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拉特蒙古历史是笔者步入研究工作岗位后涉猎的第一个研究课题,时在1975年。近半个世纪笔者个人的研究领域不断拓展,但对卫拉特蒙古历史的研究从未间断。17—18世纪卫拉特蒙古政治史一直是笔者研究的重点,学术界所熟知的《准噶尔史略》和《卫拉特蒙古史纲》两书中涉及准噶尔和土尔扈特的章节均是由笔者执笔;这一时期准噶尔蒙古的噶尔丹和土尔扈特蒙古的渥巴锡则是笔者着力最多的历史人物,曾撰写了《噶尔丹与沙俄》(载《西北史地》1981年第2期)、《论噶尔丹的政治和军事活动》(载《民族研究》1991年第2期),《渥巴锡论——兼论清政府的民族统治政策》(马大正:《边疆与民族——历史断面研考》,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等论文,令人欣慰的是上述拙著、拙文至今仍为研究者所关注和引用。
由于有了上述研究经历,在阅读该书时,笔者不时随手对阅当年自己著作中的相关段落与论述,备觉亲切,几十年来写作时的甘苦与今日阅读中的惊喜相互交织,常有穿越时空的感觉,也不时为后人超越前人而兴奋。黑龙确实有很多考释和阐论在继承的基础上超越了笔者,代有新人,实在让人高兴!此为笔者阅读该书所感之一。(www.xing528.com)
与黑龙从相识到学术上交往,以及对其治学生涯的近距离观察,使笔者对作者今日的成功感悟多多。黑龙的导师齐木德道尔吉教授、成崇德教授都是令人尊敬的蒙古文、汉文兼通的蒙古史、清史专家,也是笔者治学生涯中的老友,在他们的指导下,黑龙完成了博士论文《噶尔丹统治时期的准噶尔与清朝关系研究》、博士后出站报告《清代准噶尔与北部疆域形成研究》,笔者还有幸成为他博士后出站报告的导师和他博士后出站报告的评审组组长。2005年,笔者和成崇德教授将《卫拉特蒙古简史》上、下册整编为《卫拉特蒙古史纲》时,邀请黑龙担任该书的副主编,并承担对该书大事记、世系表的统编修正工作,进行译名对照的补充修正。21世纪伊始,有几年时间我们同在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工作,于是笔者有了近距离观察、感知、评议黑龙治学态度和能力的机会。笔者对他的印象是基本功扎实、治学严谨、思辨清晰、汉文蒙古文满文兼通。总之,他是一位处事低调、踏踏实实埋首做学问也善于做学问的青年学子。笔者始终看好黑龙的博士论文和博士后出站报告,曾一再希望他能静下心将其进一步修改,整合成书,早日面世与学术界共享。记得在他离京赴大连民族大学就职前,笔者还寄言黑龙:尽管到了新的工作岗位,研究工作重点不可避免地会有所调整,也一定不要放弃书稿的修改。上述记忆,在阅读该书时不时闪现,这是笔者阅读该书所感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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