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特别是1978年以来，随着中国学术研究的复苏和发展，在蒙古史、清史、中亚史、中俄关系史研究逐步深入的基础上，卫拉特蒙古史的研究也有了明显的进展，并逐渐成为一门独立的研究学科。这一时期发表和出版了大量的专著和学术论文。这一阶段中国卫拉特史研究的一个特点是注重资料的整理与出版。众所周知，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如果没有可靠的第一手资料，那么科学的历史研究就无从谈起。随着卫拉特蒙古历史研究的深入与发展，资料的整理与出版已初见成效。这里仅就有关出版情况做一简介。《清实录》《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和《平定准噶尔方略》是研究卫拉特史的三大基本史料，但以往流传不广且难以查阅，给研究者造成一定的困难。1987年以来，中华书局根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大红绫本为主影印出版了《清实录》，近年中国书店也重新影印了殿版《亲征平定朔漠方略》，中国藏学中心影印了《平定准噶尔方略》。
在资料的整理方面，《〈明实录〉瓦剌资料摘编》和《〈清实录〉准噶尔资料摘编》[2]以及《土尔扈特蒙古满文档案译辑》（民族出版社1987年版）三本资料集，方便了研究者对卫拉特史基本史料的利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中俄关系档案史料选编》第一编（中华书局1981年版），收集了有关土尔扈特部历史的极有价值的史料。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主编的《清史资料》（中华书局出版）中也先后刊印有关资料，比较重要的有爱新觉罗·胤祯的《抚远大将军奏议》（载第3辑），《岳襄勤公行略》（载第4辑）等，均是研究卫拉特史的有用资料。
值得一提的是，对托忒文史料的搜集与汉译工作也取得了很大成绩。金峰、浩·巴岱、额尔德尼《卫拉特历史文献》[3]，道润梯步《〈卫拉特法典〉校注》（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诺尔布校注的《咱雅班第达传》（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极大地便利了研究者对托忒文资料的使用。新疆《汗腾格里》杂志也先后刊载了有关托忒文资料10余篇。托忒文资料的汉译工作也有所进展，乌力吉图先后汉译了有关托忒文资料数篇，[4]《咱雅班第达传》也由成崇德汉译并注释收入《清代蒙古高僧传译辑》（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0年版）。(www.xing528.com)
这一时期不仅注重资料的积累，还开展了对卫拉特蒙古社会历史的调查。据我们所知并见到调查报告的有5次，分别如下：1978年7月至8月，新疆大学周轩[5]在新疆塔城地区和布克赛尔蒙古族自治县进行的社会历史调查；1982年6月至8月，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所、历史所，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宗教所、经济所，新疆大学历史系组成了10人的“新疆蒙古族社会历史考察队”，考察了3个自治州、15个市县、18个公社牧场，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国史学工作者对新疆蒙古族的社会历史进行的第一次全面实地考察；[6]1983年10月，新疆大学历史系苏北海在和布克赛尔蒙古自治县进行社会调查，调查报告题为《新疆北路土尔扈特蒙古族社会历史调查》（载《新疆历史研究》1986年第2期）；1985年8月至9月，新疆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佛教研究室的科研人员对和静县巩乃斯乡进行了卫拉特蒙古宗教、社会状况的定点调查；[7]1988年10月，新疆蒙古族历史文物考察队调查了尼勒克县发现的托忒蒙古文石刻佛经，这尚属第一次发现。[8]
上述社会历史调查的成果是显著的：一是记录了大量口述史料和民间传说；二是收集到一些有价值的历史、宗教史料，特别是托忒文文献，推动了地方史研究中卫拉特蒙古史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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