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拉特蒙古历史论考：老中青研究者大聚集

据不完全统计，第一届至第六届研讨会与会学者近600人次，其中参加第一届研讨会的就有时任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所长、当代著名清史学者戴逸教授，他在1986年8月10日的开幕式上发表了重要讲话，这篇讲话曾以《发掘文献资料，促进卫拉特史研究》为题刊发在1986年8月16日《博尔塔拉报》第二版。此次找出这篇讲话，深感其对当前卫拉特历史研究仍有指导意义，加之此文未曾在戴逸教授已出版的多种文集中刊载，故全文录入本文，与读者重温。戴逸教授讲话全文如下：

我很高兴能参加在新疆博尔塔拉举行的卫拉特史学讨论会。卫拉特是蒙古族的一部分。它是我国民族大家庭中的一个成员，它创造了自己的文明，在历史上有着重要地位，对于形成、发展和保卫我国的西部边疆做出了重要贡献。

卫拉特曾经建立了强大的政权，这就是准噶尔政权，它所统治控制的地域十分广大。卫拉特发展了自己的经济，发展了自己的政治、法律制度，创制了自己的文字（托忒文），产生了许多杰出的文学作品，形成了自己的艺术风格。明清两代，卫拉特是我国西部边疆上最强大的力量。在它周围团聚、联系了许多分散、弱小的民族、部落，而且当俄国殖民主义向东扩张的时候，起来英勇抵抗俄国的侵略，阻止和延缓了俄国的向东扩张，它在祖国历史上做出了重大贡献。

我国有悠久的历史文明，它有两个源泉，一个源泉是以汉族为主的中原和南方的农业民族创造的文明；另一个源泉是北方草原民族创造的文明。两种文明的接触、交流、汇合，形成了浩浩荡荡的中华民族历史文明的长河，两个源泉缺一不可。当然，两种文明也有斗争和排斥，但总的趋势是交流和融合。卫拉特是我国古代北方草原民族中最后一个强大的势力，它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它所创造的文明，也是中华民族光辉灿烂的文明的一部分，而且它离今天的时间较近，影响较大，我国历史学家、蒙古学家应该重视这一研究课题。

卫拉特的研究已成为国际性学科，苏联、日本、西德等国的专家写了许多著作、文章。我们一方面欢迎国际友人研究卫拉特历史，和他们交流，向他们学习；另一方面，更加鞭策自己开展研究，努力使我们对卫拉特史的研究处在国际的前列和领先地位。

这次卫拉特史学术讨论会有几个特点：

第一，这次着重讨论卫拉特的族源、社会制度、经济文化，这是很好的。以前对战争史和人物评价的比较多，为了深入研究，应对卫拉特的起源、社会内部结构和发展水平做进一步探究，进一步阐明卫拉特文明的特色。(www.xing528.com)

第二，这次将学术讨论和实地考察结合起来，在博尔塔拉和伊宁两地进行。这两个地方是卫拉特的故乡和统治中心，了解到这里山川地形、水草甘美和交通情况，也看到一些遗址，大大增加了感性知识，对于文献资料上的记载有了更加深入的体会。

第三，这次会议上发表了许多托忒文的新资料，这是卫拉特研究史上重大的前进。以往大多用汉文或俄文，而托忒文是卫拉特自己的文字，是第一手的资料，更为重要。也因此想到今后对满文、蒙古文、藏文、维吾尔文史料应进一步发掘，各种民族语文的档案中可能有关于卫拉特情况的重要信息。

卫拉特史的研究，也有非常现实意义。它对于了解新疆的近、现代史，了解历史上形成的新疆的特点，了解新疆各民族的由来、分布和相互关系，都有重要的价值。这对于制定新疆的发展战略，促进民族团结，开发和建设新疆是有参考、借鉴意义的。

根据当年的会议代表名单可知参与第一届研讨会的老一辈学者有戴逸、马汝珩、黄静涛、特布信、戈瓦等。老中青三代蒙古族学者是第一届至第六届会议的主力军，在第六届研讨会上，与会学者既有90多岁高龄的德高望重的著名学者，也有20余岁的硕士、博士，形成四世同堂的盛况！

今天我们再回顾第一届至第六届研讨会历程时，必须提到浩·巴岱同志的倡导、组织、参与之功。第一届研讨会是在浩·巴岱同志倡导、组织、参与下于1986年8月在新疆博乐市召开的，自此之后，浩·巴岱同志由政界、学界两线作战，到致力于卫拉特历史文化和史诗《江格尔》研究，不顾年迈，始终是六届研讨会的指导者和组织者。我在2009年第六届研讨会闭幕会上曾说：“对于卫拉特学研究的开创和发展，浩·巴岱同志做出了重要贡献。我在30年前刚刚开始接触卫拉特历史研究时，曾得到作为新疆重要领导的浩·巴岱同志的大力支持。他指导、组织我们研究团队完成多项研究任务，其中包括1992年和1996年由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卫拉特蒙古简史》上、下册，浩·巴岱同志为本书撰写了长篇序言。由于出版后深受学界和蒙古族读者的欢迎，该书还出版了蒙古文版，并在2006年易名《卫拉特蒙古史纲》再版发行。”“这次，80岁高龄的浩·巴岱同志，从祖国西北边疆不远万里来到这里参加会议，与我们共同研讨卫拉特蒙古的历史与文化，这种敬业精神值得我们每一位与会者学习。我们今天在美丽富饶的呼伦贝尔草原共聚一堂，共享卫拉特学丰硕成果盛宴之时，对浩·巴岱同志表示由衷的感谢，祝福他健康长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