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勒塔走马上任之时，正是阿尔泰地区局势日趋恶化之日。面对此形势，帕勒塔曾致电当时中央政府痛陈利害：“阿尔泰据西北上游，屏障甘新，保障东南，为边疆基本重地。东邻乌科，西连伊塔，内乱外患在在堪虞。得则与西北共存，失则与中国俱亡。自上年乌科先后失守，阿为外蒙侵略，首当其冲，财政竭蹶，流守两难。迭蒙实力维持，始获安全，迩来压雪融化，间道分歧，喀匪号数万，专趋西犯，楚歌四面，一夕数惊，外人复多方煽惑，边民则自相纷扰，兵单饷绌，粮秣均无，祸机险象，岌岌可危。”[12]
帕勒塔主政后，面对阿尔泰地区危急局势，在内政方面做了三件事。
第一，健全长官公署机构。
阿尔泰办事长官，综理辖区内的军政、民政、司法、外交等事宜。长官公署下设秘书厅、外交局、民政局（下辖哈巴河、布尔津、布伦托海各民政分局）、农牧局、警察局（下辖布尔津巡察分局）。将负责办理军政事务的营务处，改为军政处，后又一度改为参谋处（1913年又恢复为军政处）。
为照料来阿尔泰参战部队，成立了援军支应处，派王宝铭为处长筹备支应事宜。后勤保障量过巨，赴阿尔泰援军也缺乏统一指挥。因后勤供应不济，曾发生伊犁援军威胁欲杀帕勒塔事件。
第二，整饬军队。(www.xing528.com)
民国初年，阿尔泰驻军仍沿袭光绪三十一年（1905）常备军编制，仅有马队一标，炮兵一队。帕勒塔时扩大到骑兵二团，每团下辖三营，每营四连；步兵一营，下辖四连（三连和四连并未成立），每连三排；炮兵二营，每营三连，每连三排（第一营和第二营之第三连未及成立）。[13]
第三，筹措军饷和赈济款项。
阿尔泰地处边陲，经济落后，又面临外有外敌入侵、内有重兵驻扎的现状，财政十分困难。帕勒塔曾多次向北京政府要求增加军饷和赈济边民款项。据已见到的资料，在一年多时间里就有八次之多，计为：帕勒塔报告行军经费开支案；民国四年（1915）六月十六日，陆军部呈稽阿尔泰办事长官帕勒塔列报行军经费各案；民国四年（1915）九月二十九日，批令陆军部呈为续核前阿尔泰办事长官帕勒塔开报行军经费；关于帕勒塔对塔城军队援阿蒙兵垫支各款；阿尔泰哈萨克公微斯罕报效驼羊；帕勒塔援科驼队被劫请恤案；乌梁海要求练兵及请求保护；阿尔泰告警呼吁拨款案。[14]
帕勒塔在上述电文中痛陈阿尔泰地区形势之严峻，因而“筹兵筹饷万不可稍缓。然而两者之中，尤以筹粮为最要最难问题”；为此呈请“迅指拨西北防守专款二百万两”，以应解阿尔泰之危局。“倘呼吁无灵，惟有束手待毙而已”。[15]
从总体上看，帕勒塔在内政方面的措施收效不大，综其原因：一是当时北京政府自顾不暇，无力支应，呼吁拨款，始终石沉大海；二是帕勒塔在任毕竟只有一年半有余，穷于应付军情，难以有所建树。当然，更为深层的原因则是边吏的相互牵制和地方官员的腐败。时任塔尔巴哈台参赞的毕桂芳，因与“帕（勒塔）亲王有隙”，运粮食迟迟不发，对此阿尔泰商民发电指出：“夫帕王系因上年援军到阿，毕（桂芳）参赞种种漠视军务……令阿山糜烂，以泄个人之忿，独不念及人民生命财产，国家存亡，殊非商等愚料所及，人心大为不平。”[16]地方官员虚兵冒饷，自便私图，积重难返。据统计，民国元年至民国三年（1912—1914）阿尔泰陆军支出预算分别为190 958元、411 560元、298 951元。而民国三年（1914）阿尔泰驻兵常额为255名，支出如此庞大预算数额，可知其中虚兵冒饷问题的严重性。[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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