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拉特蒙古历史研究的起步期

这一阶段的卫拉特历史研究相对薄弱，还未真正成为独立的学科。我们只是在研究清史、西北边疆史、中俄关系史的专题著述中可以看到一些涉及卫拉特历史的段落或只言片语。

民国初年，《清史稿》和《清史列传》先后出版。前者在卷五二二、卷五二三中，对卫拉特诸部有所记述，在其一些有关人物列传中也多少有所论及；而后者，我们虽能从一些人物列传中查到有关卫拉特蒙古历史活动的蛛丝马迹，但亦多为分散零星的记载。

这一阶段发表论文约有70篇，其内容涉及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以清史为角度研究卫拉特史。华企云《中国近代边陲经略史》（载《新亚细亚》1936年第3期），陈芳芝《清代边制述略》（载《燕京学报》第34期，1949年6月），丁实存《清圣祖驱准保藏用兵始末》（载《康导月刊》1945年第5—8期合刊）、《伊犁将军设置之起因与其职权》（载《边政公论》1944年第8期）等在论述清朝前期经营新疆、西藏时都较详尽地涉及卫拉特蒙古的活动。郑鹤声《前清康乾时代之理藩政策》（载《边政公论》1942年第3—5期合刊）则是从研究清朝边疆统治的角度论述了对卫拉特蒙古的政策和实践。

第二，从早期中俄关系史角度研究卫拉特蒙古史。较为重要的有罗应荣《中俄蒙的接触与清代的理藩政策》（载《岭南大学历史政治学报》创刊号，1946年12月），张维华《清初平定喀准两部时之中俄关系》（载《学思》1942年第1—2期）和《土尔扈特西徙与图理琛之出使》（载《边政公论》1943年第3—5期合刊）。作者在早期中俄关系史的历史背景中，通过一些具体事件考察了卫拉特蒙古在中俄交涉中的作用与地位。

第三，从边疆民族史和民族调查的角度研究卫拉特蒙古历史和现状的文章比较多。关于居住在新疆的蒙古族，倪志书《新疆之蒙族》（载《新亚细亚》1934年第2期）和周东郊《现在的外蒙古与新疆蒙古之源流》（载《亚洲世纪》1948年第1期）分别对卫拉特蒙古的历史、沿革、分布、生活、婚丧、宗教、语言文字、风俗、政治等方面做了概述。关于居住在青海的蒙古族，马鹤天《青海蒙藏民族之已往与现在》（载《新青海》1943年第4—5期）、靳玄生《青海蒙古的过去与现在》（载《西北论衡》1937年第11—12期）、吴均《青海蒙古族户数今昔之比较》（载《和平日报》1945年7月25日）、佚名《青海蒙族之调查》（载《新青海》1934年第6期）等文章对和硕特部的历史沿革做了阐述；竞凡《青海蒙旗封爵史略》（载《开发西北》1935年第4期）、魏明章《青海的蒙旗》（载《新西北》1944年第12期）和王泽戎《青海蒙古二十九旗旗名、俗称、现任札萨克姓名表》（载《边疆通讯》1945年第11—12期）则对清朝雍正以来青海蒙旗的沿革、演变以及现状做了较详尽的介绍。对和硕特蒙古社会经济历史和现状进行研究方面较重要的则有张元彬《青海蒙藏两族的经济政治及教育》（载《新青海》1933年第10期）和《青海蒙族牧民之畜牧概况》（载《新亚细亚》1933年第6期）等两篇论文，后者对和硕特部牧地的论述，于青海民族关系研究颇有参考价值。研究居住在甘肃蒙古族的有谷苞《甘肃境内的蒙古族》（载《甘肃民国日报》1945年7月16日）、段绶滋《黄河南亲王史略》（载《方志》1936年第3—4期合刊）、佚名《马鬃山蒙民迁徙》（载《边政公论》1941年第1期）和陈国钧《西蒙阿拉善旗之民族》（载《新中华》1944年第3期）等。他们分别介绍了居住在甘肃和内蒙古的卫拉特蒙古和硕特部和土尔扈特部。(www.xing528.com)

第四，从民族史角度将卫拉特蒙古作为研究主体进行研究，则集中在土尔扈特部。王金绂《土尔扈特与杜尔伯特民族之由来及其生活状况》（载《真知学报》1943年第2期）依据中外文献记载，对卫拉特蒙古的源流特别是土尔扈特部和杜尔伯特部的源流做了概述，苏北海^[1]也连续著文，对土尔扈特历史和现状做了很有价值的研究。

此外，杨敏曾《青海罗卜藏丹津战地考》（载《地学杂志》1914年第3期）和韩儒林《青海佑宁寺及其名僧》（载《边政公论》1943年第1期），均对雍正初年的罗卜藏丹津反清事件做了有益的考释与叙述。

20世纪30年代以来，随着《清实录》《东华录》的印行，故宫博物院也陆续公布了一批有关卫拉特蒙古史的档案文献，如《康熙时关于噶尔丹文书》（载《文献丛编》1930年第6期）、《准噶尔夷人进贡案》（载《史料旬刊》1930年第19—20期）、《准噶尔夷人贸易案》（载《史料旬刊》1941年第24—27期）等，为卫拉特蒙古史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资料。

但是，无论从资料整理还是专题研究来看，这一时期卫拉特蒙古史的研究均是依附于其他学科而缺乏系统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