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拉特蒙古历史论考：缓慢发展时期(1949-1976)

这一时期，从总体上说，卫拉特蒙古史尚未引起史学界的重视，其客观原因主要是当时与卫拉特蒙古史有关的学科，如清史、蒙古史、中俄关系史、中亚史等研究或尚未深入展开，或有待开拓，因此作为一门多学科交叉的边缘学科——卫拉特蒙古史，未被人们所顾及，似亦无可厚非。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有关这一课题的，有著作2种，论文8篇。赖家度《明朝对瓦剌的战争》（上海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是从研究明史出发涉及卫拉特蒙古先世瓦剌的一部著作，而王钟翰《胤祯西征纪实》（载《燕京学报》1950年第38期）虽论及康熙末年清兵“驱准保藏”军事行动的始末，但作者研究的观点同样在于清史，而非卫拉特蒙古史。《居延海》成书于1944年，1952年中华书局将全书出版。该书是作者董正钧于1944年参加川康宁农业调查团的一份报告，主要记录了当时额济纳社会、经济的诸多方面，政治宗教一章最为重要，记载了额济纳的政教关系、行政系统、郡王府之组织及札萨克郡王之世系、喇嘛庙及喇嘛之管辖等重要内容。在有关论文中，陈复光《18世纪初叶清廷进攻准噶尔期间第一次到俄属及俄京的中国使节》（载《云南大学学报》1957年第2期）和金啓孮《清朝前期卫拉特蒙古和中原的互市》（载《内蒙古大学学报》1964年第2期）的文章应予以重视。特别是陈复光关于雍正时满达伊（即满泰）使团出访土尔扈特的研究，为国内首创，金啓孮针对我国封建时期史籍中“过多地记述卫拉特蒙古和中原王朝战争的一面，比较忽视卫拉特蒙古和中原长期的和平交往以及紧密的经济联系”的倾向，在深入研究了《清实录》《东华录》和查阅档案的基础上，将清前期卫拉特蒙古与中原的互市分为四个时期：青海、西套和硕特部为主的互市时期（1642—1662）；准噶尔部为主的互市时期（1677—1688）；和战间歇期中准噶尔部与清廷的互市交涉（1688—1738）；1739年以后准噶尔部与中原的互市（1739—1753）。与前人相比，作者的研究大大前进了一步。(www.xing528.com)

20世纪60年代以后，随着中俄关系史、沙俄侵华史研究的开展，卫拉特蒙古史日益为史学家们所关注，到1976年前后，已发表了几篇论文，大体上可分两大类。一类是论述卫拉特蒙古与俄国的关系，内蒙古大学历史研究室《谎言改变不了历史——驳苏修篡改我国准噶尔部历史的无耻谰言》（载《内蒙古大学学报》1976年第1期）和庆思《清朝政府平定准噶尔部叛乱与抵御沙俄侵略的斗争》（载《历史研究》1976年第2期）是这一类研究中的代表作，在当时影响颇大。另一类则是通过有关文物的研究，阐述卫拉特蒙古反抗压迫的光荣事迹，这方面的论文较重要的有张平一、蒋其祥《热爱祖国、反抗沙俄压迫的土尔扈特蒙古及其历史文物》（载《文物》1975年第7期），王宏钧、刘如仲《清代平定准噶尔贵族叛乱的历史画卷》（载《文物》1976年第12期），史棣祖《清朝平定准噶尔部贵族的叛乱及其意义——从新疆昭苏县格登山碑谈起》（载《文物》1976年第12期），周伟洲《略论清代承德普陀宗乘之庙〈土尔扈特全部归顺记〉》（载《西北大学学报》1976年第1期）。这一时期，卫拉特蒙古史研究与前一时期一样，仍依附于其他学科，卫拉特蒙古史仍未成为独立的研究客体而为研究者所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