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与机构：大学组织运行的社会学分析

十余年来，从学术圈到舆论圈，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是：为什么大学不仅成了学术研究的中心，还成了公众话题？自认其原因有二：一是社会发展需要，一是与民众自身息息相关。但具体到个人，则主要缘于心中很久以来的两类大学对话。

一是多年来脑海中业已构建的“大学意象”与我阅读史上的“大学故事”。“大学”这个词，对我来说一直是个很神圣的所在，虽已人到中年，但幼时的两个场景仍历历在目：一是六岁刚上小学时，小朋友在一起吹牛比爸爸，其中一位说起他在县城师范学校工作的爸爸是“大学教师”。大学是个什么所在呢？答曰：“教老师的老师的老师”的地方。小学生眼中的“老师”已经够神圣了，竟然还有一个称为“大学”的所在，这么夸张地能够“教老师的老师的老师”，马上就引得大家无限神往。另一个场景是，我曾经拿着视为“神明”之物的小学课本，问因家贫中学辍学的姐姐：“这书是谁写的？”姐姐扶着锄头，满脸憧憬、无限向往和敬仰地说，“是大学教授、专家”。生于农村的我当时只知道有生产队、有庄稼，农民就是种庄稼的，“大学教授、专家”是什么，我实在不知道。但是，竟然有一个能够供“写书”的人居住的地方，那一定是高高耸立于云天、不享人间烟火的胜境。

这就是我脑海中最初构建的大学意象。虽已过去四十多年，但仍清晰如昨。随着年龄渐增，阅历渐丰，眼光渐深，笼罩于“大学”身上云雾缭绕的光环慢慢褪去，但它仍旧是一个可望不可即的所在。在历代经典著作的阅读史中，我了解到了另一类“大学故事”和“大学神话”：“大学被誉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动力站’，知识的保存、传授、传播、应用和创新，文明的传承和进步，人才的发掘和培育，科学的发现和技术的更新，社会的文明与理智，不同文化间的交流与沟通，无不依赖大学作为基础。”[2]大学不仅培养“良好的社会成员”，而且是所有知识和智力发展的王国；是人类崇高价值体系的创造者和追求者，是社会的灯塔、社会风尚的定力、文化的指针、人类精神的家园；是国家发展之基石、社会繁荣之动力。总之，“它在维护、传播和考察永恒真理方面是无与伦比的；在探索新知识方面是无与伦比的；在整个历史上所有高等教育机构中间服务于先进文明的如此众多部分方面也是无与伦比的”[3]。英国诗人约翰·曼斯菲尔德（John Masefield）甚至用充满诗情画意的语言歌颂道：“世间再无堪与大学相媲美的事物。在国破家亡、价值沦丧之时，在大坝坍塌、洪水肆虐之时，在前途暗淡、了无依赖之时，不论何地，只要有大学存在，它就巍然屹立，光芒四射。只要有大学存在，人的自由思想、全面公正探索的冲动仍能将智慧注入人们的行为之中。”[4]在这个阅读史的构建过程中，大学组织实际上已经被赋予了一种“卡里斯玛”品质[5]。

二是现实中我学习、工作、生活的大学，耳闻目睹、亲身感受的大学，从圣殿走向凡间的大学。与人们用尽世间许多美好的词汇来形容的大学相比，呈现在我们身边的大学却与此迥然不同。在举步皆言经商、侧耳争说下海的时代，大学可以竞相“创收”；不少领导身居要职，官员兼教授，教授兼官员；为钱写书，为钱开会，为钱制造虚假学术；为了歌功颂德、营造气氛，大搞“学术形象工程”[6]；“学术泰勒制”横行无忌，急功近利，在进行新一轮“教育大跃进”中，使得神圣的学府被人指责为“学店”、“养鸡场”，问题山积，任凭哪一个人的力量都难以撼动。身处现代大学校园里，环顾四周，大学校园之“新”怪现状层出不穷，有人用当年贾谊《治安策》开头相比拟：“臣窃惟事势，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若其他背理而伤道者，难遍以疏举。”[7]充满权力冲突、失衡的大学成了一个备受指责与批评的社会组织，“变成了极其矛盾的文化机构”[8]。从研究的现状来看，负面的罗列远远超过正面的描绘，以“问题”、“挑战”、“改革”命名的有关大学的“学术专著”层出不穷：有的直接命名“大学有问题”[9]；有的满怀感伤的情调，怀念“逝去的大学”[10]；有的言者谆谆，苦口婆心，从学理、实践中认真爬梳，追问大学“是什么？为什么？”“如何追寻失去的大学精神？”甚至直面整个中国大学的问题和改革[11]；即使对有些国人奉为圭臬的美国大学，也不时发出批判的声音[12]，或大声追问“大学之魂”为何走向世俗状态[13]。何以出现这种悖论？可以说这是我参与大学研究、进行话语建构的思路渊源。

一种是存在于传统意义上的大学理念与渴望。

一种是存在于鲜活生活中的大学组织及实践。

为什么会产生这“两种大学”巨大落差？这是我从小向往大学，而后考上大学、工作于大学，如今又研究大学过程中的最大疑惑。既有“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愤懑，也有身处其中、难以有所作为的无奈。在新时期，面对承载了太多希冀的大学，每一个教育研究者都会从各自角度给出自己的答案。社会学作为一门具有“揭示真相”能力的学科，它要求我们自如地跳出个别情景的即时性，将大学放在一个更广阔的背景上加以思考，通过更加广阔的视野去观察我们生活的世界，从更为宽阔的视角来说明大学组织为什么会是现在这个样子？与其他社会组织有什么不同？人们为什么会如此行动？其后的深层背景是什么？社会学教给我们的不仅是知识、信息，也不仅仅是理性思考的能力，更为重要的是社会学家所强调的一种心智的品质，这种品质就是“社会学的想象力”[14]，它可以帮助我们利用信息增进理性，看清事实，发现事情的清晰全貌。

实际上，自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大学的问题便逐渐成为社会的中心议题。但是，不论是纸媒还是网媒中的民间声浪，这些最具本真意义的声音，一波又一波对大学发出了贬损的评价，无情地扯下大学神圣耀眼的华衮，露出了肉骨凡胎的本真肌体。尽管颇多的正面描述，可仍难以使大学在大众心中树立完全端庄的形象。因此，或出于某些思古之幽情，或限于环境而借古讽今，或出于作者的某种人间情怀，十余年来有关“逝去的大学”、“大学旧事”、“遥想大学当年”[15]之类的出版物渐趋热销，满足了人们重温既往学府的馨香、寻访历史上的人文旧境的心理饥渴。这一方面由于社会的进步所致，社会渴望于大学的不仅仅是片面培养发展经济的“工具”，对于大学的本质追问浮出水面；另一方面系高等教育本身的发展所致，特别是大众化进程使这一机构在更广泛的层面上与普通民众相连。

他们之所以要借古人、外人的酒杯，浇自家心中块垒，主要原因是要消解现实环境的无奈。为了达到寄托自我认知理想的目的，使其适应并充当自己批判的武器，某些作品有意无意拔高了描述的对象，一些过于主题化的肤浅议论有意无意地代替了对历史本真的求索和认知，以致这些昔日的大学和其中的学界人物渐渐呈现镜花水月的虚幻影像，成了一群不食人间烟火的道身仙体。事实证明，对此类虚幻景象的追捧无助于现实环境的改善。对于这些事件重塑历史本真，追索“现场语境”，更有助于人们认清当下的大学现实。

从教育社会学的观点看，大学不但是一个社会体系，也是一种正式组织。学校作为一种正式组织是一个复杂且令人感到迷惑的地方，因为它充满相互抵触、冲突、矛盾、模糊性与不确定性。在中国，人们习惯于把大学归属于“事业单位”，需要注意的是，这里面由两个词组成，一个是“事业”，一个是“单位”。这两个词从某种程度上说是研究中国大学组织的绝佳视角。学校作为“事业”单位，往往和国家权力部门“机关”相连并称；作为事业“单位”，又和企业等其他社会组织的构成样式高度相仿。在大学组织的日常生活情境脉络中，不同的利害关系人进行的人际互动所交织的互动网络，随其互动历程，凸显出意识形态差异、利益的多元与分歧、各种冲突问题，以及各种权力的运作、策略的运用等微观现象。在大学组织权力竞逐的过程中，有矛盾中的联合、妥协中的共谋、获益最大化的努力，也可能由于不当的权力介入利害关系人间的互动历程，导致彼此间的冲突和分歧加剧，包括使组织成员陷入权力零和赛局[16]、组织成员无法相互信任、组织成员权力运作的正当性不足[17]以及组织呈现病态征兆等问题，这些问题将对大学组织运作产生不良的影响，如阻碍学校组织目标的实践、阻碍学校组织的效率、导致学校组织呈现无伦理性以及阻碍学校组织的革新等，各种不良影响的叠加效应，最终使得大学运转效能降低，功能偏置。有人曾经这样说：“学校（毫无疑问也包括大学）除了教育职能外，还有一个职能，就是谋求自我保存与自我发展。学校及学校系统也像其他机构一样，一旦成立，人们就不能不关注它的自我存在和发展，如此重要的问题我国教育学界何以至今仍对这样一种普遍存在的教育现象如此冷漠？”[18]类似的批判也正是本书研究重要的出发点。(www.xing528.com)

在社会学视野中，组织实际上由一系列社会关系所构成。在日常生活分析中，我们很难把各种复杂的社会关系剖成一张张切片，再用显微镜来观察，也难以像柯林斯（R.Collins）那样，把生活实践分割成无数的互动仪式，再连结成链条，用来解释这个社会生活的运作过程。实际上，关系不是静止的分布状态，而是时空和情境变化中的动态过程，它由一簇簇、一丛丛的关系编织而成，像投进大海里的渔网一样，时松时紧，时浮时沉，若隐若现，不断随着波浪翻动[19]。因此，真正意义上的社会关系不是两个或多个社会成员之间建立起来的相互联系，而是一种“关系的关系”。这种“关系的关系”通过“权力关系”的运作呈现给我们一幅幅社会生活画卷。按照福柯（M.Foucaul）的理解：“我们有关权力本质的研究，不应该指向统治权的法律大厦、国家机器和与之相伴的意识形态，而应该指向权力的支配和具体操作者，指向臣服的形式和局部系统的运用变化，指向战略的机器。在权力的研究中，我们应该避开利维坦模式。我们应该避开法定的统治权和国家机构的领域，并把我们对权力的分析建立在对支配的技术和战术的研究之上。”[20]这种以“微观政治学”的形式渗透到一切社会关系中，弥散到社会各个局部领域，无处不在的权力即谓“微观权力”[21]，这种权力关系实际一直存在于人类活动中，并对社会运作与资源分配形式产生深远的影响。伴随着社会分工体系的扩张与运作形态的改变，“科层体系”产生更大规模的扩张，此种发展趋势进一步使权力产生结构性的转变。透过科层体系的途径足以使权力产生“结构化”的现象[22]，不同层级职务间具备不等的“权威”，而且社会将此种“权力”灌注于组织机构，灌注于场景当中，彼此交织形成控制或被控制的情形。

由于“权力的存在性维系着人类社会中的不公平现象，所以在权力运作过程中，存在不曾间断的‘冲突’、‘博弈’、‘支配’与‘控制’特性”[23]。社会学家布迪厄在《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一书中曾对“场域”中的权力争夺做过精彩的论述。场域是行动者争夺有价值的支配性资源的空间场所。争夺场域中的地位，即是争夺对自己的未来和对他人的未来施加控制的能力，它主要取决于占有“不同类型的权力（或资本）——占有这些权力就意味着把持了在这一场域中利害攸关的专门利润（specific profit）的得益权——分配结构中实际的和潜在的处境（situs），以及它们与其他位置之间的客观关系（支配关系、屈从关系、结构上的对应关系，等等）”[24]。同样，大学场域中的权力运作，也是场域中各种位置的占据者利用种种策略来保证或改善他们在场域中的位置而不断展开斗争的过程。

为了使学校组织能够更有效地运作，泰勒（F.W.Taylor）在工业界的科学管理理论曾被引入了学校，应用于教师教学、学校组织运行及行政管理上，目前各种形式的“目标管理”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这些管理思想渴望于大学这类知识组织亦采用那种“量化”考核为特征的“科学管理”，以便提高知识运作的效能。然而把应用于工厂或大型官僚机构的组织理论套用在学校组织分析上，全盘移植的结果令人失望，这类管理方法对于基于“个体自由精神创作”为特点的知识生产难以产生最佳效果。相反，在中国倒是成为各种学术泡沫与垃圾学术产生的源头。

尽管早在1932年，美国的沃勒（W.Wall）就在《教学社会学》一书中论述了学校组织的诸多社会学特征，但总体来看，大学组织社会学的理论建构工作进展较为缓慢，美国学者格罗斯（N.C.Gross）在1956年曾批判说，以往的教育社会学未将学校视为一种组织加以系统研究。及至1989年，英国学者鲍尔（S.J.Ball）还在探询：为什么迄今没有学校组织的社会学理论？他将学校组织研究缺乏理论逻辑与社会学活力视为阻碍教育社会学发展的最为严重的问题之一[25]。笔者从微观实证的视角分析大学组织内的权力运作现状也算作是属于以非正统的社会学观点进行的研究[26]，也就是霍伊尔（E.Hoyle）所说的探询“组织生活的隐晦面”[27]，为常人所不愿深入研究的日常行为、日常细节。譬如，在大学组织运行中，我们常常有“文山会海”之说，不论是从感觉表象还是数理统计，这都是占据了大量组织运行资源的“社会事实”或者“社会行动”，但是极为奇怪的是，很少有人把研究的视角集中于这些看似细微、平常，实则大有深意的对象上。例如，从会议的本身来说，就可以以“社会学之眼”审视出许多需要回答的问题，什么会？多少会？谁主持？说什么？谁能说？谁先说？谁后说？啥效果？甚至连“座位”的空间分布都极具社会涵义，更不要说其实质性内容了。曾任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的朱清时曾说过，在他主持的一次校庆中，主席台上排满了座位，大约有7排共100人。在校庆的前一天，地方某些部门还专门前来审查座位排序问题，可见，每人有特定的座位，次序赋权具有特定的涵义，绝对是不容忽视的。而这个研究视角恰恰是过往研究中最为稀缺的地方。

“文件”也是这样，作为控制组织运行的一个重要方式，它极具中国特色，考察它的具体存在状况，分析它背后的社会学意蕴，可以以小见大，见微知著，把握到大学组织运行的权力实质。因为从事实上来看，我们无法从旧式的管理形式正确认识学校的日常生活，需要从利益、利益团体、权力、策略和合法性等等来探讨[28]。因为“洞见或透识隐藏于深处的棘手问题是艰难的，如果只是把握这一棘手问题的表层，它就会维持原状，仍然得不到解决。因此，必须把它‘连根拔起’”[29]，如此才能深入了解大学组织内幕，探询教育事实的真相所在。

自20世纪70年代始，愈来愈多的“新”教育社会学家运用现象学、人种志（ethnography）、批判理论、符号互动理论等有关权力、权威宰制等立论，加以分析探讨组织中权力运作、互动、冲突及人际互动的微观历程，并在后现代思潮的推动下，已经成为一个颇受重视的研究领域。但是，这一研究思潮看来尚未波及学校组织领域，从教育社会学微观实证角度，对大学组织的权力运作及相关研究仍如凤毛麟角。组织是由人组成的，只要有两个人以上，就会有权力操弄、关系冲突、话语钳制、资源竞争和行为抗衡，大学组织也不例外。关于“权力运作”，本研究主要从教育社会学的观点强调权力、冲突、利益及控制，不同于组织管理学上的权威、共享、激励及同意，它是指大学组织内的不同权力主体，因应不同的情境，将各种权力来源加以行使，以发挥影响力的行动方式，亦可以看成是如何将权力来源转化为实际影响的行动方式。“策略告诉我们如何操作权力基础，权力和来源说明权力‘what’和‘where comes from’的问题，而权力运作策略，则说明权力的‘how’的问题。”[30]后者具有动作和动态涵义。权力运作策略是权力拥有者和他人之间的一种交互关系，领导者权力的大小要视权力来源的范围而定。不同的权力种类，可以发挥不同的影响力，仅拥有单一权力来源的领导者，其影响力显然不如拥有多种权力来源的领导者。譬如，在大学里，仅仅有行政或者学术上的地位，绝对没有“双肩挑”人员更有影响力。况且权力运作方式会影响其他权力的来源，权力如果被不当使用，也可能让领导者丧失另外一些权力。因此，当权力主体拥有某种权力基础后，并不能保证必然能成功地影响他人，一个聪明的领导者应该懂得使用策略、制造气势，使其权力得以发挥最大的功效。

但长期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模式使大学过度依赖于管理部门，高校内部组织成为主管部门结构的延伸部门。大学更像是一个管理部门或是管理部门的附属机构，学校往往部门林立、冗员遍布、效率低下。组织内部的研究、教学受到太多的约束，学人权力得不到真正的落实，大学作为专业化组织的学术属性得不到充分的体现。大学在社会上的市场经济大潮中左右摆动，对急功近利的商业化行为过度热衷，在政府、企业、社会公众以及大学自身发展的多目标、多功能需求的夹缝中无所适从。有的大学行为被经济利益驱动，商业化的侵蚀严重扭曲了大学的灵魂。源于20世纪末的大学后勤改革，轰轰烈烈了一阵又归于沉寂，丝毫没有能够撼动大学组织的运行模式。“兄终弟及，父子相继”在中国一些大学还不鲜见，“生老病死退，桌椅板凳柜”依然包含在大学校长工作日程范围之内。这，都需要我们关注大学的实然运行状况。

综之，本研究的焦点是从微观实证的视角分析大学组织中各权力主体之间的权力竞逐、冲突对立、认同合作及影响力的发挥等互动激荡的实然现象及其渊源的社会学解读，审视大学组织运行中如何通过权力策略的运作，创造和提升人际间权力差异或权力成效的真实景象，以审视大学组织成员的工作动机及对组织愿景的承诺，从而更明晰地了解大学组织的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