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拉特蒙古历史论考：揭秘噶尔丹之死的历史谜团

有所感的同时，该书在探索和研究17世纪最后25年准噶尔蒙古与清朝关系中学术上的建树，是笔者思考的重点，且每每为作者引用一些笔者未曾见过的稀见史料，以及对康熙帝与噶尔丹汗在政治、军事战线上频频交手，斗智斗勇的精到考释，分析中的神来之笔而叫绝！该书在学术创新上有四点值得一提：

第一，史料利用的多样性为研究的创新提供了扎实基础。

卫拉特蒙古的史料繁杂、分散，涉及文种、语种众多。经过20世纪80年代以来诸多研究者的努力，诸如《清实录》《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平定准噶尔方略》等大量汉文文献，部分汉、满文档案，托忒文文献和俄、英文资料用之于研究。但随着研究的深入，研究者日益真切地认识到欲使卫拉特蒙古历史研究有新的突破，发掘新史料是根本之途。黑龙抱定“甘坐十年冷板凳”的精神，发挥自己蒙古文、汉文、满文兼通的优势，在研究中着力发掘、利用新史料，特别是蒙古文档案和托忒文文献，成为该书的一大亮点。

据该书“主要参考文献·史料”类所列，诸如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蒙古文老档、蒙古堂档，《清内秘书院蒙古文档案汇编》，收藏于中国台北的《康熙起居注册》（三十五年部分，满汉两种），《卫拉特蒙古法典》等托忒文文献，以及藏文史籍《五世达赖喇嘛传》汉译稿等珍贵民族文字档案和史籍，都是作者研究中利用的主要史料来源。正因为有了新的史料来源作为支撑，噶尔丹早年在西藏的活动，噶尔丹与五世达赖喇嘛的关系，1677—1679年噶尔丹与康熙帝的往来书信，1682年清廷奇塔特使团出使准噶尔、访问噶尔丹等重大历史事件的面貌才得以翔实地展现出来，弥补了当年笔者主要依据《秦边纪略》等汉文史籍和《清实录》等汉文文献记载所造成的语焉不详或记述有误的讹差。如1682年以内大臣奇塔特为首的清帝国的使团首次访问了准噶尔汗国，将清朝和准噶尔关系推向高峰，在《准噶尔史略》（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一书第94—95页中对此历史事件的叙述，主要是对《清实录》和《亲征平定朔漠方略》的记载进行了综合，文字不足400字。但该书因为利用了蒙古堂档的记载，又有作者所撰《奇塔特出使准噶尔部初探》的专题研究成果作为基础，对这一重要历史事件的叙述，竟用了近八千字的篇幅，将清朝和准噶尔关系史上这件大事的缘由、始末以及噶尔丹与康熙皇帝两人的远谋与近略等做了鲜活的描述和中肯的评析，对阅读者而言，实是一大享受。

第二，思辨严密，善于考释，面对历史陈说之不确，敢于纠正。

人们在研究清朝和准噶尔关系史时已经发现所依据的史料几乎全是清朝和准噶尔相斗中的胜利一方清朝的记载，第三方俄国的记载不多，另一方准噶尔的记载几乎为零。基于此，在研究中对于清方的记述要持特别慎重的态度，作者不仅注意到，还用之于研究实践之中。试举两例。

其一，对乌兰布通之战中清军大败噶尔丹之说进行了深入再探究。当年笔者在撰写《准噶尔史略》涉及此段历史时，在认真研读了《亲征平定朔漠方略》有关记载后，对乌兰布通之战清军大败噶尔丹之说有疑惑，下笔时如是表述：乌兰布通大战，清军前线最高指挥官抚远大将军和硕裕亲王福全，听信噶尔丹之言，在清军优于噶军四五倍的有利形势下，下令各路领军诸王大臣禁止出击，贻误战机，以致噶尔丹漏网脱逃，使乌兰布通大捷的战果功亏一篑。乌兰布通战役虽然未取得预期的战果，但毕竟打掉了噶尔丹军的锐气，使内蒙古汛界以内的安宁得到了保证。^[1]上述表述虽然留有余地，但对乌兰布通之战仍是定位于“大捷”。现在看来，这显然不符合历史的真实。而该书用近万字的篇幅，在充分吸纳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缜密研考了汉、蒙古文相关档案，对乌兰布通战役做了全景式的描述与评析，作者的结论是：“总体衡量此战，清军的损失要比噶尔丹大得多。”同时，作者对清军大败噶尔丹之说流行已久的原因做了令人信服的分析，归之为“清代著述的影响”“著名史家的影响”，特别是“魏源《圣武记》关于乌兰布通之战的记述，却未加怀疑地转录马思喀《塞北纪程》的文字”，从而使魏源在这个问题上背离了自己曾尖锐地指出的清代史书对清军“言胜不言败，书功不书罪”弊病的正确主张。^[2]

其二，对围绕噶尔丹之死种种历史谜团的考释。一代枭雄噶尔丹的最后时光以及死因和死于何地构成噶尔丹之死的历史谜团。笔者在《噶尔丹的政治和军事实践》一文中以“噶尔丹的末日”为题做了比《准噶尔史略》更为详尽的记述：笔者认为噶尔丹死期是康熙三十六年（1697）三月十三^[3]，死地是阿察阿木塔台地方（今蒙古国境内），死因是病死，这三个重要节点叙述无误，但是缺少更丰富的史料支撑和更翔实的分析。黑龙在充分吸纳齐木德道尔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自己对相关汉、蒙古文史料的研析，对噶尔丹死期、死地、死因做了更为翔实的考释，特别是对康熙皇帝编造“仰药自尽”，众臣编造“闰三月十三死亡”的死因和死期进行了清晰的综述与分析，作者从政治上着眼指出，“经过篡改，康熙帝三征噶尔丹以辉煌的胜利而画上了句号，他们着实可以庆祝一番了”^[4]。这样的叙述更接近历史的真实。(www.xing528.com)

第三，作者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清朝和准噶尔关系史上的一些重大问题，进行了更全面的阐论，这说明作者不仅精于微观的考释，也善于宏观的阐论。这一方面可圈可点之处颇多，试举如下两例。

其一，对清朝和准噶尔贸易关系性质的分析。

从留存的大量史料看，无论是1672—1697年噶尔丹时期，还是18世纪中叶的策妄阿拉布坦、噶尔丹策零、达瓦齐诸汗时期，清朝和准噶尔几乎都是战争不断。但事实上，双方是战与和交织，且和平交往中贸易关系持续不断，形成了互补互存的客观实际。作者认识到正确阐论的重要性，指出清朝和准噶尔关系的性质，“这是一个很少有人甚至无人触及的重要学术命题。它关系到怎样揭示清准关系的建立演变过程”，认为“清准之间的贸易往来正是明末兴起的那种不以称臣纳贡为绝对前提的新型互市贸易”，^[5]并分析了清代著述把双方互市贸易改写成朝贡贸易的深刻的历史、社会、政治原因。

其二，作者对噶尔丹的评价更人性化。

笔者在《噶尔丹的政治和军事实践》一文中曾对噶尔丹一生做如下总评：噶尔丹在政治上不是庸才，军事上也颇有建树，他以十年戎马生涯，东征西伐，战绩显赫；他纵横捭阖，深谋老练，一时成为我国北方草原上叱咤风云的人物，他领导下的准噶尔汗国也成了17世纪下半叶我国政治舞台上的强大力量。噶尔丹还忠于自己的政治思想和原则，直至身临绝境，不求瓦全，宁可玉碎，不接受清王朝的招降，体现了一个政治家的可贵气节。从这一意义上说，噶尔丹不愧是蒙古族一个有影响的历史人物。噶尔丹失败了，彻底地失败了。这固然与噶尔丹在政治上树敌过多，军事上孤军深入等一系列决策上的失误以及与其争斗的对手康熙皇帝和清王朝过于强大有关，但最可悲的是噶尔丹与俄国政治、外交交往的失败。噶尔丹本想借俄国力量达到自己与清王朝抗争的目的，但却被俄国利用，反成了俄国与清朝政府讨价还价的筹码。最终被俄国抛弃时，噶尔丹已与清军正面相撞，势不可收，成为过河卒子，无路可退。当然，从根本上说，噶尔丹的失败是因为他的行动违背了我国多民族国家走向统一与巩固的历史潮流，到头来不免走上覆灭的道路。从这一意义上说，噶尔丹又是一个悲剧性的历史人物。噶尔丹不是叛乱头目，而是一位悲剧英雄的论断，得到了学界赞同，也为广大蒙古族民众所认可。而该书对噶尔丹的总评虽没有如上述评议般理性和全面，但指出噶尔丹“出身高贵，宗教地位显赫，特殊的身份、地位和非凡的早期经历，对他的学识能力、政治抱负以及性格特征的形成均产生了重要影响”，噶尔丹“身上具有活佛的端庄慈悲的气质和沉默寡语的性格”，最后引述了“投附清朝的准噶尔大臣丹巴哈什哈向康熙帝说：‘噶尔丹本有才能，且得人心。’”^[6]作者对噶尔丹的总体评价思路是清晰的，作为悲剧英雄的噶尔丹已多维地呈现在读者面前！

第四，深化个案的专题研究是著书立说的基础。

任何一本成功的专著，都是或大或小的作者个案专题研究成果的汇聚与提升，黑龙的著作也不例外。2013年8月由民族出版社出版的《满蒙关系史论考》，是作者的论文结集，所收16篇论文中，诸如《噶尔丹执政初期准噶尔与清朝关系的新发展》《奇塔特出使准噶尔部初探》《乌兰布通之战再考》《康熙帝首次亲征噶尔丹与昭莫多之战》《康熙帝第二次亲征噶尔丹述论》《康熙帝第三次亲征噶尔丹史实考》等13篇论文，是《准噶尔蒙古与清朝关系史研究（1672—1697）》一书章、节、专题的基础。围绕一个大的研究方向，扎实发掘史料，潜心个案专题研究，分则成文，合则成书，这是一条符合学术规律的成功的研究之途。黑龙是如此实践的，该书即是成功的一例，启迪的价值亦在于此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