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国噶尔丹的影响：卫拉特蒙古历史论考

1999年8月，笔者应蒙古国科学院之邀赴蒙古国参加蒙古高僧咱雅班第达诞生40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讨论会在蒙古国西部的乌兰固木召开，会后要赴科布多考察。

此行对笔者有极大的诱惑力和吸引力。

为什么？

笔者研究蒙古历史几十年，遵循“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古训，多次到达蒙古族生活聚居的内蒙古自治区。除多次造访呼和浩特外，1980年和2009年，笔者曾有幸领略美丽的呼伦贝尔草原的风采，1989年还到了神秘的阿拉善，两次拜谒成吉思汗陵，留下了难忘的记忆。唯独尚未有机会亲历当年喀尔喀蒙古的游牧地——今天的蒙古国，蒙古国怎么能对笔者没有诱惑力呢？

笔者在研究卫拉特蒙古历史时，准噶尔的噶尔丹、土尔扈特的渥巴锡是笔者最感兴趣并曾着力研究过的历史人物，而噶尔丹的活动与当年的喀尔喀蒙古有着诸多不解之缘，噶尔丹为实现其建立大蒙古国的政治理想，再现其祖先成吉思汗的伟业，曾率准噶尔铁骑，横扫喀尔喀蒙古。而今天在喀尔喀蒙古后裔的生活地蒙古国，他们的学者和民众对当年他们祖先的宿敌却颂扬有加！

此次蒙古国之行，笔者想感受噶尔丹这个历史人物在蒙古国的些许现实影响力。

噶尔丹既是卫拉特蒙古历史上的一个著名人物，也是清代前期历史上一个颇有争议的人物。多少年来中外学者对他的评价众说纷纭，或褒之为草原英雄、悲剧帝王，与康熙皇帝、彼得大帝齐名的一代英主，或贬之为野心家、叛乱者、分裂的罪魁。

噶尔丹生于顺治元年（1644），是准噶尔部著名首领巴图尔珲台吉第六子，早年赴西藏学佛，颇得五世达赖器重，被授予呼图克图尊号。康熙十年（1671），噶尔丹在汗权斗争中获胜，成了准噶尔政坛的风云人物。

对于噶尔丹的历史评价，笔者曾有如下表述：“噶尔丹在政治上不是庸才，军事上也颇有建树，他以数十年戎马生涯，东征西伐，战绩显赫；他纵横捭阖，深谋老练，一时成为我国北方草原上叱咤风云的人物，他领导下的准噶尔汗国也成了17世纪下半叶我国政治舞台上的强大力量。噶尔丹还忠于自己的政治思想和原则，直至身临绝境，不贪瓦全，宁可玉碎，也不接受清王朝的招降，体现了一个政治家的可贵气节。从这一意义上说，噶尔丹不愧是蒙古族一个有影响的历史人物。噶尔丹终以悲剧英雄画出了自己政治生命的最后一个句号。”^[1]

笔者很庆幸“悲剧英雄”这一评价得到了国内各族学者的认同，也得到了广大蒙古族民众的认同。

当参观位于蒙古国乌兰固木市的乌布苏省博物馆和位于科布多市的科布多省博物馆时，笔者看到噶尔丹的巨幅画像，他们都把噶尔丹称之为民族英雄，其地位不在成吉思汗之下。而当年抗击噶尔丹侵扰的喀尔喀蒙古土谢图汗部首领察浑多尔济的事迹却只有只言片语。

对此笔者曾请教与会的蒙古国学者，得到的回答多语焉不详，是讲不明白，还是不想讲明白，笔者认为单纯从学术层面也许找不到答案，若将视野扩大至政治层面，也许就不是问题了。

不管是不是问题，噶尔丹这个颇有争议的历史人物，是以英雄的形象存在于蒙古国学者和民众心目之中的。也正因如此，在蒙古国还存在着与噶尔丹有关的人和地。

关于人。

8月13日，我们一行造访了一个称之为霍屯村的地方，霍屯村地处乌兰固木赴科布多途中，距哈日吉腊疗养地约30公里的哈利忽拉山口附近。“霍屯”一词引起笔者的莫大兴趣。17世纪80年代初，噶尔丹确立了对天山南路的统治后，为缓和当地维吾尔人与准噶尔贵族统治上的矛盾，曾发布敕令，规定：霍屯人的村落应由霍屯人自己的法庭来裁决，共同的人民的诉讼，应由这里的高等法庭来处理。^[2]这里提到的霍屯人是指当时生活在天山南路（也就是南疆地区）的维吾尔人（当时称为缠回或塔兰奇人）。在远离新疆的蒙古高原西部竟有霍屯村的存在？

对于这个问题，笔者没有进行研究，一时难以回答。在当时的日记中只留下如下观感。“据当地蒙古人自称，霍屯人是300余年前噶尔丹汗从新疆带来的塔兰奇，在此从事农耕，为噶尔丹作战提供粮食。到村边，有一明显是人工开掘的水沟，水流量不小，当地人说，水沟是噶尔丹时开挖的，为的是发展农耕。在之后参加的民俗歌舞表演和野餐时，我对霍屯人有了更近距离的观察。舞蹈以杜尔伯特、准噶尔民俗为主，舞蹈动作和造型明显与1982年我们在新疆喀什河畔见到的准噶尔舞蹈相似，但有些舞蹈动作，却明显带有维吾尔风格”。

霍屯人信仰伊斯兰教，让人吃惊的是一位当地蒙古老人（应是霍屯人吧）用蒙古语高声念颂《古兰经》，同行的阿拉腾奥其尔告诉笔者，蒙古语中还夹杂着个别维吾尔词汇。

当我们与霍屯人的长者和壮者、男人和女人合影留念时，发现他们在长相上还有些许维吾尔特征。

看来，当地的霍屯人是300年前随噶尔丹迁至此的塔兰奇人后裔的说法，还是有一定历史依据的。

关于地，笔者想记述访查的和未能访查的。

8月14日，我们驱车60余公里到一处当地称为噶尔丹鄂博的地方。鄂博建在一小山坡上，为20世纪90年代重建（原有鄂博在20世纪30年代被拆除），站在鄂博的山坡上眺望四方，一片开阔草场，有山有水，还有一小村庄据说聚居着卫拉特人，传说这里的卫拉特人是当年跟随噶尔丹征战而留下的。附近小山曾是噶尔丹打造兵器之处。看来这里曾是噶尔丹的一处夏牧场，并一直有卫拉特人在此居住。正因为如此，当地群众纪念他们的首领，噶尔丹鄂博也由此产生并延续至今。

从文献上熟悉噶尔丹的笔者，置身于带有生活气息的噶尔丹鄂博前，激动之情溢于言表。我们打开购自科布多市的噶尔丹牌白酒，按蒙古族风俗在鄂博前祭酒，献哈达，绕鄂博转行，遥祭这位300年前的悲剧英雄！

按原计划，在参观噶尔丹鄂博后，下一个参观地是阿察阿木塔台——噶尔丹去世之地。到阿察阿木塔台凭吊是笔者此次蒙古国之行最想做的事。(www.xing528.com)

就中外文献记载而言，笔者已十分熟悉噶尔丹人生终点的场景。

康熙三十六年（1697），康熙皇帝积极进行第三次亲征朔漠的军事准备。康熙皇帝认为这应是对噶尔丹的最后打击。为此，康熙皇帝亲临宁夏，预计三月兵分两路西进。每路兵三千名，分由费扬古、马思哈统帅。四月，康熙皇帝率大军抵狼居胥山，摆出军事围剿的态势。此前不久的康熙三十五年（1696）十一月二十七日，康熙皇帝谕告噶尔丹使人格垒沽英：“尔还语噶尔丹，凡事务必亲面会语，不然，则事无终局。彼如不来，朕必啮雪往讨，断不中止。朕在此地行猎待尔，限尔七十日内还报，如过此期，朕必进兵矣。”^[3]

噶尔丹在政治上、军事上均面临绝境，他的亲信头目如阿喇卜滩、格垒沽英等先后降清，另一亲信吴尔占扎卜则指噶尔丹“如不降，当另图一策，首鼠西端，而待毙乎”^[4]，当时留在噶尔丹身边亲信仅有阿拉尔拜、诺颜格隆二人，“余下不及百人，其有余者，人各马驼二三，而止有一马者为多，无马者近三十人，牛羊则全无，捕兽而食，不获兽则杀马驼以食”^[5]。然而，噶尔丹是不甘心投降的。有一则西方记载这样描述：“（康熙皇帝）派去了两个准噶尔人，他们也被（噶尔丹）接见了，他们向他报告了帝国的实力以及被俘人员等如何在中国得到了一个舒服的收容所。当然，所有这些话，那个骄傲的首领是听不进的。据说，他一言不发地中断了接见。很明显，他绝没有泄气。”^[6]

康熙三十六年（1697）三月初，噶尔丹流窜到阿察阿木塔台，当时还有百名残部，噶尔丹还遣人让亲信丹济拉前来会合，据一个卫拉特俘虏口述：“噶尔丹下人，但捕兽为食外，并无余物，视众人形状，窘迫已极，问其马亦甚瘠，膘大者少云。”^[7]但是噶尔丹尚未及与丹济拉会面，于三月十三日“早辰得病，日晚即死，不知何病”^[8]。据一个现场证人杜拉儿口述：“噶尔丹曾云我向以折滚噶尔为良善之国，不意无信如此。怨恨数日，饮食俱废，于十二日头痛，召丹济拉前去，十三日午前身死”，随从当天即“夜焚其尸”。^[9]

噶尔丹终于在阿察阿木塔台画上了自己生命的句号。

当我们一行在噶尔丹鄂博山坡下的草地美美地饱餐羊肉、奶酒，兴奋期待奔赴阿察阿木塔台的时候，突然得到因道路被山洪冲坏无法前往的通知，不啻当头一瓢冷水。无奈中只能自认今生恐无缘亲临阿察阿木塔台了！

其实噶尔丹的影响在蒙古国还在扩大、延伸，2007年出版的《走进蒙古国》一书中，作者孟松林写道：“我们开车到城市（科布多市）中心广场参观。广场宽敞整洁，北面是科布多省政府机关办公楼，西侧矗立着蒙古准格尔汗国——噶尔丹铜像，我问巴雅热这里怎么还立有噶尔丹的铜像？噶尔丹不是打过喀尔喀蒙古人吗？巴雅热说：那是历史。毕竟噶尔丹是蒙古人，这里是噶尔丹的故乡，他是西部蒙古人最为敬佩和崇拜的蒙古民族英雄。这个铜像是在2004年建的，以此纪念噶尔丹诞辰360周年。”^[10]

这让笔者想起在噶尔丹鄂博与蒙古国学者伊希嘉木措对饮之余的恳谈，他感言：“评论历史人物，不能不是英雄就是坏蛋，其实历史上相争的双方，特别是双方的首领人物，都可能是英雄，都可能在历史上占有一席之地！”

当时笔者是认同的，时过近十年忆及此见解，笔者仍然认为此确是中肯之言。

（原载《天山问穹庐》，山东画报出版社2010年版）

【注释】

[1]马大正：《马大正文集》，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版，第142—143页。

[2]戈尔斯通斯基：《一六四〇年蒙古卫拉特法典》，圣彼得堡1880年版，第60页。

[3]《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三三，第55页。

[4]《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三九，第46—47页。

[5]《康熙时关于噶尔丹文书》，载《文献丛编》第6辑。

[6]冯秉正：《中国编年史》第11卷，第267页。

[7]《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四三，第22—23页。

[8]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费扬古奏章》。

[9]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宫中档》。

[10]孟松林：《走进蒙古国》，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10—1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