理成章了。因此，把中世纪看作是一个“黑暗时代”，把文艺复兴看作是和中世纪决裂的“光明时代”的观点，至今仍是一个普遍流行的观念。少有的几篇呼应国际主流学术观点的文章，由于种种原因，反应极小[14]。

那么，中世纪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社会图景呢？进一步说，中世纪的何种土壤长出了大学组织这棵参天大树呢？大学的产生，是与中世纪下列几种肥沃的土壤分不开的。(www.xing528.com)

1.作为信仰、文化和知识承载者的基督教

基督教文化是人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是西方的主流文化。从某种意义上说，不了解基督教，也就不能真正理解西方文化[15]。大学是文化的产物，而中世纪的文化与基督教密不可分。基督教发源于东方的巴勒斯坦地区。392年罗马皇帝将其确立为国教，建立了“国有”教会组织，“教会”与“教堂”（church）本为一词，它的原义就是“信仰社团”。他们组成的修道院成为教会在各级教区的一种普遍组织形态。欧洲在古典文明衰落到中世纪大学兴起的七百多年时间里，修道院俨然成为贯穿于其中最为典型的文化组织[16]。教会为了培养神职人员，陆续出现了一些修道院学校（monastic school）、大主教学校（cathedral school，又称教堂学校）和教区学校（parish school）。这里面的“教士，尤其是修士，也常常身兼数职。神职工作只是他们日常生活的一部分。他们的身份有可能是临时的教授、学者和作家”[17]。所以，教士就是最初的“知识分子”的雏形。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城市生活的繁荣，这些学校不仅讨论神学知识，还不断加入世俗的内容。这些知识传播活动以及越来越多的学生（神职学员）和教师（修士），为中世纪大学的诞生奠定了直接的人力基础，而诞生后的大学则借鉴了基督教教育的一些办学基础和经验[18]。

2.作为社会基础和组织原型的中世纪城市及其自治联盟

在西方，古代早就出现了城市。罗马帝国灭亡后，蛮族入侵则摧毁了城市，商业活动停滞不前。中世纪西欧早期的城市更类似于“庙宇城市”，并不存在独立的城镇居民阶层。以采邑制（manor）为基础的封建制度成为欧洲主要的经济、政治治理形式[19]。直到12世纪，现代意义上的城市才在欧洲大陆上兴盛起来，专门从事商业和手工业的市民阶层重新崛起，基督教在欧洲几乎所有的城市都建立或复兴起来了。因此城市是大学的社会存在基础，中世纪大学的兴起是以城市为活动场所的。

中世纪的城市具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高度的自治性[20]。在自治城市里，各阶层市民有权处理自己事务，最早于10世纪建立起了可以用集体力量维护自己利益的组织——行会制度[21]。各行各业都有自己的行会组织，共同参与城市的管理，具有参政权的标志就是行会组织获得所谓“特许状”。这些行会又互相联合，形成行会联盟。一个城市的大行会联盟实际上就是行使管理城市、抵御外力干涉的城市权力组织。而上述参与神学以及世俗知识学习的那一群群教会“学校”人员，也越来越强烈感觉到了参与城市管理、表达自己“行业”利益的重要性。特别地，由于中世纪欧洲封建制度下小国林立的政治版图，走出城邦就已“出国”，赴“国外”留学是极为容易、平常甚至必要的。这部分在“国外留学”的人利益表达心情特别迫切。因为，“在中世纪，一个人住在外国是要自己承担风险的。他没有对其进行冒险进入的国家提出任何要求的权利，而他最能保障安全的机会，则是与在该国的同胞联合起来。就是由于这个原因，外国学者的各种团体就在各个学习所在地联合成了许多独立的‘行会组织’”[22]。这些组织最初的面目是“老乡会”、“同学会”、“先生会”等形式，一旦模仿其他行业行会组织成立的惯例获得了“特许状”，就摇身一变成为正式的“学者行会”。不过，这种行会成员是一种特殊的、从事“精神活动”的手工业者，这些五花八门的“学者行会组织”也就成为中世纪大学的雏形，其中的以“同学会”为主体的学者行会发展为后来的“学生大学”，以“先生会”为主体的发展为“先生大学”。由于中世纪城市生活是世俗活动和宗教活动的混合物，他们既要面向城市所在地的封建小邦国，也要忠实于作为精神信仰整体的基督教世界，所以，中世纪的学者行会也就在教权与皇权之间摇摆不定，身上涂满了宗教色彩。

3.作为大学知识源泉的经典翻译及其传播

西方文化是希腊罗马的古典理性文化和希伯来基督教信仰文化的混合物。但进入中世纪以后，希腊文化遗产在西方基督教世界丧失殆尽。一旦这些文化遗产重新展现在欧洲面前，马上显现出五光十色的斑斓世界。由于欧洲当时的通行语文是拉丁文，所以，这些由希腊语、阿拉伯语写成的医学、哲学、数学、化学、天文学等方面的古典知识文本被大量地翻译成拉丁文，不仅极大地扩充了传统的“七艺”教育，神学、法学和医学等全新的学科也开始建立，为那些“学者行会”奠定了新鲜的知识基础和学科准备，为大学各学科的形成提供了条件。13世纪初期，随着亚里士多德全集的发现和翻译，把欧洲这场伟大的文化传播的翻译运动推向了高潮。“尽管有正统卫道士的保守与怀疑的反对，新的学说却自辟途径，以惊人的速度传入了正在兴起的大学中，因此，到了13世纪中期，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在巴黎、牛津、图卢兹和科伦都已经得到了研究、注释和讨论。……由于这种新知识和新思想的大量传入，大学和那些由常去这些大学的学者和教师所组成的国际团体便获得了它们赖以实现一次新的知识综合的材料。”[23]另外，十字军东征在客观上也使欧洲广泛接触到东方世界的先进文化，带回了许多学术典籍，进一步促进了大规模的翻译活动。这种文化传播和知识综合的结果，使得那些在修道院和主教座堂里留存下来的简陋的学校“不再散居各处，彼此隔绝，而是逐渐走到一起，抱成一团，而这种集中的结果便是相互的支撑，最终他们成了学院和大学，成为强大的光明中心”[24]。大学组织的高等学术功能进一步完备。

大学组织这棵中世纪“高深知识之苗”被“栽种”成高深文化传承机构的大树，是在欧洲历史的一次次精神和理智的复兴及其所营造的浓厚的对知识价值认同的文化心理氛围中，也即文化环境中文化选择的结果[25]。

4.作为大学组织基础的教学共同体

随着中世纪城市的兴起和发展，更多的修道院得以成立、扩大，并不断的正规化。一大批修士更多地以“学者”、“教授”等业余身份活动，“副业”变成了“主业”，这批“同时以写作和教学为职业的人，一个以教授与学者的身份进行专业活动的人，简言之，知识分子这样的人”[26]，作为专业人员就出现了。中世纪的知识阶层开始逐渐在西欧城市集聚，为大学组织的诞生奠定了基础。这种知识阶层的集聚是生产者与消费者共同作用的结果，作为城市新生力量的工商业界人士对世俗文化和知识的渴求，客观上促进了专业知识的发展。起初，这些追求知识、传授知识的修士、学生等人，不论是专职者还是兼职者，他们之间的关系类似“艺徒制”[27]。但是，知识的生产和传授这些“精神活动”又不完全同于“匠师”等手工业者。聚集、讨论、交流更有助于提升他们的学习效果，思维更活跃、知识更丰富的“师傅”、“修士”有更大魅力与影响吸引更多的学生、徒弟前来学习、交流。这样，就形成了有形的与无形的区别于一般手工业者行会的“知识交流教学共同体”。University这个词汇，涵义最初就是指这些学者社团。这些团体虽然大小不一、生命力各异，但是这些怀有学术敬畏与知识追求的知识阶层是中世纪智慧超群、学识渊博的精英，正是他们的继往开来，使“高级研究活动不再局限于师徒形式的孤立圈子里了。教师和学生逐渐组成了共同的集体”[28]。在这种情况下，集聚在各城市的大教堂中讲课和听课的师生们，出于某种形式保护的需要，仿照手工业者行会的方式组织起了教师或学生行会，由此为中世纪大学的最终诞生奠定了组织基础。“13世纪欧洲的学生不再跟随某一位特定的导师学习，而是到某一所大学学习。大学里有几千名学生，而且有时有数百名教师生活在一个自治的知识分子共同体中，它有相当充分的资助和特权。”[29]

总之，大学是中世纪西欧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综合发展的产物。近代城市的兴起与城市自治联盟的出现、古典翻译与十字军东征、修道院及经院哲学、文化复兴和知识氛围的日益浓厚，教师和学生组成教学共同体等都是当时的中世纪西欧所特有的，而且构成了中世纪大学产生的必要条件。大学作为一种机构，在某种意义上，它的存在是偶然的各种情形的结合；它的起源只有通过对这些情形的附注才能明白。但是，这些机构后来的发展决定并向我们揭示了那个时代使得生活充满生机的特长和精神特征[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