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归研究资料与视点选择-卫拉特蒙古历史论考

先介绍一下笔者研究土尔扈特历史的经历。这是30多年前的事。1975年我们接受了一个国家分配下来的任务，任务的主题是通过研究准噶尔问题来说明西北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地区在历史上是中国的领土。笔者参加了这个课题组。研究准噶尔离不开卫拉特，必然涉及土尔扈特，所以在研究准噶尔历史的过程中，笔者开始了对土尔扈特历史问题的研究。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现在，笔者写了不少文章，围绕着土尔扈特历史主要写了四本书。第一本叫作《卫拉特蒙古史入门》，1989年出版，这本书讲了三个问题：卫拉特蒙古的历史梗概、研究卫拉特蒙古的基本史料和卫拉特史研究的进展。卫拉特蒙古研究和土尔扈特研究在国内出现高潮是20世纪80年代。第二本书是《飘落异域的民族——17至18世纪的土尔扈特蒙古》，是一本研究土尔扈特西迁到回归整个历史过程的学术著作。第三本是《天山问穹庐》。所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中国的古训是很有道理的，特别是对我们要研究的这个问题。土尔扈特蒙古现在还生活在我国新疆，当时这些历史事件的大部分发生地还在我国国内，去那些跟历史事件有关系的地方考察是研究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一环。从1981年开始，笔者去了新疆40余次。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初，笔者去新疆主要是为了新疆蒙古族历史的研究，1982年我们对新疆蒙古族进行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最系统的一次社会历史调查。笔者以1982年调查为基础结合以后若干次到新疆对土尔扈特蒙古补充调查的经历写了《天山问穹庐》，这是一本游记，媒体称之为学术游记，1997年出版。2010年，山东画报出版社又出版了这本书的增补修订本。第四本是《卫拉特蒙古史纲》，2006年由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本书是在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出版的《卫拉特蒙古简史》上、下册的基础上编修整理而成的。

下面就围绕土尔扈特东归特定的历史事件，从历史研究的角度谈谈笔者个人的一些体会，且主要从资料收集的角度和研究视角选择的角度，谈谈在研究中的想法。

首先是关于资料的收集。资料工作是研究工作的基础，在研究土尔扈特回归这个历史事件上，资料的收集重点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类资料是政府的档案文献。土尔扈特事件发生时涉及的政府是清朝和俄国，所以清朝和俄国18世纪的档案文献是我们资料收集中最重要的一部分，我们之所以在研究上有所得，主要还是依靠其他学者还没有使用过的文献——清朝的满文档案。如果没有清朝的满文档案，我们对土尔扈特回归的整个过程，包括清朝政府决策的过程可能都无从说起。同样，土尔扈特人在俄国生活了那么长时间，俄国的档案也留下了大量有关土尔扈特的记载，特别是他们生活在俄国那段时间和东归及东归后俄国政府的反映，俄国情报是怎样说的，俄国政府又是怎样部署的，这些重要内容在清朝档案里不可能有，但在俄国档案里记载得非常详细。

收藏在第一历史档案馆里的有关满文档案，我们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就进行了整理并把它们译成了汉文。我们再把翻译出来的有价值的东西摘编出来，这成了我们的优势。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的关于土尔扈特的满文档案数量非常大，清朝时专门把有关土尔扈特的档案立了一个专档，叫《土尔扈特档》。我们从中摘其要旨编成《满文土尔扈特档案译编》一书。这本书为我们提供了翔实丰富的、有价值的第一手资料，使我们有可能把土尔扈特回归的历史做了一个全景式的研究。比如，我们当时想弄清土尔扈特到底回来了多少人，清朝的汉文史料记载得含含糊糊且很混乱。但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收藏的满文《土尔扈特档》中发现了几件奏折，当时土尔扈特回来以后，清政府派人对土尔扈特部落进行了调查，目的有两个，一个是想了解到底有多少人，另一个是清朝政府要封赏这些回来的首领们，封赏的标准之一就是看其部下有多少人，对此满文档案记载得非常详细。结合俄国档案里记载的1770年前后生活在伏尔加河流域的人数进行对比，再把调查的数字全部加起来，我们得出土尔扈特部离开伏尔加河流域时有16.8万多人、回来后仅剩6万多人的结论，这个数字被学术界所认可。如果没有这些档案，我们就很难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再如清朝政府的决策过程。我们看了满文档案，就能了解清朝政府的最高决策层对土尔扈特回归事件的整个决策过程。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时间虽然不太长，从他们得到这批人回来的消息到最后决定对这些人的安排，大约只有两三个月的时间，也就是在1771年的3月和4月，这是清朝最高决策层对土尔扈特回归进行决策的重要时期。土尔扈特回来走了七八个月，清朝政府的接待是很不错的。这个决策过程并不像乾隆皇帝碑文中所说那样简单。乾隆皇帝开始听说有这么一批人回来，他是很害怕的，他刚取得对准噶尔战争的胜利，西域刚刚统一。但在看到问题的实质后，他一锤定音，当时大臣中也有各种说法，乾隆皇帝的决策在客观上对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起到了良好的作用。他认为：首先，这批人不是他们做工作让回来的，根据中国的传统，清廷没有理由拒绝这些自愿回来的人；其次，这些人是和俄国闹翻了回来的，没有退路了，回来后不会兴风作浪；再次，这些人并不是俄国的臣民，俄国来交涉时不用理会，对回归的土尔扈特人清廷要好好接待，好好安排，让其回来后有一个好归宿。但乾隆皇帝也不糊涂，对这些回来的人必须分而治之，在政治上不能让他们结为一体进而有一个总的首领，在宗教上不能让他们有一个总的宗教领袖，否则，一旦有事，首领和宗教领袖号召力是极强的。这些史实在《清实录》里没有反映，唯有满文档案记载得非常具体，这在当时都是绝密件。所以清政府对待这一事件是有两面性的，公开的一面是封赏优厚、礼仪周全，该怎么安排就怎么安排。整个事件的决策过程反映了封建统治阶级的本质，但从另一个角度看，乾隆皇帝的这个决策在客观上确实有利于我们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如果没有满文档案，我们对这个历史事件就不会认识得这样深刻，对清朝的统治集团特别是乾隆皇帝在这个问题上的决策过程就不可能像现在这样了解得这么细致。

第二类资料就是当事人和同时代人记载的有关资料。所谓当事人如我们刚才提到的图理琛。图理琛当时到了土尔扈特部落，看到了阿玉奇汗的有关记载。关于阿玉奇汗是怎么记载的，阿玉奇汗对他说了些什么，在《异域录》里都有，再加上清朝档案里对图理琛和阿玉奇汗会见的记载，以及俄国档案的内容，把这些相关资料的记载对应起来，基本上可以得到比较客观的历史事实。因此，当事人和同时代人的记载是我们查寻资料很重要的一个方面。(www.xing528.com)

第三类资料是少数民族自己的文字资料。我们研究的对象是少数民族，我国大多数少数民族都有自己的语言文字。因此，我们必须尽量挖掘和搜集卫拉特人用本民族语言记载的东西。卫拉特人使用的是托忒蒙古文，他们没有成本成册的著作，大部分为手抄本，这正是我们以往研究中所缺少的，也显得更加珍贵，我们要尽量利用。同一个事从几个角度看，我们可以选取一个我们认为最接近历史事实的结论，或把几种认识对比以后，综合出一个我们认为比较接近历史事实的结论。

第四类资料是实地调查的资料。没有实地调查就形成不了感性认识，没有感性认识，理性认识也不会完善。比如一个德国学者的著作里称，土尔扈特人回来以后什么也没得到，得到的只是一片荒寂的土地。但从清朝的史料看，清政府给他们安置的是新疆自然条件较好的地方，是一个非常适合放牧的地方。1982年，我们去那里考察，发现那儿确实是一个好地方。巴音布鲁克草原的草被当地人称为是酥油草，油亮油亮的，像地毯一样，和呼伦贝尔草原的草完全不同，呼伦贝尔的草是比较高的草，“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草。这些地方直到现在还是新疆的好地方。尽管清政府在政治上对其加以控制，但在生活安置上给他们提供的条件是很优越的。

我们在考察中也有意外收获。土尔扈特有一个有名的喇嘛，他生活在17世纪，在土尔扈特史上是一个政治上十分活跃的喇嘛，这个喇嘛叫咱雅班第达。他有传记，分为不同的版本，蒙古国给他出过两个版本，分别是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出版的。我们在新疆调研中听说新疆有手抄本，就从伊宁追踪到昭苏再到特克斯，转了一大圈，并没有找到，但也有所得。1982年，在巴音布鲁克草原一个仙境般美丽的地方巩乃斯，我们找到了一个喇嘛庙遗址。这个庙在“文革”时被毁，我们去时还没修复。当时有一位守庙的老喇嘛，听我们介绍情况后，主动拿出一份他收藏的资料，这是一份罗卜藏丹增活佛系统的史料，是藏传佛教中一个较小的活佛系统。这份史料用藏文书写，主要讲述罗卜藏丹增活佛系统是怎样转世的，他让我们带回去拍照，用后还给他。回到北京后，我们请人将藏文译成了汉文。罗卜藏丹增是这个活佛系统中的第七世。我们在看满文档案时也注意到一个叫罗卜藏丹增的大喇嘛，这个人在东归中起了很大的作用。俄国档案里、俄国情报里也有个罗卜藏丹增，这个人是当时土尔扈特东归最高决策集团七人成员中的一位。把三个罗卜藏丹增的记载合在一起，这个人的来龙去脉就很清楚了。笔者写了一篇三千多字的小文章，对这个曾经在历史上起过重要作用的、以后又只见其名不知其事的历史人物的主要事迹进行了叙述。当时我们看清朝满文档案时发现，清朝政府很重视这个人，想把他留在北京，避免他以他的威望和能力成为回归最大的、统一的宗教领袖。清廷给他在北京提供了非常好的安置条件。这反映出历史上的一个大背景。

寻找史料过程时还要具备慧眼且十分细心。这就要懂历史。如果不懂历史即使好东西到你身边你也不知道。如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皇帝给土尔扈特的敕书，这些都是一级文物，是用满文和蒙古文写就的。这些宝贝一直收藏在新疆和静县的土尔扈特王爷府里，作为镇宅之宝。“文革”中，一些有价值的文物被烧毁或丢失，最后剩下的被放在一个库房里。20世纪70年代末，辽宁有一个作家要写一部土尔扈特东归的小说，取名《归魂》，他到新疆后在仓库里找到了一件东西，上面有字，看后觉得是宝贝，把翻拍的照片给了笔者，笔者拿照片找人翻译后才知道是三件文物，即康熙皇帝给土尔扈特汗的敕书、雍正皇帝给土尔扈特汗的敕书、乾隆皇帝给渥巴锡等东归领袖的敕书。最后一件是渥巴锡到了伊犁河流域时乾隆皇帝为了安定他们的心而颁发的。这三件敕书，后来进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馆。搜集资料很有乐趣但也需要下苦功夫，搜集资料时还存在鉴别的问题。鉴别资料本身就是研究的开始，有些考证性的文章就是资料鉴别的成果。如土尔扈特回归的人数、回归的时间，根据史料的记载，至少有五六种。最后笔者考证出来是1771年1月5日，为学术界所接受。但智者千虑必有一失，笔者在考证中忽略了俄国的俄历和公元纪年的差别。俄历1月5日对应的公历应是1771年1月16日。这个日子和当时清朝政府的记载以及渥巴锡回来后和清朝政府所说的时间只差一天。后来又有学者进行进一步考证，指出清俄档案记载误差一天，是时差造成的，实际上清俄档案记载是一致的。

从选择研究的视角看，微观研究应是我们研究的入门之选，起步时不宜研究太大的题目，不好把握。如果没有微观研究作为基础，宏观研究就是虚的。就土尔扈特回归这个事件而言，我们必须要有大量的微观研究，这个微观研究可以是人物研究，可以是事件研究，也可以是很多细小问题的研究。只有在大量微观研究的基础上才能考虑一些大的问题，所以宏观研究是研究升华的开端。在选题或写文章时，一般应掌握这样一个分寸：分者为文，合者为书。写的文章应该有一个灵魂，当写了若干篇文章后，对他们稍做加工和整合就是一本主题鲜明的书。切忌写了很多文章，却一盘散沙，没有形成研究的拳头。如笔者1991年写的《漂落异域的民族——17至18世纪的土尔扈特蒙古》，实际上就是在20世纪80年代撰写的20多篇文章的基础上加工补充完成的。因此，没有深入的研究基础，是很难完成一部高质量的学术著作的。如在土尔扈特回归事件上，宏观问题是什么？这个事件发生的大背景是怎样的？清朝政府、俄国政府的政策是什么？回归事件本身的原因、影响等。如果连微观研究都没弄明白就去论“大事”，就难免炒别人的冷饭，是经不起时间考验的。做研究的人追求的是社会效益，是自己写的东西经过五年、十年后，有人还想把它找出来看一看，看完后觉得有所得，这才是一个研究者追求的最完美的境界。如果研究者的研究没有新意就经不起时间的考验。《漂落异域的民族——17至18世纪的土尔扈特蒙古》出版近20年，现在研究这个问题的人要是还想再看一看这本书，便是笔者可以聊以自慰的地方。同时，如果没有微观研究的基础，就很难实事求是地恢复历史事件的本来面目，只有恢复历史事件的本来面目我们才可能有条件来评论历史。实事求是是我们研究的最基本点。

（原载《敦煌与丝路文化学术讲座》第2辑，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