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疆布克赛尔淮噶尔遗址考：卫拉特蒙古历史研究

今天在和布克赛尔蒙古自治县居住的虽然大部分是土尔扈特部策伯克多尔济一支的后代，但是，卫拉特蒙古的先祖很早就在此生活、栖息。和布克赛尔是因境内的和布克河、赛尔山而得名。和布克蒙古语意为梅花鹿，相传很早以前在这儿的森林里生活着大批的梅花鹿；赛尔蒙古语意为马背。300余年前的明末清初之际，这一带曾是准噶尔部巴图尔珲台吉的势力范围。因此，当从牧民中听到县城东南约5公里有一处传说中为巴图尔珲台吉时代的古城遗址时，我们即怀着极大的兴趣驱车前往。

1982年8月5日，是一个万里无云的晴好天气。遗址离城不远，因无正规路，我们乘坐的丰田面包车底盘太低，一路颇费周折。

遗址坐落在两山之间开阔的平地上，水源充足，牧草茂盛。南靠阿特尔克山，山坡尚有一片柳树林，北临赛凌诺普山。遗址长宽约500米，大体上呈正方形。城墙尚清晰可辨，地基最宽处约8米，一般也有3—4米宽。城墙最高处约5.7米，一般也有2米左右，顶宽约4.5米。城墙体内外侧用大土坯，砌起墙体为土夯成，杂以石块、芦苇和柳条。遗址中部有3米高的土墙两垛，很像是喇嘛庙的遗址，离土墙不远处，还有佛塔塔座遗址。据另一侧更为翔实的记载，“城墙北、西、南面各有一城门，东侧没有门。城内有八处宫殿、寺庙、塔及房屋等砖瓦建筑物毁塌后遗留的残迹。古城正中一个大土包上房屋遗址面积最大，大概为王府所在地。其西北130米处也有房屋遗址一处，面积较大，约是寺庙所在地。”^[1]记述者是和布克赛尔蒙古自治县区划办的工作人员，也许他的实地考察更细、更实，所以录下备忘。从当时的目测来看，笔者实在看不出还有三处城门及八处建筑物遗留的痕迹。但古遗址宏伟的气势，确实在让我们这些从事卫拉特蒙古史研究的人震惊！

我们行走在松软的草地上踏访遗址，只见地面上残留大量刻有兽面、花卉的青砖和瓦当碎片，纹刻精致，还间有琉璃瓦残片在草丛中向我们这些不速之客招手。据陪同我们的蒙古族牧民告知，1952年夏，佛塔塔座中曾发现一石匣，里面放有好几种文字的资料，可惜至今已散失殆尽。这一遗址是我们考察中所见规模最大、残留遗物较多的一处。

巴图尔珲台吉时代的遗址，汉文史载甚少，民间传说是否可靠，是一个未解之谜。通过此次踏勘，我们兴趣倍增。有意翻检史册，以期钩沉点滴。笔者从巴图尔珲台吉时曾到过准噶尔部活动的一些俄国人的报告里，找到了片段记载。

其一，1640年，托博尔斯克将军派往巴图尔珲台吉处的使者缅希·列麦佐夫写道：“珲台吉在蒙古边境的基布克赛尔（即和布克赛尔）天然界区建造了一座石城从事耕耘，并要在这座小城里居住。”^[2]

其二，1641年，俄国使者芦卡·涅乌斯特罗耶夫报告说，他8月5日来到珲台吉的牧区，“珲台吉当时不在兀鲁思，他在城中自己家里，从事耕耘”^[3]。

其三，1643年，俄国使者伊利英写道：“霍博克萨里系由三五个小镇构成，但这里的所谓小镇仅指一两幢砖房，通常只是一座喇嘛庙。几个小镇很分散，彼此相距都是一日路程，中央的那个镇当时还在兴建中，所有小镇大概都位于霍博克河河谷。巴图尔决定在这里建立—个定居点。”^[4]

其四，1654年出使清廷的巴伊科夫在赴北京途中，曾途经巴图尔珲台吉游牧地，巴伊科夫在出使报告中有如下一段记述：“从卡拉-库奇尔河走一日到达山区（指萨乌鲁山脉），山顶覆盖着积雪。据卡尔梅克人说：那里的积雪永不消融。从这个山区到达珲台吉的小城是三日的路程。这座小城据说是土城，城中有两座石筑的佛寺，在这座小城里住的是喇嘛和种田的布哈拉人。”^[5]

成书于乾隆二十七年（1762）的《新疆图志》卷二也如是记载：“曰纳林和博克，在哲克得里克西北八十里，旧为布库努特鄂特克游牧之所。曰格尔鄂尔格，在纳林和博克东，旧谓酋长所居。曰鄂尔格，疑当时部酋首建庭于此。曰克特和博克，在纳林和博克东南二十里，西三里许，多古庙，为准噶尔境内旧迹，在唐为拔悉蜜与葛逻禄杂居之地。”据尹立东文考释，纳林和博克，即今之那仁和布克牧场驻地，格尔鄂尔格，蒙古语意为王府居住地，即现在的和布克赛尔镇，克特和博克，意为有庙宇的和博克，“西三里许，多古庙，为准噶尔境内旧迹”，即今之古城遗址。

从上述中、俄记载中可以知道，巴图尔珲台吉确实是在和布克赛尔地建造了居民点，居民点里还建有喇嘛庙。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成崇德教授曾告诉笔者，他在检阅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所藏蒙古文档案时看到，巴图尔珲台吉曾上书清廷要求派遣工匠从事建筑工作，无论从时间上，还是从遗址残留的青砖、瓦当残片中都可得到印证。

和布克赛尔的准噶尔遗址确实曾有过辉煌，1640年巴图尔珲台吉邀集卫拉特蒙古、喀尔喀蒙古诸部王公在此集会，制定了著名的《蒙古卫拉特法典》。

当时几乎所有卫拉特四部的主要首领，喀尔喀蒙古三汗中的两汗，都参与了法典的制定和署名，这说明法典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和权威性。《蒙古卫拉特法典》是卫拉特和喀尔喀的诺颜们为解决他们当时面临的各种社会矛盾而制定的。它在卫拉特人中长期有效实施，在喀尔喀人中也曾实施过一段时间。《蒙古卫拉特法典》在一定时期内、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卫拉特与喀尔喀之间的矛盾，又将信奉格鲁教派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从而密切了与西藏格鲁教派上层达赖、班禅的联系。从这个意义上说，法典的制定和实施对卫拉特的发展起着不可低估的作用。

同时，法典在草原游牧民族法制史、蒙古法制史，特别是卫拉特法制史上的地位不容忽视。还应注意，《蒙古卫拉特法典》是迄今为止研究卫拉特宗教信仰、社会组织、政治经济制度、生产、生活、婚姻、家庭、道德、风尚、习俗等方面最可贵的第一手史料。

350年前，显赫的卫拉特和喀尔喀王公贵族齐集和布克塞尔，除制定了众所周知的著名的《蒙古卫拉特法典》外，种种迹象表明，他们还讨论并决策过其他一些重大而紧迫的问题，从事后历史发展进程可以确认的至少有如下三件大事：

其一，这次会议的召开时间正是青海和硕特部顾实汗进军西藏前夕，从事后顾实汗进军，卫拉特、喀尔喀诸部均持支持态度的实际看，王公们在集会时曾就进军西藏的问题进行过讨论，并具备达成某些谅解和协议的可能性。

其二，法典中虽然没有与兴起于东北的清政权的关系的条文，但从会后一系列事件看，与会的蒙古首领们确定了对清友好的方针。参加这次会议的卫拉特诺颜中有不少人加入了清顺治三年（1646）以顾实汗为首的向清政府通好的行列。他们是顾实汗、昆都仑乌巴什、鄂齐尔图、巴图尔珲台吉、墨尔根岱青、楚琥尔、书库尔岱青，是17世纪中期卫拉特蒙古的著名首领。(www.xing528.com)

其三，在《清世祖实录》顺治四年（1647）十一月丁巳条下有这样一条记载：“上御太和殿，赐厄鲁特部落喇木占霸胡图克图，单储特霸达尔汉绰尔济称……等宴。”考“喇木占霸”为藏文拉然巴（兰占巴）的蒙古文译称，就我们所知，在17世纪40年代，卫拉特中具有喇木占霸学位的胡图克图只有咱雅班第达一人，“单储特霸”现在通译作“商卓特巴”，商卓特巴在西藏寺庙制度中为庶务或管仓人，但在蒙古寺庙制度中，他是一寺的总庶务长。在《咱雅班第达传》中多次提到咱雅班第达库伦的商卓特巴是绰尔齐。绰尔齐可以说是咱雅班第达的亲信，咱雅班第达派他到清廷通好，是符合当时形势和卫拉特诺颜总的行动方针的。^[6]这种与清友好方针的实施，为卫拉特自身的发展创造了一个有利的外部环境。卫拉特各部正是充分利用了这一条件，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发展。

遥想当年这里曾诵声四起，幛帐林立，权贵云集。但时过境迁，康熙十年（1671）噶尔丹称汗后，准噶尔汗国的统治中心迁移到了伊犁河谷。从此，和布克赛尔的汗帐再未发展，乾隆二十二年（1757）准噶尔贵族在与清政府的战争中遭到灭顶之灾，一度辉煌的旧王庭终于成了任人凭吊的古遗址。

1995年7月26日，当笔者再访古遗址时，遗址洼地已成沼泽，高耸的墙面已不可接近，我们只能在城墙上远眺遗址的肃杀景色，不过记忆中13年前初访时的喜悦和兴奋之情仍在心际闪现，让笔者回忆起当年参观古遗址后在不远的团结公社采风的情景。

据同行的向导介绍，和布克赛尔的蒙古人，在服饰上是保留卫拉特蒙古风格较纯的，正好我们途经的团结公社是卫拉特蒙古聚居点。我们下车寻访，群众听到要为他们照相，兴高采烈，热情非凡，一会儿盛装的卫拉特蒙古男女老幼就出现在我们面前，随着不断的照相机的咔嚓之声，一张又一张珍贵的民俗资料永远留在了人间。我们的车在卫拉特蒙古乡亲们的欢呼声中徐徐驶向和布克赛尔镇。

（原载《天山问穹庐》，山东画报出版社1997年版）

补记：

2012年7月22日，笔者参加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布克赛尔蒙古自治县召开的第七届全国卫拉特蒙古历史文化学术研讨会，第三次造访准噶尔遗址，此时距1982年8月首访已过去了整整30年。

遗址于2004年被正式命名为“准噶尔古城”，由和布克赛尔蒙古自治县人民政府立碑保护。古城遗址得到了很好的保护，我们步行在遗址城墙，眺望遗址全貌，遗址仍旧，但30年间世事沧桑，令人唏嘘！

【注释】

[1]尹立东，齐清顺：《杜尔本厄鲁特森木古城考》，载《西域研究》1994年第3期。

[2]苏联科学院档案馆，第21卷第4号第11册，第38张。转引自兹拉特金：《准噶尔汗国史》，莫斯科1964年版，第166—167页。

[3]中央国家古代文书档案库，西伯利亚衙门卷宗，第455、659张。转引自兹拉特金：《准噶尔汗国史》，第179页。

[4]巴德利著，吴持哲、吴有刚译：《俄国·蒙古·中国》下卷第1册，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126页。

[5]《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1卷，莫斯科1969年版，第173页。

[6]马大正、成崇德主编：《卫拉特蒙古史纲》，新疆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7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