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9年的中国，正处于大革命的前夜。
人民群众自发反抗斗争遍及全国各地，资产阶级革命派已从舆论宣传发展到发动武装斗争。1908年钦廉上思之役、河口之役、安庆之役，虽均遭清政府镇压，但武装推翻腐朽清王朝的星星之火已点燃，清王朝统治陷入四面楚歌的绝境。清廷为摆脱危机，企图通过立宪来缓和国内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1906年宣布“预备仿行宪政”，1907年下令在中央设资政院，1908年颁布了“各省谘议局章程”和“宪法大纲”，规定九年内完成“立宪”准备工作，1909年各省谘议局也分别开会议政。各种政治势力以及他们的代表人物纷纷出现在当时的中国政治大舞台上。帕勒塔回国后即受到清政府器重，很快就任“陆军贵胄学堂蒙旗监学”，专司训练禁卫军。大臣载涛专门奏请“赏给藩属郡王（帕勒塔）爵章”。[17]作为驻京蒙古王公的一员，如一位西方学者所言：“帕勒塔无疑是杰出的知名人士，是当时蒙古王公中受到最好教育的王爷”[18]，他当然不甘于政治上默默无闻而沉溺酒色之中。综合各种史料可知，辛亥革命前夕居留北京的蒙古王公中的头面人物如下：在清廷御前大臣中有喀尔喀赛音诺颜部札萨克亲王那彦图、内蒙古科尔沁辅国公博迪苏；在八旗都统、副都统中有科尔沁札萨克亲王阿穆尔灵圭、土默特札萨克贝子棍布札布、科尔沁辅国公达赍、喀尔喀亲王那彦图之子祺诚武；在资政院钦定议员中有喀喇沁札萨克郡王贡桑诺尔、喀尔喀车臣汗部郡王多尔济帕拉穆；其他还有科尔沁札萨克宾图郡王棍楚克苏隆、巴林札萨克郡王札噶尔、奈曼札萨克郡王苏珠克图巴图尔，等等。这些蒙古王公中，那彦图是清朝前期平定准噶尔时著名将帅、超勇襄亲王策凌之后，还兼任着领侍卫内大臣和列清朝八旗之首的镶黄旗满洲都统等显职；阿穆尔灵圭是僧格林沁的曾孙，博迪苏也是僧格林沁的裔孙，身为镶白旗汉军都统的阿穆尔灵圭，还受命为总司稽察守卫事宜王大臣，掌管整顿整个宫廷的侍卫，博迪苏也兼任领侍卫大臣、八旗都统等职。贡桑诺尔布则是以“兴业变革”闻名的蒙古王公。[19]
辛亥革命前夕活跃在北京政治舞台上的蒙古王公，有的是清廷世勋功臣之后，跻身于统治集团核心，有的是少年得志、正欲在政坛一展雄心的人物。但他们都是蒙古封建贵族阶级的上层人物，其政治命运与清廷休戚相关，政治立场是反对革命，力图想通过清廷推行“新政”以“变革图强”。因此，在清王朝行将灭亡的历史转折关头，他们必然是反对共和，反对革命。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革命烈火迅速燃遍大江南北，清王朝的倾覆已成定局。在北京的蒙古王公为保护自身的封建特权，也积极展开了政治活动。在那彦图、贡桑诺尔布、博迪苏等首倡下，他们于12月24日成立了“蒙古王公联合会”，又称“旅京蒙古联合会”“蒙古联合会”“蒙古同乡联合会”[20]，设总会于京师，还计划在蒙古各地设立分会。该会章程提出：“本会以开通蒙古风气，改良政治，保存权利，联络全体，互相辑睦为宗旨”（第一章第一条）；规定“本会以蒙古汗、亲王、郡王、贝勒、贝子、公、札萨克、议员及现有职任之台吉、他（塔）布囊、旗员等为会员”（第二章第二条）。[21]从章程内容可以看出，这是一个蒙古显贵旨在“保存权利”，也即是保护自身封建特权的政治小团体。联合会成立后第三天，即宣统三年十一月七日（1911年12月26日），联合会以全体蒙古王公名义，向清廷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呈递信函，内称：“代表等世居朔漠，久濯王灵，于大皇帝无二心，于强邻无异志”；恭维袁世凯是当今“分崩云扰”之际“只手擎天”的“再造中国四万万生灵者”，因此，希冀袁世凯“详示就里，以释群疑”；然后，这些驻京王公代表即将“此意通告内外各蒙藩，俾识德意，咸生爱戴”；通览全文，中心主旨即是面对革命剧变“痛心疾首，期复旧观”。[22]他们还联名提出意见书，维护“君主立宪”，保护盟旗制度，要求清廷“亟图整顿”，否则“局势甚为可危”。[23]
与此同时，驻京蒙古王公以蒙古10盟（部）135旗的名义，由外藩世爵中地位最高的科尔沁图什图业、达尔罕、卓里克图三亲王及喀尔喀三汗并赛音诺颜亲王等联合署名，致电参加南北议和的民军代表伍廷芳，攻击以孙中心为代表的革命党人是“狭隘民族主义”，表示反对共和，拥戴清室。稍后，蒙古王公又给伍廷芳发了一封长达千余言的信函，指责民军方面不允议和罢兵，“必欲去此有名无实之君主”，以“致兵联祸结，陷万民于水深火热之中”，乃是“以共和为美名，日行专制之实际，较之旧政府且变本加厉”；他们声称：“满蒙藏回土宇辽阔，几占全国之大半，其人民习惯只知有君主不知何谓共和，更深惧君子少数专制之共和。”信末威胁：“如诸君子持己见，骛虚名，速实祸，以促全国之亡，则我蒙古最后之主张未便为诸君子宣布。”[24]在上述分别致送南北双方函电信件上署名的王公，都是蒙古各盟旗中的显赫人物，但若稍加留意就可发现，其中不少蒙古王公实际并不在北京。如科尔沁亲王阿穆尔灵圭正在东北；鄂尔多斯贝子绷楚克车林在库伦蒙古办事大臣任上；喀尔喀蒙古车臣汗阿克旺那林、赛音诺颜亲王那木囊苏伦、土谢图汗部亲王杭达多尔济等正忙于参与库伦“独立”闹剧。显然，函电信件的真正始作俑者是那彦图、贡桑诺尔布、博迪苏等驻京蒙古王公中的头面人物。在这些函电信件中均署上大名的帕勒塔，在驻京蒙古王公中是一个政治上十分活跃的人物，但毕竟年轻且资历浅，还不能跻身于这一特殊政治群体中的领导层，而只是他们中间的一个积极参与者。也正因如此，正面记述帕勒塔这一时期的政治主张和活动的史料不是很详细，我们只能从驻京蒙古王公总体政治活动的蛛丝马迹中钩稽其活动的轨迹。
帕勒塔与其他驻京蒙古王公一起，除以“蒙古王公联合会”名义致函袁世凯和伍廷芳，表述自己政治主张，以期扩大政治影响外，还与那彦图、贡桑诺尔布一起多次参加隆裕太后主持的宫廷御前会议，扮演了死心保皇、反对共和的政治角色。
1911年12月下旬至1912年1月底，隆裕太后曾先后召集多次御前会议，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御前会议讨论的重点问题依次有三个。1911年12月下旬主要讨论是否同意由国会公决国体问题；1912年1月17日至23日主要讨论是否同意共和、清帝退位；1912年1月26日以后主要讨论是否接受清帝退位的优待条件。
1911年12月28日，隆裕太后召开御前会议，宣布同意召集临时国会，通过国会投票决定国体。[25]但此议遭到不少皇族亲贵和蒙古王公的反对，“终因有在京蒙古王公中数人多不谓然，未能定议”[26]。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在南京宣告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在得到南京方面让予大总统职位和优待清室及满蒙贵族等承诺后，力促召开御前会议，迫清帝退位。1月17日至23日，隆裕太后又召集御前会议，参加者有皇族近支、蒙古王公及袁世凯内阁主要成员。出席御前会议的蒙古王公有那彦图、贡桑诺尔布、棍楚克苏隆、博迪苏和帕勒塔。[27]在与会的14人中，“惟有四人有言，余皆缄口”[28]，4人中即有那彦图，他力劝隆裕太后切勿听信庆亲王奕劻接受共和的主张，态度极为激烈。[29]在会上“清太后伏案啜泣，满座无声，忽有一个列席的蒙古王公，慨然起而反对，和奕劻争论”[30]，在赵尔巽全宗档案中也记述了这次御前会议上的“退位之争”，“嗣因蒙古王公反对甚力，未得解决”[31]。1月18日，御前会议继续召开，会上“奕劻仍执前议，并将密定优待条件提出，蒙古王公反对更烈……仍无结果而散”[32]。1月19日的会上，当袁世凯内阁代表提出在天津另组一临时内阁，更遭到了“满蒙的王公亲贵一致反对”[33]，只得作罢。1月23日，御前会议仍然争执不休，“皇太后一味痛哭，然无以应对国务大臣，赖亲贵力争，未准共和之议”[34]，1月24日，有人致函赵尔巽称：“奸贼袁世凯竟吓逼两宫及各亲贵允认共和，仅以蒙古王公与各路军将反对，尚未宣布逊位诏旨”[35]。
此时驻京蒙古王公反对任何共和之议，且态度坚决。帕勒塔在历次御前会议上到底说了些什么？那个起身与奕劻争论的蒙古王公是否是帕勒塔，终因史载不详，不可妄加推测，但帕勒塔还是为后人留下了一则表明自己政治立场的绝好的文字记载。当时报纸曾有一篇题为《帕邸不认共和之声》一则报道，文如下：
京函云，现蒙古各王公之反对共和已纪各报，兹闻其反对最力者，除喀尔喀亲王那彦图外，以旧土尔扈特帕勒塔为尤甚。昨曾与庆邸等声称，以蒙古自有历史从来臣服中国，惟与清廷有血统之关系，故二百数十年来，列为藩属，相亲相爱。今一旦撤销清廷，是蒙古与中国已断绝关系，将来驱逐中原，尚不识鹿死谁手云云。庆邸等竟无以驳之。按帕邸雄才大略，为蒙古中之佼佼者，曾留学日本陆军大学，极有军事上知识。现亦为各蒙王所推崇。今其言如此，恐中国之战事未能遽定也。[36]
一个驻京蒙古王公向记者发表谈话，并见诸报载，这在驻京蒙古王公中是空前绝后的惊人之举。我们从中不仅可以看到帕勒塔顽固保皇的政治立场，也充分显示其在政坛上活动的能量。
驻京蒙古王公们与皇族“宗社党”一起在推迟清帝退位时间上是起了作用的。帕勒塔在这股逆流中是一个不大不小的积极参与者和推波助澜者。也许正是帕勒塔对清室的忠诚，气息奄奄的清政府于宣统三年十二月四日（1912年1月22日）还任命“旧土尔扈特多罗郡王帕勒塔署科布多办事大臣”[37]。只是帕勒塔还未以封疆大吏之尊走马上任，北京的政治形势就发生了突变。
1912年1月26日，“宗社党”头目良弼被革命党炸伤身亡。袁世凯也策动北洋军阀实力派段祺瑞、姜桂题等46名清军主要将领致电清廷，要求“立定共和政权”[38]，催逼清帝退位，清王朝覆亡命运已无可挽回。驻京蒙古王公急忙转舵，在1月29日的御前会议上，蒙古王公们一改反对共和的顽固立场，表示：“若以中国国体而论，本宜于君主，而不宜于民主。惟今日全国人心既皆坚持共和，且各亲贵亦多赞成此事，我辈又何所用其反对。今惟全听御前会议如何解决，如决定办共和，我蒙古自无不加入大共和国家。”[39]他们还于2月1日复电孙中山、伍廷芳称：“合五大民族组织共和政体，使全国人民得享自由幸福，规划之宏，寰烁今古，此本无所用其反对。惟以蒙古制度、风俗、语言、文字，向与内地不同，又以地居全国大半，民风强悍，逼处强邻，危险实多”，而“自民军起事以来，南北阻绝，谣诼繁兴，传闻各异，处此惊疑之地，自难免误会之端”，[40]将以往反对共和的立场，以“误会”一词而开脱。他们进而声称驻京蒙古联合会是蒙古王公的全权代表，要求南方民军“如有应商事件尽可直接通电，无须另举代表南行，以免稽延时日”[41]。言下之意是告诉革命党，如果要他们拥护共和，就得保留原有封建特权。
当然，驻京蒙古王公们清楚，与南方革命军讨价还价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修补他们与袁世凯在迫清帝逊位上的步调不一致之处。2月6日，在袁世凯邀集的皇族近支、蒙古王公、军政大员会议上，蒙古王公表示：“某等对于君主、共和并无成见，只要双方和平了结，则为我五大族之幸福。况朝廷已欲颁诏共和，某等敬谨遵旨，决不反对。”[42]2月9日，即清帝正式颁诏退位前三天，蒙古王公联合会又通电南京政府孙中山、黄兴并全国各省督抚，吹捧袁世凯“于大局一事始终甘心孤诣，竭力维持……厥功至伟，且政治经验至富，军队尤极推崇”，声称：“同人佥谓统一政府临时大总统……以冀收建设之功，兼保和平之局。”[43]这份通电不啻是驻京蒙古王公投靠袁世凯的公开宣言书。昨日还是清廷显贵的驻京蒙古王公们，转眼成了北洋军阀政府的座上宾。
保皇最烈的阿穆尔圭灵仍保留“专办蒙旗事宜”职衔，并于1912年10月代表北洋政府出席在长春召开的内蒙古哲里木盟十旗王公会议。[44]那彦图于1912年6月受任乌里雅苏台将军。他们二人还出任大总统翊卫处正翊卫使和都翊卫使。据民国四年（1915）二月二日订《设立翊卫处办法》规定，这是一个沿袭清代旧例笼络蒙古王公的机构。1914年9月9日，那彦图出任大总统直辖的将军府绥威将军。[45]另一个驻京蒙古王公中的头面人物贡桑诺尔布当上了蒙藏事务局总裁。
帕勒塔也在受封晋爵之列。1912年10月9日，北洋政府大总统明令颁布嘉奖，全文如下：
前奉大总统令，现在边事未靖，凡效忠民国实赞共和之蒙古各札萨克王公等均属有功大局，允宜各照原有封爵加进一位，汗亲王等无爵可进者，封其子孙一人，以昭荣典等因。兹准新疆都督电开土尔扈特东部落正盟长、郡王帕勒塔现任阿尔泰办事长官，子名永昌，副盟长贝子德恩沁阿抹什，均深明大义，赞助共和，应如何奖励之处，祈核办等语。查汗亲王之子例授头等台吉，贝子进一位例封贝勒。该郡王帕勒塔前以有功大局，业奉大总统令进封亲王，其子永昌例授为头等台吉，由头等台吉进封一位应封辅国公，德恩沁阿抹什原爵贝子进封一位应封贝勒。[46]
在上述嘉奖令颁发之前，1912年5月17日北洋政府已正式任命帕勒塔“由科布多办事大臣调充阿尔泰办事长官”[47]，他也旋即以边疆大臣身份走马上任，在正逢边事纷争的中国西部边陲开始其政治生涯的新阶段。
帕勒塔一生政治生涯大体上可分为两个阶段。1898年袭爵至1912年，为其参政的第一阶段；1912年出任阿尔泰办事长官至1920年病逝北京，为其参政的第二阶段。[48]就帕勒塔政治生涯第一阶段15年间的活动而言，又可就其政治活动重点，以1909年自日本游历回国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
1898—1908年，帕勒塔作为走出新疆的蒙古王公，深受19世纪末维新思潮影响，看到了清王朝面临的危机，力图依靠清廷推行变法，以图自救而达自强，1904年提出的《蒙古土尔扈特郡王整顿政治条陈》是帕勒塔政治改革主张的集中反映，而在日本的三载游历考察，更加深了他依靠王室进行改革的信念。在辛亥革命前夕中国社会大变动中，帕勒塔的这种认识显然已经落伍，但在封建王公特别是在蒙古王公中，帕勒塔仍是一位识时势、有政见的佼佼者。
1909年帕勒塔自日本归国，定居北京后，正准备在清廷的支持下一展自己政治抱负时，面临的却是革命浪潮汹涌澎湃、清王朝倾覆在即的局面，出于切身阶级利益的考虑，帕勒塔不愿意也不可能接受一个新政权取代清王朝的局面出现。所以，1909—1912年初，他的政治活动重点是通过保皇保护蒙古王公特权。为此，帕勒塔与驻京蒙古王公几个头面人物一起，周旋于当时三大政治势力之间，即气息奄奄的清廷、充满生机的革命军、野心勃勃的袁世凯之间。但他们的政治倾向是明显的，对清廷充满依恋之情，且因在维持清室帝位上与袁世凯有分歧，双方时有摩擦；他们对革命军则是充满敌视与疑惧。随着政治形势的变化，保皇已不可能，于是改换门庭，由清廷重臣变为袁石凯政府新贵，与此同时，蒙古王公们还争得了一个《关于满蒙回藏各族待遇之条件》[49]，达到了保存蒙古王公特权的根本目的。从这一角度看，帕勒塔在政治斗争中不是一个庸才。
（原载《庆祝王鍾翰先生八十寿辰学术论文集》，辽宁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注释】
[1]《清德宗实录》卷五二七，第11页。
[2]《清史稿》卷五二三，第14499页。
[3]《最近官绅履历会录》，民国九年铅印本，第74页。
[4]据《清史稿》《新疆图志》记述综合，并参阅高文德、蔡志纯《蒙古世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考订补充。
[5]《国际中国边疆学术会议论文集》，台北1985年版，第1018页。
[6]据德国旅行家赫尔曼·康斯登记载，帕勒塔的母亲是汉人。波尔曼西诺夫：《帕勒塔亲王》，载《国际中国边疆学术会议论文集》，第1020页。
[7]《新疆图志》卷一九《土尔扈特和硕特爵号世次表》。
[8]吴恩和、邢复礼：《喀喇沁亲王贡桑诺尔布》，载《内蒙古文史资料》第32辑，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5页。
[9]以上引文均见《东方杂志》第1卷第4期。
[10]《蒙古土尔扈特郡王呈外务部代奏因时变法请假出洋游历折》，载《东方杂志》第1卷第4期。
[11]《东方杂志》第1卷第4期（1904年6月8日）。
[12]古斯塔夫·约翰·兰司铁：《1898—1912年七次东方旅行记》，美国蒙古学会1978年版，第152页。
[13]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日本外务省人事门·皇室及礼仪类·访问接等宴会项》，《关于土尔扈特王帕勒塔游历本邦（日本）之件》第1件《大清国公使杨枢致日本外务臣蔬信爵西园寺公望函》（光绪三十二年三月十三日）。(www.xing528.com)
[14]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藏：《日本外务省人事部门·皇室及礼仪类·访问接待宴会项》，《关于土尔扈特王帕勒塔游历本邦（日本）之件》第3件《日本驻大清国公使内田康哉致外务大臣西园寺公望函》（明治三十九年四月六日），及第9件、第10件。
[15]《最近官绅履历会录》，第74页。
[16]帕勒塔在日本的生活，除前引述的藏于日本的档案外，还未见到其他记载。1993年11月下旬，笔者在访问东京时曾有幸到外交史料馆查阅上述档案，该档案题为《关于土尔扈特王帕勒塔游历本邦（日本）之件》，共收录了10件文献，时间是1906年4月至1909年3月。其主要是清、日政府关于帕勒塔出访日本与回国的外交信件，对帕勒塔在日本的三年游历生活，并未记述。
[17]《宣统政纪》卷四九，宣统三年正月戊寅，第12页。
[18]波尔曼西诺夫：《帕勒塔亲王》，载《国际中国边疆学术会议论文集》，第1022页。
[19]《宣统政纪》《东方杂志》；吴恩和、邢复礼：《喀喇沁亲王贡桑诺尔布》，载《内蒙古文史资料》第32辑；祺克泰、孟允升：《蒙古亲王那彦图的政治活动及生活纪略》，载《文史资料选辑》第99辑。
[20]渤海寿臣辑：《辛亥革命始末记》第11册《要件》；郭孝成：《蒙古独立记》，载《辛亥革命》第7册，第209页。
[21]渤海寿臣辑：《辛亥革命始末记》第8册《各省》。
[22]《蒙古代表那彦图等致内阁袁世凯函》（宣统三年十一月七日），军机处函件档，载《辛亥革命》第7册，第299—301页。
[23]卢明辉：《清代蒙古史》，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369—370页。
[24]渤海寿臣辑：《辛亥革命始末记》第11册《要件》。
[25]《关于南北议和的清方档案》，载《辛亥革命》第8册。
[26]渤海寿臣辑：《辛亥革命始末记》第11册《要件》。
[27]溥伟：《让国御前会议日记》，载《辛亥革命》第8册，第112页。
[28]溥伟：《让国御前会议日记》，载《辛亥革命》第8册，第114页。
[29]溥伟：《让国御前会议日记》，载《辛亥革命》第8册，第114页。
[30]李剑农：《戊戌以后三十年中国政治史》，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33—134页。
[31]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8辑，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33页。
[32]李剑农：《戊戌以后三十年中国政治史》，第134页。
[33]李剑农：《戊戌以后三十年中国政治史》，第134页。
[34]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8辑，第136页。
[35]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8辑，第138页。
[36]渤海寿臣辑：《辛亥革命始末记》第11册《要件》。
[37]《宣统政纪》卷六九，第4页。
[38]《关于南北议和的清方档案》，载《辛亥革命》第8辑，第14—15页。
[39]渤海寿臣辑：《辛亥革命始末记》第11册《要件》。
[40]渤海寿臣辑：《辛亥革命始末记》第11册《要件》。
[41]渤海寿臣辑：《辛亥革命始末记》第11册《要件》。
[42]渤海寿臣辑：《辛亥革命始末记》第11册《要件》。
[43]渤海寿臣辑：《辛亥革命始末记》第11册《要件》。
[44]《东方杂志》第8卷第11号，第9卷第6号。
[45]郭卿友主编：《中华民国时期军政职官志》，甘肃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61页。
[46]《政府公报》第164期第6册，第349—350页。
[47]《政府公报》第19期第1册，第34页。
[48]这一阶段中，帕勒塔1912年5月17日至1914年9月在阿尔泰办事长官司任上，1914年1月因病卸任后，闲居北京与各种政治势力多有接触，与当时驻北京的外国使节，特别是日本驻华使节联系相当密切，对此当另文专论。
[49]《关于满蒙回藏各族待遇之条件》全文如下：“今因满蒙回藏各民族赞成共和，中华民国所以待遇者如左：一、与汉人平等。二、保护其原有之私产。三、王公世爵概仍其旧。四、王公中有生计过艰者，设法代筹生计。五、先筹八旗生计，于未筹定之前，八旗兵弁俸饷仍旧支放。六、从前营业居住等限制一律解除，各州县听其自由入籍。七、满蒙回藏原有之宗教，听其自由信仰，以上条件列于正式公文，由两代表照会各国驻北京公使，转达各该政府。”（宣统三年十二月十五日，1912年2月12日）见《宣统政纪》卷七〇，第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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