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公共艺术人才培养模式研究：实现专业性与工程性的结合

公共艺术学科具有跨界、综合、紧扣城乡建设的时代背景，并且会同城市环境学、城市文化学、城市设计学及工程学、数字科技、工程材料等学科领域，在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方向以城市视觉美学追求为内核，通过美术学与设计学、艺术学与工程学、艺术学与信息科技媒体等学科的融合，为艺术与工程开辟了一条独特的实践性艺术学科。

中国的公共艺术需要有自己的立足之地，需要有当代的视野，但30年的实践证明它是十分畸形的。这种现状不能单一地归咎于体制的缺憾，这也归因于对公共艺术全然西方化的认识和标准。西方公共艺术处于政府、社区、艺术家三位一体的关系中，这三者关系有一个核心提示，即公共艺术所谈的公共性离不开社区的环境。公共艺术所面向的公众是社区内的公众，是带有社区印记、具有公民标签的人，离开这个前提，谈公众概念只能是概念化的、被泛泛而论的人。我们不能不提约翰艾亨，他在南布朗斯克所进行的活人翻模，其时间跨度达15年之久，在如此长的时间跨度里，他已经将整个社区族群的文化形态复现了出来，其意义也在于他的艺术超越了雕塑本身，继而获得了更为复杂的公共性和政治意涵。这种力度是泛泛地做一些问卷调查所不能比拟的。

西方的公共艺术根植于复杂的语义链中，它所指代的公共性往往隐含了身份认同、社群意识、文化冲突等多重文本。这也是我们在面对克里斯托包裹德国议会大厦时，不把它仅仅视为一种视觉奇观的原因。这种多元性也正是公共艺术的魅力所在。国内公共艺术存在的问题就在于将公共性简单地理解为哈贝马斯以市民社会为基础发展起来的理论模式，或者将之置于单一的空间政治中。同时，由于长期处于特殊的社会文化环境中，国内大多数人对于公共空间的认识是有局限的。这种局限源于我们自身所生成的空间经验是单一的，我们尚缺乏那种细致入微地分辨多元社会空间的敏锐意识。由此，在公共空间和对其意识同时匮乏的前提下，对于公共艺术的公共性实践难免流于狭隘和表层，只能在如何改造而迎合空间和如何增加观众参与度两个方面做文章。但更为尴尬的是，规范制度的缺乏还往往使得以上两个本来就很无力的努力变得空洞。执念于公共性的追求固然值得尊敬，但实际产生的效果我们不能不加以注意。在现实生活中，随着二三线城市大跃进式的发展，大量“公共艺术品”就配合着领导意志以粗暴的审美方式占据了当地的空间。这里的问题是：公共空间的“空间”是什么？我们是否对此有足够多的认识？同样，当诸如《深圳人的一天》此类尚可圈可点的城市雕塑入驻后，当实践者期待着过往的观众与艺术品产生更多交集时，人们看到的却是那些城市雕塑的某些关键部位被摩擦得锃亮，或者是缺胳膊少腿。在这里，我们又不免要问：公共艺术的“公共性”是什么？当公共艺术的实践者们一厢情愿地将自己理想化的公共理念撒播在城市角落时，有没有想过他们所追求的目标和终点有可能就是错误的，或者至少它是一个乌托邦。(www.xing528.com)

理想化的实践者期待通过对空间的介入实现文化上的政治理想，但由于现实环境的匮乏，使得他们陷入了究竟是先创造空间再实践艺术，还是通过艺术来改造空间的循环悖论，这就如同摆脱不出究竟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无穷论证一样。他们过于夸大或者虚饰了自己作为一名实践者的行动力，就像在一间只能跳慢舞的小黑屋里，他们却想跳一支华丽的探戈，在这样局促的空间里，他们首先就将注意力放在了“公共性”上。这确实是一个难以达成的目标。

公共艺术一般都是公共场所的设置，必须首先研究场地，包括场地的内在文脉和有形形态等因素，才能形成一个特定的创作。这就需要强调创作过程的合作性，艺术家不能闭门造车，主观武断，而需要与城市学专家、城市文化专家及城市居民进行合作沟通，包括项目的共同策划、调查问卷以及不同门类创作的加入等方法、程序，都是有待研究的。其次，公共艺术不再是封闭的传统艺术概念，我们只是把它打开了，其艺术专业性并没有消解。公共领域是一种透明的阳光的公开的所在，也许再也没有什么比视觉艺术更适合充当这种精神象征的了。在公共艺术的诸多表现形式中，雕塑又是最适合的形式。公共艺术之所以被“强制”到建筑中去，就是因为它的“艺术的”专业特性。雕塑是不能被建筑——包括那些趣味性极强的建筑小品——代替的，雕塑有雕塑的表现手法和技能美，是这门艺术在悠久的历史中发展出来的，那些特殊的专业技能正是艺术价值中核心的文化和美学价值所在。所以，我们在强调公共艺术创作的合作性特点时，千万不要以为合作性就是放弃艺术的个性，相反，公共艺术要十分注意保持其艺术的完整性及个性、冒险性。公共艺术与公众趣味的关系也是如此。公共艺术是关注公众趣味的艺术，但是并不意味着顺从公众趣味。可见，艺术学的研究仍然是公共艺术基本的学科内容。所以，在这方面应该设置专门的理论课程如“公共艺术创作概论”来教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