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最后十年,卫拉特历史研究在数量上不如前一时期多,但在研究的深度上和广度上都超过以往。可以说,这一时期是中国卫拉特历史研究的平稳发展时期,相继出版了数部重要著作。马汝珩、马大正的《漂落异域的民族——17至18世纪的土尔扈特蒙古》(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是中国第一部研究俄国境内卫拉特蒙古史的专著。该书论述了土尔扈特蒙古游牧汗国的建立及政治、经济的发展,重点介绍了17—18世纪土尔扈特蒙古举族西迁又东返故土的始末。白翠琴《瓦剌史》(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则全面评述了瓦剌历史上的一些重要人物及重大事件、瓦剌的社会组织与政治制度,同时详尽描述了瓦剌的宗教、习俗、文化艺术等。马大正、蔡家艺的《卫拉特蒙古史入门》(青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在概括介绍卫拉特蒙古历史概貌后,重点评述了卫拉特蒙古历史的基本史料和国内外研究概况,是一部卫拉特蒙古史研究的入门书。集体编纂的《卫拉特蒙古简史》(上、下册)(新疆人民出版社1992、1996年版),则是一部有关卫拉特蒙古的通史性著作,可以说,它代表了国内该领域的最高研究成果。这一时期的重要著作还有蒙古族青年学者乌云毕力格用蒙古文出版的《和硕特蒙古史略》(内蒙古文化出版社1990年版)一书。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部落史的研究引起了有关人士的关注。张体先的《土尔扈特部落史》(当代中国出版社1999年版)全面系统考察了土尔扈特部落一千余年曲折、辉煌的历史发展轨迹。这是国内第一部部落史,作者以其独特的地方史志工作者的优势和视角,对以往研究相对薄弱的19—20世纪土尔扈特历史给予了充分的观照。此后,又有两部部落史专著相继出版。一是纳·巴生的《和硕特部落史》(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二是布伦巴雅尔的《青海蒙古史》(内蒙古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这一时期发表的论文尽管数量上远不及上一时期,但在研究的深度和研究者队伍的扩大上也有可圈可点之处。
创刊于1989年的《卫拉特研究》是20世纪90年代以后国内刊发卫拉特蒙古研究文章最重要的学术刊物,新疆社会科学院主办的《西域研究》在同一时期也刊发了相当数量的卫拉特蒙古历史的研究论文,对此,马大正在《成果的积累,人才的聚集——评〈卫拉特研究〉杂志》(载《卫拉特研究》2004年第1期)已做了评述,本文不再赘述。
肖立军《瓦剌的兴衰》(载《历史教学》1997年第10期)主要探讨了明代瓦剌政权的兴衰,而马曼丽《试论卫拉特与东蒙古的分离》(载《西北民族研究》1990年第2期)则论述了卫拉特和东蒙古的分离过程、原因和影响。
王思治、吕元聪《18世纪前夜西北边疆局势述论》(载《清史研究》1995年第1期)主要论述了噶尔丹举兵侵扰喀尔喀及康熙皇帝如何处理北部边疆错综复杂的局势。纳比坚·穆哈穆德罕《15世纪至18世纪中叶哈萨克与西蒙古准噶尔部关系初探》(载《新疆社会科学》1990年第3期)探讨了准噶尔与哈萨克的战争,并认为直到清朝统一新疆以后才结束了它们之间相互攻伐的不幸一页。另外,祁杰《准噶尔与哈萨克关系述略》(载《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96年第1期)也对准噶尔与哈萨克关系进行了研究。
以天山北路为主要游牧地的西蒙古各部,在明、清时期分别建立过瓦剌、准噶尔等强大政权。后者曾占领天山南北,势力强大,各部间既有分合,又有离徙。
阎学仁《土尔扈特部回归祖国的经过》(载《博物馆研究》1994年第2期)勾勒了顺治三年(1646)到乾隆三十六年(1771)土尔扈特部东归的半个多世纪里,土尔扈特汗国与清王朝之间互通使者,直至土尔扈特部全部东归故土的历史长卷,作者认为跋涉万余里回归祖国的动人历史,是土尔扈特蒙古人民热爱祖国、摆脱沙俄140多年的奴役剥削,进行英勇顽强的搏斗的壮丽诗篇,这也是我国民族史上可歌可泣的一页。而钟国发《清朝土尔扈特外交考释》(载《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第4期)却对此持截然不同的观点。文章以使节交往为主线,勾勒了清朝与土尔扈特汗国外交关系发展演变的概貌,认为清朝与土尔扈特汗廷的关系是一种“封建性等级国际秩序下特有的畸形外交关系”,提出“爱国诚然有之”,是哪一“国”,则应辨析。郭成康《土尔扈特蒙古回归日期续考》(载《清史研究》1998年第2期)则对土尔扈特部自伏尔加河启程东归的时间进行了考证。土尔扈特部东归故土以后,就要涉及清朝政府对土尔扈特部的接待、安置及其日后的生计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问题。吐娜《东返后的土尔扈特社会制度及其经济概况》(载《新疆大学学报》1994年第3期)及《从清政府对土尔扈特部的优恤与安置看其民族政策》(载《西域研究》1997年第4期)正是对这一问题的全面解答。
罗布《蒙、藏文文献中顾实汗入藏记载的考辩》(载《清史研究》1998年第2期)利用藏文文献的记载否定了以往顾实汗于木猪年(1635)进藏之说,认为顾实汗进藏拜见达赖喇嘛是在火牛年,即1637年秋。此外,文章还对格鲁派集团派往卫拉特的使者为何人、是谁派使者向卫拉特借兵等历史遗案进行了考证,并提出了较为可信的观点。
管守新《阿睦尔撒纳服叛对乾隆治准政策的影响》(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7年第2期)是这个时期有关人物研究仅见的文章。作者认为阿睦尔撒纳先归顺后反叛的行为,不仅是使准噶尔人陷入锋镝战火之中的重要原因之一,而且导致乾隆皇帝治理准噶尔政策的改变,从而改变了清朝统治新疆的浓重的羁縻色彩。卫拉特蒙古和察哈尔蒙古是新疆蒙古族的主要组成部分。卫拉特蒙古在17—18世纪反抗沙俄侵略、保卫国家领土方面功不可没,尤其是1771年土尔扈特蒙古举族东归祖邦故土的壮举,更是中华民族历史上一曲爱国主义凯歌。而18世纪60年代以降,察哈尔蒙古和锡伯、满族、索伦、绿营大批兵丁西迁新疆屯垦戍边,则构成一幅西进的宏伟图幅,成为18世纪中国历史上一道独特亮丽的风景线,也是一项具有特殊“以史为鉴”功能的绝好研究领域。
为此,我们建言:
第一,继续下大力气发掘新资料。近年虽然已出版了《满文土尔扈特档案译编》《清代西迁新疆察哈尔蒙古满文档案全译》等重要档案集,但有关新疆蒙古历史的档案文献资料,特别是满文、藏文档案仍应成为首要开发对象。有了新资料的基础,开拓研究视野、深化研究才有可能。
第二,开拓研究新视野,强化知识普及读物的出版。就研究而言,17—18世纪新疆蒙古历史仍应成为研究重点。当时新疆蒙古族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包括他们所信仰的藏传佛教)的建树和在推动新疆历史发展中所起的作用,有待研究者进行探讨。近代、现代至当代新疆蒙古族的历史活动的研究更需要研究者去填补空白。就学术成果普及而言,新疆蒙古族的历史与现状是一份不可多得的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乡土教材,已是人们所熟知的“东归”“西迁”乃至众多文艺作品的绝好题材。
第三,采取有力举措,让学术研究成果走向群众。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党委和政府,结合本地特点,弘扬“东归”“西迁”爱国主义精神,创办“东归节”“西迁节”,是一项特别值得予以赞扬的,让学术走向大众、让大众了解学术的好举措。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应给予更大的鼓励,并将此项活动持之以恒地办下去。(www.xing528.com)
第四,加大投入,办好现有研究阵地。人才培养方面应抓住新疆社会科学院、新疆大学和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的地方志系统,这是新疆蒙古史研究的三个人才聚集点,要保护老一代研究者,更要扶植中青年研究者,以发挥研究的整体合力。在现有的研究阵地建设上,我们要加大对《卫拉特研究》杂志的投入和扶植力度。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社会科学联合会主办的《卫拉特研究》自1989年创刊以来,已出版了50余期,是国内唯一以卫拉特蒙古为研究对象,并采用蒙古文、汉文刊发学术成果的学术刊物。由于其独特性,《卫拉特研究》已经成为中国卫拉特学的重要学术园地,并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创刊15年来,成绩显著,可谓是“成果的积累、人才的聚集”。但该刊当前面临严重资金困难,建议有关部门采取有力措施,加大对该刊的指导、支持力度,给予切实的扶持。
(原载《卫拉特研究》2004年第4期,合作者阿拉腾奥其尔,执笔人阿拉腾奥其尔)
【注释】
[1]苏北海:《蒙古土尔扈特之西徙》,载《新疆日报》1949年4月8日;《蒙古土尔扈特部之东返》,载《新疆日报》1949年4月10日;《南路蒙古族中之喇嘛概况》,载《新疆日报》1949年7月23日;《和靖县之地名地理》,载《新疆日报》1949年4月28日、1949年4月30日、1949年5月1日。
[2]新疆人民出版社分别于1982年和1987年出版了《〈清实录〉准噶尔资料摘编》托忒文版。
[3]《卫拉特历史文献》有内蒙古文化出版社1985年版,新疆人民出版社1987年托忒文版。
[4]噶班沙剌布:《四卫拉特史》,载《蒙古学资料与情报》1987年第4期;格埒克楚勒特尔:《土尔扈特史》,载《蒙古学资料与情报》1988年第4期;特克第:《蒙古溯源史》,载《蒙古学资料与情报》1989年第1期;伦布策凌:《布里亚特史》,载《蒙古学资料与情报》1989年第2期。
[5]周轩:《土尔扈特蒙古部落调查记》,载《西北史地》1982年第3期。
[6]此次考察的全部资料刊载于新疆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编印的《新疆宗教研究资料》第9辑。
[7]该调查材料以《巩乃斯乡调查资料集》刊于该所主编的《新疆宗教研究资料》第14辑。
[8]《新疆尼勒克县新发现托忒蒙古文、藏文石刻佛经》,载《新疆文物》1989年第1期。
[9]《瓦剌王猛可帖木儿杂考》《从经济交流看瓦剌与中原地区的关系》《土木之役与景泰和议》《也先称汗及其败亡》《东西蒙古纷争及瓦剌西迁》《也先之后瓦剌与明廷的联系》《明代蒙古与西域关系述略》《明前期蒙古与女真》,以上论文载《西蒙古史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10]蔡家艺:《十八世纪中叶准噶尔同中原地区的贸易往来略述》,载《清史论丛》第4辑;《准噶尔同中原地区的贸易交换——两份准噶尔的购货单试析》,载《民族研究》1982年第6期;《清朝前期准噶尔与内地的贸易关系》,载《中亚学刊》第1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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