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拉特史研究领域的开拓-《卫拉特蒙古历史论考》

1977年以来，卫拉特蒙古史的研究内容几乎涉及卫拉特蒙古的各个方面，研究课题的广度与深度也达到前所未有的地步。从研究论文的选题和内容来看，其已远远超过了以往研究的范围，日益明显地呈现出由长期附属于其他学科向独立学科发展过渡的趋向，也就是说，卫拉特蒙古已日益成为研究的客体，为研究者所探讨。这是一个极为可喜的进步，也是卫拉特蒙古史研究进入一个崭新阶段的标志。现从以下几方面进行综述。

1.卫拉特蒙古先世史研究

卫拉特蒙古在元代汉文献中称斡亦剌惕，明代汉文文献中称瓦剌，卫拉特蒙古的先世史研究，实际上即是对斡亦剌惕、瓦剌的研究。由于史籍中对斡亦剌惕的记述十分零散，以往国内学者研究甚少。韩儒林主编《元朝史》对斡亦剌惕做了颇有深度的综述，是研究必读之作。杜荣坤《试论斡亦剌十三四世纪政治经济的变化》（载《民族研究》1980年第6期）认为，13世纪当时还停留在氏族制后期的斡亦剌，由于其领袖和成吉思汗家族及元皇室有世袭姻亲关系，并受到分封制的影响，上层建筑发生演变，促进了早期封建关系的形成，导致斡亦剌政治、经济的变化。而白翠琴《斡亦剌贵族与成吉思汗系联姻考述》（载《民族研究》1984年第1期）通过详尽考述，指出斡亦剌与成吉思汗家族的联姻对缓和统治阶级间矛盾，促使斡亦剌社会向早期封建制转化方面曾起过一定作用，对明代蒙古地区的政治形势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杜荣坤、白翠琴《斡亦剌与周围诸族之关系》（载《西蒙古史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考察了斡亦剌与汉、乞儿吉思、畏兀儿等族间的关系，以及斡亦剌人远及波斯、阿拉伯等国的活动。

瓦剌史研究方面，杜荣坤和白翠琴的研究成果十分瞩目，收录在《西蒙古史研究》中的9篇论文，^[9]可以视之为较系统的瓦剌史专题研究。作者从研究瓦剌王猛可帖木儿的事迹入手，阐明了有明一代瓦剌的兴衰，复从瓦剌与明朝，以及周邻诸族政治、和战关系、经济贸易入手，分析了瓦剌兴衰的内在因素和外来影响。白翠琴《瓦剌境域变迁考述》（《蒙古史研究》第1辑，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根据汉、蒙古文及外文资料零星记载，分三个阶段对瓦剌分布和迁徙做了叙述，展现了瓦剌从叶尼塞河上游向东南、西南发展以及后来主力向西迁徙的历史进程。俺答汗征讨卫拉特，是他一生中三次重要军事行动之一。薄音湖《俺答汗征卫拉特史实》（载《内蒙古大学学报》1983年第4期）依据蒙古文抄本《俺答汗传》，对其征讨卫拉特做了阐述，补充了史籍中对16世纪以来瓦剌记载的不足。吴其玉《从猛可帖木儿说到玛哈齐蒙克——谈明初历史的一个问题》（载《福建师大学报》1979年第4期）通过考证认为，《明史·瓦剌传》中的猛可帖木儿就是《蒙古源流》中的乌格齐哈什哈，《明史·鞑靼传》中的鬼力赤，张穆《蒙古游牧记》和祁韵士《皇朝藩部要略》以及帕拉斯《蒙古民族史料集》中的玛哈齐蒙克，“这四个名字实际上就是一个人的名字”。马曼丽《明代瓦剌与西域》（载《西北史地》1984年第1期）从瓦剌势力始入西域，脱欢、也先时期瓦剌对其西域近邻的政策，也先死后瓦剌活动重新移向西域及其与中亚的关系三个方面，对瓦剌与西域诸族的关系进行了有益探讨。奥登《论也先汗》〔载《内蒙古社会科学》（蒙古文版）1982年第1期〕、薄音湖《评十五世纪也先对蒙古的统一及其与明朝的关系》（载《内蒙古社会科学》1985年第2期）对瓦剌历史上的雄主也先的政治、军事活动进行了考述，并对也先统一蒙古的作用及其与明朝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和评述。另外，杨绍猷《太平卒年考》（载《民族史论丛》第1辑）、陈梧桐《永乐至宣德的政策失误与“土木之变”》（载《光明日报》1988年12月21日）也在这方面发表了重要文章。

2.卫拉特蒙古族源、分布、系谱研究

卫拉特蒙古的族源是卫拉特史研究中公认的难点。岑仲勉《卫拉特即卫律说》（载岑仲勉：《中外史地考证》上册，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58—66页）虽应者寥寥，但却开了卫拉特族源研究的先河。中外史学家对卫拉特蒙古族源有突厥说、蒙古说、突厥蒙古融合说和兀鲁黑塔说四种，杜荣坤《厄鲁特族源初探》（载《新疆大学学报》1981年第2期）通过对卫拉特蒙古历史、社会经济生活、语言、地理分布以及周围各部族关系等方面研究，指出蒙古说较为可靠。诺尔布《试论土尔扈特的起源—兼论克列特》〔载《中国蒙古史学会论文选集（1981年）》，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依据托忒文资料和有关中外史载，认为土尔扈特起源于克列特，直到与成吉思汗同时代的王罕（王汗）时，克列特开始改称土尔扈特，文章从土尔扈特族源入手支持了蒙古说的观点。

关于卫拉特蒙古的分布及其变迁，钮仲勋《准噶尔西北疆域考》（载《中俄关系史论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和杜荣坤《论准噶尔分布地域的变迁》（载《西蒙古史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都有专文论述。尤其是杜荣坤的文章考察了厄鲁特于元明清间地域分布之历史过程，指出准噶尔分布之牧地与领地皆属中国历史疆域的一部分。巴赫《公元1757年以后新疆蒙古族的分布与变迁》（载《新疆社会科学研究》1985年第13期）概述了截至清末居住在新疆地区的土尔扈特、准噶尔、察哈尔诸部的发展与变迁。而马大正《新疆和硕特蒙古札萨克印考述》（载《蒙古史研究》第1辑，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和蔡家艺《新疆察哈尔营、厄鲁特营概述》（载《蒙古史研究》第2辑，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则分别对居住在新疆的准噶尔部、和硕特等部的分布及其活动做了进一步的阐述。

对卫拉特蒙古诸部王公系谱的整理，当首推高文德、蔡志纯《蒙古世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79年版），该书表35—48即为卫拉特蒙古诸部王公系谱。巴·乌云《青海蒙古部落袭位表》（载《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79年第2期）对青海和硕特部的系谱做了专题综合研究。在王公系谱研究中，土尔扈特王公系谱更引起研究者的兴趣。冯锡时《我国厄鲁特蒙古土尔扈特部世系考订》（载《新疆大学学报》1980年第2期）和周轩《关于土尔扈特蒙古部落世系的初探》（载《社会科学战线丛刊》1980年第2期）分别对清代记述和当代研究中一些失实之处进行了考订和探讨。而马汝珩、马大正《土尔扈特蒙古系谱考述》（载《民族研究》1982年第1期）则在诸家研究基础上，结合满文土尔扈特档和托忒文资料以及中外史载，特别是俄文资料，对翁罕至渥巴锡之间系谱中的缺漏做了考证，并对有关历史人物——散札布、沙克都尔扎布、车楞敦噜布、渥巴锡之仲兄萨赖的活动做了补缺，从中阐述了阿玉奇汗时期土尔扈特部与准噶尔部策妄阿拉布坦关系的变化。同时，这反映出阿玉奇汗死后，土尔扈特贵族争夺汗位的斗争，以及俄国利用土尔扈特内争混乱，加强其控制的进程。

3.卫拉特蒙古经济、社会、宗教研究

卫拉特蒙古的社会经济、社会制度是卫拉特研究中的薄弱环节。关于卫拉特蒙古的畜牧业和农业研究，蔡家艺的《准噶尔的畜牧业》（载《民族研究》1985年第1期）和《准噶尔的农业——准噶尔社会经济初探之二》（载《蒙古史研究》第1辑，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是这一领域仅有的值得重视的研究之作。作者指出准噶尔是一个游牧民族，畜牧业是准噶尔的社会经济基础，准噶尔人的畜牧业，主要是牧养马、牛、羊、骆驼四种牲畜。作者认为，准噶尔人习农业，识耕稼。策妄阿拉布坦和噶尔丹策零统治时期是农业大发展时期。广泛使用“塔兰奇人”从事农业，是准噶尔农业的一个重要特点，但“塔兰奇人”的农业不能代表整个准噶尔农业，从事农业的还有准噶尔人。作者进而指出游牧民族并非完全拒绝农业，反对发展农业，畜牧业生产与农业生产也不是互相排斥，恰恰相反，在一定条件下，它们是互相补充、互相促进的关系。策妄阿拉布坦和噶尔丹策零时，准噶尔社会经济之所以有较大发展，与农业生产的进步不无关系。

杜荣坤、白翠琴《十五至十八世纪卫拉特社会组织和统治机构》（载《西蒙古史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对以往少有人涉及的卫拉特蒙古社会组织进行了研究，分析了15世纪至17世纪初瓦剌社会结构及其变化，17世纪中期至18世纪中期准噶尔社会集团和统治机构的组成及特点，较为系统地记述了卫拉特蒙古的阶级关系、社会组织和统治机构。

蒙古《卫拉特法典》是研究卫拉特蒙古社会的最重要史料，它与《喀尔喀法典》《理藩院则例》被誉为蒙古法三大文献。蒙古《卫拉特法典》的研究在我国起步较晚，罗致平、白翠琴《试论〈卫拉特法典〉》（载《民族研究》1981年第2期），从法典产生的时代背景、主要内容及其历史意义诸问题做了探讨，并通过对《卫拉特法典》的研究，分析了蒙古社会组织和阶级关系，是中国第一篇研究法典的力作。马曼丽《浅议蒙古〈卫拉特法典〉的性质与宗旨》（载《西北史地》1981年第2期）则对法典制定的历史背景做了合乎情理的论证。道润梯步《〈卫拉特法典〉在蒙古法制史上的地位》（载《卫拉特史论文集》，《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87年）一文，对法典在卫拉特史上的地位与作用做了全面评价，认为它是一部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独具风采的历史文献，它的基本指导思想就是团结御侮的反侵略精神。作者在另一篇文章《论〈卫拉特法典〉的指导思想》（载《卫拉特史论文集》，《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3期）中，肯定法典的基本指导思想是整顿内部秩序，消除历史隔阂，加强团结一致，抗击外来侵略的同时，指出了法典中消极的、不利于团结御侮的因素。而杨选第、刘海滨《〈理藩院则例〉与〈卫拉特法典〉之比较》（载《卫拉特史论文集》，《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1990年第3期）则比较了《理落院则例》与《卫拉特法典》，探讨了两者的异同。

宗教在卫拉特社会中占有特殊的地位。蔡志纯《明代瓦剌喇嘛教简述》（载《新疆大学学报》1985年第4期）探讨了黄教在西蒙古传播的原因和过程以及对整个社会的影响。蔡家艺《西藏黄教在厄鲁特蒙古的传播和发展》（载《民族史论丛》第1辑，中华书局1987年版）较全面地论述了17世纪以来藏传佛教格鲁派在卫拉特蒙古地区传播和发展的进程，以及对其政治、经济、文化的深远影响（有积极的也消极的）。作者还指出，藏传佛教格鲁派传入卫拉特蒙古，对中国西北地区的民族关系产生了重大影响。它既是噶尔丹占领天山南路、策妄阿拉布坦侵袭西藏的重要诱因，同时又有力地促进了蒙古族、藏族和汉族之间关系的发展。和硕特部固始汗遣使到盛京奉表贡，西藏五世达赖喇嘛到北京觐见顺治皇帝，土尔扈特汗渥巴锡率众东返，无不与此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同一主题的文章还有陈世良、谭吴铁、陈国光《藏传佛教（喇嘛教）在新疆的传播和发展》（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社会科学院首届学术报告会论文选集》），陈国光《西蒙古佛教经济的兴衰》（载《新疆社会科学》1987年第4期）。巴赫《准噶尔地区的黄教及其寺院研究》（载《新疆历史研究》1986年第1期）重点考察了天山北路和南路的黄教寺庙及其内部僧侣组织、僧人学位。作者的结论：清朝统治阶级把扶持黄教定为国策，他们以黄教来驾驭蒙古人，是以整个民族为目标的。黄教也以其特殊的社会功能，使准噶尔地区的蒙古族最终坠入了萎靡不振的毁灭性深渊。

4.卫拉特蒙古与清政府关系研究

清朝前期，卫拉特蒙古雄踞西北，是一支非常活跃的政治力量，它和清政府关系的发展和演变，一直是研究者所关心的课题。由于各自所处的地位有差异，和硕特、准噶尔、土尔扈特与清政府的关系各具特色。

（1）和硕特部与清政府关系研究

李见颂《青海和硕特蒙古概说》（载《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80年第1期）、冯锡时《明末清初的和硕特蒙古》（载《新疆大学学报》1982年第1期），在较广阔的范围内阐述了有清一代和硕特蒙古与清政府的关系，虽说内容十分概略，但轮廓勾画之功不可没。

和硕特蒙古与清政府政治关系的研究多集中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顾实汗时与清政府关系的建立与发展（这一方面研究，将在人物研究中介绍）；二是罗卜藏丹津时与清政府关系的破裂。芈一之《试论罗卜藏丹津事件》（载《中国蒙古史学会成立大会纪念集刊》），马汝珩、马大正《论罗卜藏丹津叛乱与清政府的善后措施》（载《新疆大学学报》1980年第3期），李凤珍《试论罗卜藏丹津叛乱始末及其影响》（载《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3年第2期），蒲文成《试谈雍正“癸卯之乱”的历史渊源》（载《西藏研究》1985年第1期），李延恺《罗卜藏丹津反清原因、时间及被俘年代辨》（载《青海民族研究》第3辑）等，从不同角度论述了雍正年间发生的罗卜藏丹津反清事件及其深远影响。

陈柏萍《清朝前期青海蒙藏民族和中原的贸易关系》（载《青海民族研究》第3辑），陈先国、王浩勋《明清时期青海蒙藏关系和中央王朝对蒙藏的政策》（载《中国藏学》1989年第1期）分别从经济贸易和政治角度分析了和硕特与清政府关系的发展进程。

（2）准噶尔部与清政府关系研究

准噶尔部自噶尔丹以来多次与清政府发生军事冲突，双方关系研究中，战争史研究占据突出的位置。马汝珩《康熙三征噶尔丹》（载《文史知识》1983年第4期）概括论述了康熙帝与噶尔丹统治准噶尔部时期的三次战争。在具体战役的研究方面，袁森坡《乌兰布通考》（载《历史研究》1978年第8期）和《乌兰布通之战考察》（载《历史研究》1983年第4期），洪用斌《试论乌兰布通战争的结局》（载《内蒙古社会科学》1984年第6期）和《昭莫多之战》（载《内蒙古社会科学》1980年第2期），张羽新《乌兰布通之战的胜败问题》（载《历史研究》1986年第5期），邢玉林《乌兰布通之战》（载《民族研究》1986年第4期）以及王勇《费扬古与昭莫多战役》（载《北华大学学报》1983年第1期）分别对17世纪末准噶尔和清政府两次重大战役做了深入分析。罗丽达《1717年准噶尔侵扰西藏及清政府平定西藏的斗争》（载《清史研究集》第2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围绕西藏政局准噶尔和清政府关系的演变进行了研究。18世纪50年代清政府对准噶尔战争的胜利，使新疆地区归于清政府的直接行政管辖之下，对我们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具有深远意义。郭蕴华《清政府统一新疆的历史意义》（载《新疆史学》1979年创刊号），杨建新《清代准噶尔贵族的叛乱及其覆灭》（载《新疆历史论文续集》，新疆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李之勤《格登碑杂考》（载《新疆大学学报》1981年第4期），周轩《〈平定准噶尔勒铭格登山之碑〉碑文浅释》（载《新疆大学学报》1981年第4期）等，着重阐述了18世纪中叶准噶尔部内讧迭起，清政府统一西北的历程及意义。

在清政府对准噶尔战略思想的研究方面，袁森坡《康熙的北部边防政策与措施》（载《清史论丛》第4辑，中华书局1982年版）从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详尽而细致地分析了康熙皇帝对我国漠北和西北采取的政策与措施，并指出，由于政策、措施的得当，清政府保护了中华民族各族人民的共同利益，有利于边疆地区经济的开发。乾隆皇帝继承了康熙皇帝的事业，张羽新《乾隆对彻底平定准噶尔的指导作用》（载《新疆社会科学》1984年第1期）、王爱军《乾隆对阿睦尔撒纳的斗争策略——从乾隆第二次东巡谈起》（载《沈阳故宫博物馆文集》）以及左书愕《从平准战争看乾隆对准部政策的转变》（载《西北史地》1985年第2期）和《乾隆区别对待达瓦齐和阿睦尔撒纳的原因》（载《伊犁师范学院学报》1986年第1期）从不同侧面研究了乾隆皇帝对准噶尔政策的各个方面。随着研究的深入，研究者还将视点放到了清朝与准噶尔战争中的清军后勤供应问题，左书愕《平准战争与康熙的后勤供应》（载《新疆师范大学报》1987年第1期）认为康熙皇帝对后勤供应的指导思想可以用“备于前、省于途、用于急”九字概括，在这一思想指导下，清政府在整个战争中，配备了强有力的后勤领导组织人员，并在保证运输工具、粮饷供应、军需马匹等方面都做了精心安排。而王希隆《平准战争中的转输与屯田》（载《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86年第2期）指出，康熙五十四年（1715）以前，平准噶尔噶尔清军的粮草依靠转输供应，康熙五十四年（1715）开始，屯田和转输并行供给，进而分析了北路屯田（主要在喀尔喀蒙古西部）和西路屯田（主要在新疆东部巴里坤、吐鲁番、哈密、甘肃河西地区）的兴起和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研究者并不满足于前人开辟的研究领域，蔡家艺另辟蹊径，接连发表了数篇文章^[10]全面论述了巴图尔珲台吉以来准噶尔与中原地区贸易关系的发展进程，着重探讨了噶尔丹策零统治时期同中原地区贸易关系的活跃状况，指出这一时期贸易达到了空前繁荣，不仅商队往来之频繁大大超过从前，就是贸易规模的发展在准噶尔历史上也是罕见的。叶志如《从贸易熬茶看乾隆前期对准噶尔部的民族政策》（载《新疆大学学报》1986年第1期），张羽新《肃州贸易考略》（上、中、下）（载《新疆大学学报》1986年第3—4期，1987年第1期）都依据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之有关汉文档案。前者在分析了清政府各项政策措施后指出：其政策核心是以怀柔为手段，借以笼络准噶尔部的上层，以达到统治准噶尔部人民的目的。但就其效果来说，它不仅使准噶尔部恭顺于清王朝的统治，达到“海宇共享升平之福”的目的，有利于维护封建的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团结，而且在客观上使准噶尔部人民和内地各族人民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得到了加强和发展，对于促进新疆和内地的农业牧业生产的发展，均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后者则对清朝与准噶尔贸易的重要窗口肃州（今甘肃酒泉），从贸易活动始末、历年贸易数额、准噶尔输入内地货物和内地输入准噶尔货物等方面做了深入考察。

（3）杜尔伯特部与清政府关系研究

在卫拉特蒙古各部与清政府的关系研究中，研究者们对杜尔伯特部的研究较少。马汝珩、马大正《论杜尔伯特三车凌维护国家统一的斗争》（载《清史研究集》第1辑）较系统地论述了乾隆十八年（1753）杜尔伯特部首领车凌、车凌乌巴什和车凌蒙克不堪战乱蹂躏，率属众内迁的原因、始末及其意义，还兼及杜尔伯特部的源流和内附后的政治活动，进而指出杜尔伯特三车凌的内附以及在他们带动、影响下卫拉特蒙古部众的纷纷内附，对清政府完成统一西北边疆的事业，确实起了积极的作用。而马汝珩《乾隆夜宴三车凌》（载《历史知识》1982年第4期）则着重叙述了三车凌投归清朝后受到乾隆皇帝接待的盛况。杨伯达《〈万树园赐宴图〉考析》（载《故宫博物院院刊》1982年第4期）则从研究文物入手，考察了三车凌的历史功绩。

（4）土尔扈特部与清政府关系研究

对17—18世纪土尔扈特蒙古历史的研究是比较活跃的。马汝珩、王思治《土尔扈特蒙古西迁及其反抗沙俄压迫、重返祖国的斗争》（载《社会科学战线》1978年第3期），马曼丽《我国蒙古族土尔扈特部的西迁及其重返祖国的斗争》（载《新疆历史论文集》，新疆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张平一《土尔扈特蒙古万里归国记》（河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郭蕴华《土尔扈特部回归祖国》（载《西域史论丛》第1辑，新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都对这一时期土尔扈特历史做了有益的概述。

比较系统地论述土尔扈特部与清政府关系的是马汝珩、马大正《清朝前期土尔扈特蒙古与祖国的关系》（载《中国古代民族关系史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他们指出留居伏尔加河流域的土尔扈特与中国的关系经历了初建、发展和稳定三个阶段。马大正、郭蕴华《〈康熙谕阿玉奇汗敕书〉试析》（载《民族研究》1984年第2期）和马汝珩、马大正《试论〈雍正谕土尔扈特汗敕书〉与满泰使团的出使》（载《民族研究》1988年第1期）首次向读者全文介绍了两件土尔扈特与清政府关系的珍贵文献，进而分析了18世纪上半叶先后出使土尔扈特的图理琛使团、满泰使团的历史功绩。

18世纪70年代土尔扈特蒙古历尽艰险东返故土，是当时国内民族关系的一件大事。马汝珩、马大正《跋涉数千里，一心向祖国——渥巴锡与土尔扈特蒙古重返祖国的斗争》（载《光明日报》1980年11月4日），任世江《试析土尔扈特回归祖国的原因》（载《社会科学》1983年第2期）和李映发《土尔扈特抗俄返国史实考》（载《四川大学学报》1982年第1期）对土尔扈特蒙古东返的原因、性质及意义分别进行了研究，批判了封建史家和资产阶级学者在这些问题上的错误观点。

由于中外史载的混乱，土尔扈特东返历程错谬之处甚多，马大正《土尔扈特蒙古东返始于何时》（载《新疆社会科学》1985年第1期）和《土尔扈特蒙古东返人户数考析》（载《历史档案》1983年第1期），蔡家艺《土尔扈特东返经由何路进入沙喇伯勒》（载《西北史地》1983年第3期）分别对各自主题做了较为细致的考释，并提出了令人信服的结论。

马大正《清政府对蒙古族土尔扈特的安置》（载《清史研究集》第2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和蒋其祥《新发现的旧土尔扈特北右旗札萨克印》（载《考古与文物》1983年第1期）对东返故土后土尔扈特的定牧、安置的情况做了有益阐述。

5.卫拉特诸部之间以及他们与藏族、维吾尔族诸族关系研究

在卫拉特蒙古诸部之间关系的研究中，卫拉特联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课题，但目前研究的论文仍不多见。马曼丽、胡斯振《四卫拉特联盟初探》（载《民族研究》1982年第2期）对联盟的形成、性质、作用及其崩溃进行了有益探讨，作者认为：四卫拉特联盟从15世纪后半叶开始初具雏形，到16世纪末，形成较为完善的联合体。它是分散游牧、互不隶属的卫拉特各部，向强大统一的卫拉特封建社会过渡的特殊社会组织形式。它对克服也先死后的分裂动荡和几面受敌的危机形势，对共同御敌、保障卫拉特的生存，对发展封建经济、封建制度和加强与中原的经济、政治交往，都起到了积极的历史作用。关于联盟的崩溃，作者认为在17世纪70年代，噶尔丹袭杀鄂齐尔图汗是联盟最终崩溃的标志，开始了卫拉特蒙古历史“噶尔丹军事集权统治时期”。浩·巴岱、金峰、额尔德尼《论四卫拉特联盟》（载《卫拉特史论文集》，《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87年）依据托忒文文献，结合了中外文史载，提出卫拉特联盟可依其发展变化分为早、中、晚三期。早期是明正统二年至弘治十五年（1437—1502），中期是弘治十五年至崇祯十年（1502—1637），晚期是崇祯十年至清乾隆二十二年（1637—1758），并对每一时期做了详尽的叙述。在此文发表前，同一作者还用蒙古文以《论早期四卫拉特联盟》（载《蒙古史研究》第1辑）为题刊出了上述文章的部分内容。关于此文的见解，虽尚未见到专文讨论，但1986年8月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召开的卫拉特史学术讨论会上已引起讨论。有的学者认为将早期、中期联盟用明确的年代划分不一定合适，但有更多学者指出可以将1640年蒙古《卫拉特法典》的制定，作为晚期联盟建立的标志。1758年作为晚期联盟的结束不能使人信服，因为在17世纪中叶前后，作为卫拉特主要组成部分的和硕特、准噶尔、土尔扈特部，实际上已走上各自不同的发展道路，对联盟的真正认识还有待于学者们的深入研究。

在土尔扈特西迁原因的研究中，也涉及卫拉特诸部间关系的变化。一种观点认为土尔扈特因受准噶尔巴图尔珲台吉排挤而西迁。罗丽达《土尔扈特部为什么西迁》（载《清史研究通讯》1985年第2期）提出，1625年厄鲁特部大内讧是土尔扈特西迁的直接和根本原因，而西迁是土尔扈特首领出于对这场自相残杀的内讧事件的强烈不满所采取的抗议行动。蔡家艺《卫拉特蒙古史事杂考》（载《历史档案》1985年第4期）进一步指出，牧地紧张以及由于纷争所引起的经济危机，是迫使他们不得不离开故土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并首次引用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满文档案中渥巴锡归国后对福隆安所讲的话，以资佐证。(www.xing528.com)

卫拉特蒙古与藏族关系的研究方面，蔡家艺《清前期卫拉特蒙古进藏熬茶考述》（载《中国民族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全面考察了双方关系中占有重要地位的熬茶活动，认为卫拉特蒙古地区的进藏熬茶，产生于17世纪初，其较大发展主要是在17世纪40年代以后，从17世纪40年代至70年代，进藏熬茶主要是由各部封建主分别派遣，率领熬茶者大都是封建主本人。噶尔丹兼并四卫拉特以后，准噶尔地区的进藏熬茶大体上都由准噶尔封建主统一派遣。和硕特部与藏族的关系是研究者着力研究的一个热点。17世纪前半期顾实汗进据青藏是双方关系中的一件大事。安应民《试论喇嘛教格鲁派与和硕特蒙古相互结纳的根源》（载《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2年第4期）、《浅析和硕特蒙古进据青藏地区的原因》（载《兰州大学学报》1985年第1期）从当时政治、经济、军事和宗教等方面进行分析，指出卫拉特蒙古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牧畜数量的增长与牧地之争是和硕特蒙古南迁的主要原因。而与青藏地区的宗教关系则是确定进据青藏地区的决定因素。韩官却加《藏传佛教教派斗争与和硕特蒙古南迁》（载《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85年第3期）着重从教派斗争的角度分析了南迁的原因，认为此次事件不仅有它本身的政治和经济原因，更重要和当时西藏佛教格鲁派为剪除敌对势力，求得自身的生存和发展所采取的政治邀请是密切相关的。唐明英《第巴桑结嘉措对和硕特汗王的斗争》（载《西藏民族学院学报》1986年第3期）则指出他们之间的斗争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争权夺利的斗争，它揭开了清前期西藏地方由蒙藏联合掌权的政治体制向藏族统治者掌权的政教合一的政治体制过渡所不可避免的斗争序幕。

关于卫拉特蒙古与维吾尔族的关系，目前主要研究的是准噶尔在南疆的统治问题。马大正、蔡家艺《论准噶尔贵族对南疆的统治》（载《新疆大学学报》1981年第2期）较全面地论述了准噶尔贵族在南疆统治由确立到覆亡的全过程。安瓦尔·巴依图尔《略论阿帕克和卓》（载《民族研究》1982年第5期）利用了大量察合台文资料，研究了与噶尔丹进军南疆有着密切联系的阿帕克和卓的政治生涯，使人们看到了双方关系的一个鲜为人知的侧面。

6.卫拉特蒙古与俄国关系研究

卫拉特蒙古由于长期游牧在祖国西北边陲，是我国最早与俄国侵略势力发生交往的少数民族之一。卫拉特蒙古与俄国关系的研究是早期中俄关系史的一项重要内容。迄今为止的众多研究论文中，可以看出两个明显的倾向：一是大多着力于揭露俄国的侵略罪行和颂扬卫拉特蒙古人民反抗侵略的爱国主义传统；二是与卫拉特蒙古一些历史人物的研究紧密相连。这里主要介绍前一方面的研究情况，后者在卫拉特蒙古历史人物研究中进行介绍。

蔡家艺、马大正《略论十七世纪前期厄鲁特及和托辉特人民的抗俄斗争》（载《中俄关系问题》1981年第1期）和《十八世纪初准噶尔人民抗俄斗争的重要一页》（载《中俄关系史论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利用了大量俄国记载，比较详尽地介绍了俄国对准噶尔牧地的渗透和侵略。这一方面，还有李绍明《清初平定准部扰藏和抵御沙俄侵略的斗争》（载《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79年第1期）、郭蕴华《从阿睦尔撒纳的叛乱看沙俄对准噶尔部的侵略》（载《西北史地》1981年第1期）、栗振复《乾隆防御沙俄侵略的措施》（载《历史档案》1983年第3期）、张广达《沙俄侵藏考略》（载《中央民族学院学报》1978年第1期）等文章。

土尔扈特部居留伏尔加河流域达一个半世纪之久，他们与俄国发生过内容广泛的交往，马汝珩、马大正《伏尔加河畔土尔扈特汗国的建立及其与俄国的关系》（载《西北史地》1987年第4期）和《略论十八世纪二十—五十年代的土尔扈特汗国》（载《新疆社会科学》1986年第6期）在利用了苏联学者研究成果基础上，比较翔实地研究了17世纪30—70年代和18世纪20—50年代土尔扈特汗国与俄国的政治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国内研究的空白。不足之处是作者的视点还只停留在政治关系中的对抗一面，对政治关系中友好交往的一面以及经济、文化关系等更广泛的领域，尚未涉及。

7.卫拉特蒙古历史人物研究

有关人物的专题研究，几乎涉及卫拉特蒙古历史上所有有影响的人物，是卫拉特历史中最活跃的研究领域。研究的显著特点是研究者针对以往史学界对卫拉特历史人物存在过多否定的倾向，在研究了大量中外史料的基础上，对卫拉特历史人物进行了重新评价，力求还原历史的本来面貌。杜荣坤《关于准噶尔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载《中国蒙古史学会论文选集（1980年）》，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从理论上提出了评价卫拉特蒙古历史人物的三条标准：客观上是否有利民族团结、祖国统一；是否有利于本民族社会经济的发展；是否有利于对外来侵略势力的反抗和斗争。尽管研究者们对上述三条标准的认识并不一致，但这对历史人物研究的深入无疑是有益的。其实卫拉特历史人物的研究，是中国少数民族历史人物研究的有机组成部分，随着中国民族史研究的深入，坚持实事求是，坚持民族平等，已日益被研究者认为是研究中所必须遵循的前提，并用之于研究之中。

（1）和硕特部历史人物研究

顾实汗（固始汗）是研究较多的一个人物。马汝珩、马大正《顾实汗生平略述》（载《民族研究》1983年第2期）在研究了大量史料的基础上，对顾实汗一生的功绩做了评述，指出顾实汗一生做了许多事，至少有三件事值得提出并予以肯定。第一，他统一了青藏高原，使明末以来青藏地区的战乱割据状态逐渐走向安定统一局面，为清政府后来进一步统一青藏地区奠定了良好基础；第二，他对青海与西藏的统一加强了西北各族间的关系，尤其是蒙古族和藏族的关系，使蒙古族和藏族之间的政治、经济与文化联系进一步加强，这对青藏地区的发展，无疑是有着促进作用的；第三，他加强了蒙藏地区与清朝中央政府的政治联系，特别是使西藏地方政府在明末清初几十年战乱之后，又和中央政府建立了政治隶属关系，促进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发展。罗丽达《明末清初的蒙藏关系和顾实汗入藏事件》（载《清史研究集》第5辑，光明日报出版社1986年版）在我国统一多民族的国家发展历史进程的大背景下，对顾实汗入藏的原因、进程及深远影响做了详尽论述，进而分析了顾实汗入藏后施行的一系列政策，指出顾实汗入藏后，除了必要的军事行动以外，没有更多地使用暴力，没有用大规模野蛮的屠杀对付藏族人民，以至于把游牧的、落后的生活方式强加给西藏社会，这固然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但是，对于一个戎马一生、兵威强盛的蒙古汗王来说，能做到这一步是难能可贵的。他入藏不久，即结束了西藏持续了一个多世纪分裂、动乱的局面，实现了一定时期内西藏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这对西藏社会的发展是有积极作用的。芈一之《达赖、班禅与蒙古汗王的关系》（载《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82年第2期）对顾实汗建立班禅神职系统的目的、过程及其影响进行了论述。关于顾实汗，李延恺《统一青藏高原的固始汗》（载《青海社会科学》1982年第2期）、陈庆英《固始汗简介》（载《历史知识》1984年第4期）、陈柏萍《浅述顾实汗统一青藏高原及其与清朝的关系》（载《青海民族研究》第2辑）以及蔡志纯《固始汗生卒年小考》（载《民族研究》1984年第2期）等学者也都发表了相关论文。

鄂齐尔图车臣汗在卫拉特历史上是一个叱咤风云的人物。蔡家艺《鄂齐尔图车臣汗》（载《清代人物传稿》上编第2卷）依据汉文、蒙古文、俄文的记载，对其一生活动做了综述，并认为，鄂齐尔图车臣汗于康熙十五年（1676）正月为噶尔丹所败，最后于斋桑湖附近被杀，他的部众部分为噶尔丹所并，部分逃到青海、甘肃边境。他的妻子多尔济拉布坦则率少数人逃往伏尔加河土尔扈特部。蔡志纯《鄂齐尔图车臣汗卒年与殂地小议》（载《内蒙古师范大学学报》1985年第1期）则认为鄂齐尔图车臣汗是康熙十六年（1677）卒于西套，时正为噶尔丹所败。关于鄂齐尔图车臣汗的死因、死时和死亡地点，除上述两种说法外，还有1678年在斋桑湖为噶尔丹所杀，1680年死在博罗塔拉等说法。

咱雅班第达是出身和硕特贵族的著名喇嘛，马汝珩、马大正《厄鲁特蒙古喇嘛僧咱雅班第达评述》（载《新疆大学学报》1982年第3期）对其一生政治、宗教活动做了评述，认为他一生的活动，并没有只停留于法坛之间，主持法事，诵经说教，更没有仅仅埋头书案，从事于典籍的译述，而是迈出寺院，奔走于内乱战火之中，斡旋于各部首领牙帐之间，为厄鲁特各部的安定团结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因此，他不仅是一位热心弘扬佛教的宗教家和对本民族文化做出贡献的学者，而且是活跃于17世纪中叶厄鲁特蒙古历史舞台上的一位政治活动家。咱雅班第达的学生拉德纳巴德拉撰写的《咱雅班第达传》不仅是研究专著，也是研究17世纪后半期卫拉特蒙古历史的重要文献。近年来新疆大学历史系诺尔布和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成崇德先后对托忒文本的《咱雅班第达传》进行了汉译和研究，诺布尔、冯锡时《〈咱雅班第达传〉的若干问题》（载《新疆大学学报》1985年第1期）和马汝珩、成崇德《一部重要的厄鲁特蒙古历史文献——〈咱雅班第达传〉》（载《新疆社会科学》1985年第1期）即是他们各自的研究成果，分别论述了《咱雅班第达传》成书经过、版本情况以及该书在研究卫拉特蒙古中的重要史料价值。

蔡家艺《沙克都尔曼济之死》（载《新疆大学学报》1980年第4期）对18世纪中叶受屈而死的沙克都尔曼济的悲惨结局做了翔实探讨，进而分析了清政府民族政策的压迫实质。

（2）准噶尔部历史人物研究

关于巴图尔珲台吉。马汝珩、成崇德《略论准噶尔民族政权的奠基人——巴图尔珲台吉》（载《西北史地》1983年第4期）在论述了其一生政治生涯的各个方面后，认为巴图尔珲台吉作为一个游牧民族的领袖，在厄鲁特蒙古民族史上做出了重大贡献。他不仅结束了东西蒙古的长期对立，统一了厄鲁特各部，建立起强大的准噶尔民族政权，而且为了巩固其政权，他苦心经营城镇居民点，发展农业和手工业，这无疑是厄鲁特民族史上一大进步。因此，他作为厄鲁特蒙古史上的英雄是当之无愧的。马曼丽《巴图尔浑台吉与俄国》（载《民族研究》1980年第4期）着重分析了巴图尔浑（珲）台吉与俄国交往的政治实践，作者的结论是巴图尔浑（珲）台吉的一生，是为准噶尔的统一与发展、安定与团结，是为抵制沙俄对准噶尔的侵略与蚕食而艰苦斗争的一生。他是中国历史上一位杰出的少数民族领袖，一位卓越的少数民族政治家。

关于僧格。马大正、蔡家艺《试论僧格时期准噶尔人民的抗俄斗争》（载《新疆大学学报》1979年第1—2期合刊）比较详细地论述了1664—1670年间僧格与五个俄国代表团的外交斗争，指出当时与俄国交涉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上：一是围绕着“礼仪程序”之争，反映了是捍卫民族尊严、反对民族屈辱，还是摈弃民族尊严、接受民族屈辱；二是围绕着对捷列乌特贡民征收实物税权益之争，反映了是维护民族主权、反对武力侵略，还是出卖民族主权、屈从武力威胁。正是在这些原则问题面前，僧格为保卫我国西北边陲不受侵犯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关于噶尔丹。噶尔丹是卫拉特历史上争议最多的人物之一，争议的本身，就吸引着更多的研究者对这个复杂的历史人物进行探讨。江波《噶尔丹的东方政策》（载《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84年第4期）认为在噶尔丹一生的政策中，客观上存在东方政策。这个政策的核心是与满族争夺喀尔喀蒙古，企图利用各种势力，恢复其祖先的伟业，建立一个蒙古族统治下的大帝国。作者在17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历史背景下，论述了东方政策产生、实施直至破产的全过程，得出结论：噶尔丹的东方政策虽然失败，但是并不能因而全盘予以否定。17世纪，在根本没有今天这样完整的国家概念和多民族大家庭的概念的历史条件下，它是噶尔丹在满人威胁蒙古族地区时，采取的争取蒙古民族独立，抵制异族势力而执行的政策。许曾重《论康乾盛世的几个问题（上）》（载《清史研究通讯》1985年第1期）则是从清朝前期的中国作为统一多民族世界大国格局最终确立这样的大前提出发，对噶尔丹的历史地位做了如下评述：以噶尔丹为代表的准噶尔统治集团准备统一蒙古，并扩大其势力范围的行动，有着深刻的社会经济原因。然而，这时清朝已经建立统一的中央政权，执行基本符合各族人民利益的政治、经济等政策，并开始取得成效。噶尔丹无视这种形势，执意追求既定目标，为此不惜勾结俄国侵略者。准噶尔部队侵入喀尔喀，不仅破坏了当地军民正在进行的抗俄战争，甚至还牵制了清朝与俄国的谈判。准噶尔统治集团在其所控制的地区，推行残酷的掠夺政策，袭击喀尔喀，对当地广大牧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了严重损失。这一切都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背道而驰。上述两种认识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评价噶尔丹的历史功过，又一个焦点是他与俄国的关系问题，马大正《噶尔丹与沙俄》（载《蒙古族历史人物论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认为噶尔丹与沙俄关系的全过程，大体上经历了接近—勾结—投靠三个阶段。1671—1683年为接近阶段，1683—1691年为勾结阶段，1691—1697年为投靠阶段。每一阶段的演变有着深刻的社会政治原因，因为噶尔丹的对俄政策是从属其称霸西北、恢复故元霸业总政策的，从根本上说，他的对俄政策是为这一总政策服务的。马曼丽《评噶尔丹与俄国的关系》（载《蒙古社会科学》1980年第4期）则认为噶尔丹有过维护边境主权，抵制沙俄侵略的功劳，也犯过配合沙俄攻打兄弟同胞和分裂祖国的错误。但最后，他在内外压力很大的情况下，并没有像沙俄所希望的那样臣服于沙皇。噶尔丹与西藏第巴桑结嘉措的关系，是噶尔丹一生政治生涯中重要而又研究得很不充分的问题。

关于策妄阿拉布坦和噶尔丹策零。策妄阿拉布坦父子统治时期准噶尔社会经济得到很大发展，内政外交也空前活跃。蔡家艺、范玉梅《策妄阿拉布坦功过评述》（载《民族研究》1980年第2期），蔡家艺《简论噶尔丹策零》（载《民族研究》1981年第3期），江波《论策妄阿拉布坦时期准噶尔的兴盛》（载《西北史地》1986年第4期）和《噶尔丹策零时期准噶尔的危机及其解决》（载《西北史地》1987年第4期）全面评述了他们的历史活动。作者们都认为策妄阿喇（拉）布坦和噶尔丹策零是准噶尔历史上的“杰出人物”“出类拔萃的领袖”。策妄阿拉布坦与俄国有多方面的交往，功过评说不一。宋嗣喜《策妄阿喇布坦与沙皇俄国——温科夫斯基出使准噶尔前后》（载《民族研究》1984年第6期）、《〈俄国政府给温科夫斯基的外交指令〉释析》（载《新疆大学学报》1985年第4期）首次利用了卫拉特蒙古史的重要史料《温科夫斯基旅行记》，认为就策妄阿喇（拉）布坦同沙皇俄国关系而言，反抗、斗争是主要的，几乎贯穿他一生的始终。他派博罗库尔干出使俄国，谋求俄国援助以达到自己的目的，当然不足称道，但这只是他一生中的一段插曲，更何况他能及时悬涯勒马，没有掉进沙皇俄国早已为他准备好的深渊，酿成历史悲剧，因此不应苛责。

关于达瓦齐和喇嘛达尔札。张羽新《达瓦齐究竟如何夺取汗位——兼谈准噶尔内部的民族矛盾斗争》（载《历史档案》1984年第4期）依据档案记载指出：“达瓦齐杀喇嘛达尔济（札）自立为准噶尔汗是在乾隆十七年腊月二十一日（1753年1月24日）”，文章又依据档案记载指证，由于喇嘛达尔济（札）属下的维吾尔头目，把喇嘛达尔济（札）“拿献”于达瓦齐，达瓦齐才得以杀喇嘛达尔济（札）而自立为准噶尔汗。蔡家艺《卫拉特蒙古史事杂考》（载《历史档案》1985年第4期）对张羽新文章的说法提出异议。作者考释了满、汉文档案以及《平定准噶尔方略》等史籍的记载，指出喇嘛达尔札为阿睦尔撒纳和达瓦齐所袭杀，时间是乾隆十七年（1753）十一月二十七日。由此可见，所谓达瓦齐篡夺汗位的具体日期“疏漏未载”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把喇嘛达尔札之被杀、达瓦齐篡取汗位，说成是民族矛盾的产物，也是不能令人信服的。

关于阿睦尔撒纳。出身于辉特部的阿睦尔撒纳是一个有争议的历史人物，马汝珩《论阿睦尔撒纳的反动一生》（载《新疆大学学报》1979年第1—2期合刊），郭蕴华《阿睦尔撒纳叛乱及清政府的平叛斗争》（载《新疆大学学报》1979年第1—2期合刊），白翠琴、杜荣坤《关于民族分裂主义分子阿睦尔撒纳》（载《文史哲》1979年第4期）等，都对其一生政治活动做了概述，我们从题名中的“反动一生”“叛乱”和“民族分裂主义分子”等词可以看出，作者们对阿睦尔撒纳的评价是完全否定的。

（3）土尔扈特部历史人物研究

这方面研究主要集中在土尔扈特著名领袖阿玉奇和渥巴锡上。马汝珩《阿玉奇汗简论》（载《中国民族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全面论述了阿玉奇汗一生的政治活动，认为“他不仅统一了土尔扈特汗国内部，发展了汗国实力，而且在对俄关系方面，出色地继承并发展了其先辈制定的方针、政策。他个人的作为和才能，造就了他一生的光辉业绩，同时也把土尔扈特民族的历史推向了一个鼎盛时期”。有关阿玉奇汗的论文还有宋嗣喜《试谈阿玉奇同祖国的关系》〔载《中国蒙古史学会论文选集（1980年）》，内蒙古人民出版1980年版〕和饶以诚《厄鲁特蒙古的民族英雄阿玉奇》（载《西北民族文丛》1953年第2期）。

马汝珩、马大正《试论渥巴锡》（载《民族研究》1981年第1期）与《渥巴锡承德之行与清政府的民族统治政策》（载《新疆大学学报》1984年第1期）以及马大正《再论渥巴锡》（载《中国民族史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可视为研究渥巴锡的系列论文。前一篇综合大量中外史载，对渥巴锡在领导土尔扈特人民武装起义、东返故土做了深入分析；后两篇则是依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有关满文档案的珍贵记载，探讨了渥巴锡回归故土后的政治实践，作者的结论：“综观其短促的一生，前期完成了摆脱俄国的民族压迫，率部胜利东返故土的壮举；后期则是在当时历史条件许可的条件下，顺利地使自己的部众在故土上开始了新的游牧生活。我们可以看到，渥巴锡一生功绩贯穿一个思想，即始终为了本民族的生存和发展。为此目的，在组织领导东返斗争时，渥巴锡不畏强暴，大智大勇；回国后安置部众时，又能审时度势、忍辱负重，终于完成了历史赋予他的使命。”

马大正《土尔扈特蒙古大喇嘛僧罗卜藏丹增史事述补》（载《民族史论丛》第1辑，中华书局1987年版）对在土尔扈特东返斗争中起过重要作用的但又乏于史载的罗卜藏丹增史事，做了有益的探讨。

8.地方史中的卫拉特蒙古研究

随着地方史研究的开展，居住于新疆、青海、甘肃、内蒙古等地的卫拉特蒙古的历史和现状日益为研究者所关注，令人瞩目的是一批关于自治地方概况的著作的出版，其中，重要的著作有《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概况》《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概况》《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概况》《和布克赛尔蒙古自治县概况》《河南蒙古族自治县概况》《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哈萨克族自治州概况》《海南藏族自治州概况》等。上述著作均属于“中国少数民族自治地方概况丛书”，对于我们了解居住在新疆、青海的卫拉特蒙古的历史、社会、习俗具有参考价值。

关于居住于青海的卫拉特蒙古，曲又新《蒙古和硕特部青海黄河南前首旗亲王世系述略》（载《青海民族学院学报》1984年第1期）论述了青海黄河南蒙古亲王在拉卜楞寺的创建、发展等方面的作用及其对卫藏地区政治、宗教的影响。芈一之《青海蒙古史的几个问题》（载《蒙古史研究》第2辑，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让人们对青海蒙古史有一个宏观的认识，有助于视野的开拓。

关于居住于甘肃的卫拉特蒙古，王琦《甘肃蒙古族源流述略》（载《甘肃民族研究》1985年第3—4期合刊）对居住在肃北的卫拉特蒙古自治县蒙古族的历史和现状做了清晰的介绍。

居住于内蒙古的卫拉特蒙古主要聚居于阿拉善旗和额济纳旗，成崇德、赵云田《西套厄鲁特部起源考辨》（载《民族研究》1982年第4期）和苗棣《清前期的西套难民问题和阿拉善旗的设置》（载《西北史地》1983年第1期）的论述，是了解这一地区卫拉特蒙古历史值得一读的文章。

姜黎《黑龙江依克明安旗始末》（载《北方文物》1986年第2期）介绍了居住在黑龙江的卫拉特蒙古的历史和现状。

9.关于卫拉特蒙古史的研究专著

这个阶段出版的关于卫拉特历史的学术专著有很多。它们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和新疆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部分科研人员集体编撰的《准噶尔史略》（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马汝珩、马大正的《厄鲁特蒙古史论集》（青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杜荣坤、白翠琴的《西蒙古史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王宏钧、刘如仲《准噶尔的历史与文物》（青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值得肯定的是，上述著作资料翔实、研究领域广泛，是中国学者首次将卫拉特蒙古史作为研究客体写成的学术专著。因此，从某种意义上看，上述著作的出版是国内卫拉特蒙古史研究进入一个新阶段的标志，说明卫拉特蒙古史研究已经作为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引起学术界的重视。

另外，卫拉特蒙古史与民族史、民族关系史、清史、中俄关系史、地方史、中亚史等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上述领域的研究著作必然包含丰富的卫拉特蒙古史的内容。如民族史、民族关系史领域有《中国北方民族关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王辅仁、陈庆英的《蒙藏民族关系史略》（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翁独健主编的《中国民族关系史纲要》（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和《蒙古族简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刘志霄的《维吾尔族历史》（上编）（民族出版社1985年版）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