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者在“绪论”中说：“本书以清代官修史籍《清实录》《钦定平定朔漠方略》《钦定平定准噶尔方略》为主要史料和基本线索，从浩繁的史籍和复杂的历史现象中梳理出清朝统一准噶尔的高层战略决策过程，并对决策中的具体史实和细节，以《圣训》《朱批奏折》《宫中档》《起居注》等史籍和档案为辅助材料。”[4]众所周知，后世修前史多少都会依照统治者的政治需要对前史进行一些修改，这样就会产生一些违背历史原貌的史料，清代史籍也不例外。但据著者说，之所以仍然以官修清代史籍为基本素材，是因为：不管这个史料的篡改程度如何，它都是当事人说的，而违背事实的那些内容即被篡改过的部分恰恰说明了事情的原貌，反映了高层的一些真实意图，所以还是力图用最原始的官方正版史料。著者在书中论及具体事件时曾说道：“清朝对准噶尔问题的决策，是在交通不发达的清代，依据边界将领报来的有限情报和信息来做出的。这些信息来自草原各部游牧民和途经的路人，且不论事件真实与否，中间还要经过语种的转译，加上地方官员上报时的解释和建议、朝臣上奏时的解释和建议，最后皇帝得到的信息与当时事件的真相的差距就无法预测了。这些史料也可能不限于保存至今的史籍和档案记载，即使保存下来了，历朝修史中的粉饰，要考证清楚是要大费周折的。皇帝的决断既然源自他本人所获得的信息，那么考证清楚皇帝当时情况下得到的是什么样的信息，才能弄清他的决策依据。至于在决策前先调查研究，弄清事情真相，再决策，那是康熙帝的事。今天，我们研究康熙帝的决策过程，只要弄清当时康熙帝本人得到的确凿信息与他依据这个信息所做出的决策，就可以分析出哪些是康熙帝自己的本来决断，哪些是为政治统治需要而做出的策略性的决断。”[5]
著者对基本史料的挖掘很细致。与研究这个课题的同人相比，在史料挖掘上，著者的确没有语言、文字、族别等方面的优势，但著者史学研究基本功扎实，能在同人已经引用过无数次的清代官方史料中，再发掘出关键史料，从而对以往的结论进行全新的诠释。例如，康熙帝对准噶尔问题行“柔远之道”的说教；[6]“三藩”削平后康熙帝军事战略意图由沙俄转向准噶尔的历史背景；[7]昭莫多战役过程中康熙帝与周边各方信使往来的交涉过程；[8]康熙帝对宗教上层人士的利用；[9]“哈密冲突”的影响；[10]关于策妄阿拉布坦时期准噶尔进攻哈密和西藏的分析；[11]等等。(www.xing528.com)
另外，著者对新史料的运用也很到位。例如，陈廷敬的《北征大捷功成振旅凯歌》，[12]康熙帝对修长城的认识，[13]康熙帝出征心态的挖掘，[14]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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