噶尔丹面临末日，清政府军事进攻与政治招降的压力

昭莫多之战后，噶尔丹的处境十分困难，即所谓“困穷已极”，“糗粮庐帐皆无，四向已无去路，狼狈不堪，目下掘草根为食”^[71]。康熙三十五年（1696）九月六日，噶尔丹遣其亲信丹济拉率军，欲劫清军在翁金的贮米仓站^[72]，与清军祖良壁部发生激战，兵败而遁。自翁金一役，噶尔丹军再无力与清军正面交锋，而是穷蹙之极，四处流窜，以躲避清军追剿。噶尔丹因连年征战，四处树敌，处境十分艰难。当时噶尔丹面临的情况：一是不能西归伊犁河流域，那里早已为自己的宿敌策妄阿拉布坦所控制；二是不能远投伏尔加河流域的土尔扈特汗国，此时阿玉奇汗已与策妄阿拉布坦结成了反噶尔丹联盟；三是即使“欲北投鄂（俄）罗斯”^[73]，此时沙皇俄国已视噶尔丹为政治包袱而拒于接纳；四是不能退入“回部、青海诸地”，因为此时“回部、青海、哈萨克皆隔绝叛去”。^[74]唯一可供噶尔丹退却之处是投靠西藏的僧俗上层，因为其长期以来得到西藏实权人物第巴桑结嘉措的支持。

但是西藏地区的政治局势也发生了变化。达赖喇嘛五世早在康熙二十一年（1682）去世，第巴桑结嘉措为集政教大权于一身，秘不发丧十余年。长期以来，他支持噶尔丹的“近攻计”，继而支持噶尔丹全力推行“东进政策”。桑结嘉措利用藏传佛教的特殊地位，派遣济隆呼图克图作为自己的代表常驻噶尔丹牙帐，名为调解卫拉特与喀尔喀之争，实际上处处袒护噶尔丹。乌兰布通之战后，济隆呼图克图与噶尔丹共同策划了缓兵之计，使噶尔丹摆脱困境，化险为夷。因此，当清政府从俘虏中得悉噶尔丹欲奔西藏的计划后，于康熙三十五年（1696）九月六日遣使保柱等赴第巴处，痛斥他对达赖喇嘛五世之死秘不发丧，欺骗部众，又唆使噶尔丹兴兵启衅，“其罪甚大”^[75]，并严饬第巴桑结嘉措必须遵行下列事项：一是奏明达赖五世去世始末；二是立执济隆呼图克图以治罪；三是解送噶尔丹之女婿青海博硕克图济农之子来京。以上如不遵行，就要发云南、四川、陕西等处之兵，兴师问罪。

噶尔丹面临着清政府咄咄逼人的军事进攻和政治招降的强大压力。

1697年，康熙帝积极进行第三次亲征朔漠的军事准备，为此，康熙帝亲临宁夏，三月兵分两路西进。每路兵三千名，分由费扬古、马思哈统帅。四月，康熙率大军抵狼居胥山，摆出军事围剿的姿态。此前不久，康熙三十五年（1696）十一月二十七日，康熙帝谕告噶尔丹使人格垒沽英：“尔还语噶尔丹，凡事务必亲面会语，不然，则事无终局。彼如不来，朕必啮雪往讨，断不中止。朕在此地行猎待尔，限尔七十日内还报，如过此期，朕必进兵矣。”^[76]

噶尔丹在政治上、军事上均面临绝境，他的亲信头目如阿喇卜滩、格垒沽英等先后降清，另一个亲信吴尔占扎卜则指噶尔丹“如不降，当另图一策，首鼠两端，而待毙乎”^[77]，而噶尔丹除埋怨“初不欲来克鲁伦地方，为达赖喇嘛煽惑而来，是达赖喇嘛陷我，我又陷尔众人矣”^[78]外，也一筹莫展。当时留在噶尔丹身边的仅有阿拉尔拜、诺颜格隆二人，“余下不及百人，其有余者，人各有马驼二三，而止有一马者为多，无马者近三十人，牛羊则全无，捕兽而食，不获兽则杀马驼以食”^[79]。噶尔丹是不甘心投降的，有一则西方记载这样描述：“（康熙）皇帝后派去了两个准噶尔人，他们也被（噶尔丹）接见了，他们向他报告了帝国的实力以及被俘人员等如何在中国得到了一个舒服的收容所。当然，所有这些话，那个骄傲的首领，是听不进的。据说，他一言不发地中断了接见。很明显，他绝没有泄气。”^[80]康熙三十六年（1697）三月初，噶尔丹流窜到阿察阿木塔台地方，“噶尔丹所，有诺颜格隆阿喇儿拜，下有一百余”^[81]。噶尔丹还“曾遣人约丹济拉，会于阿察阿木塔台”^[82]，据一个卫拉特俘虏口述：“噶尔丹下人，但捕兽为食外，并无余物，视众人形状，窘迫已极，问其马亦甚瘠，膘大者少云。”^[83]

但是噶尔丹尚未及与丹济拉会面，于三月十三日“早辰得病，日晚即死，不知何病”^[84]。据一个现场见证人杜拉儿口述：“噶尔丹曾云我向以折滚噶尔为良善之国，不意无信如此。怨恨数日，饮食俱废，于十二日头痛，召丹济拉前去，十三日午前身死”^[85]，随从当天即“夜焚其尸”^[86]。

噶尔丹以悲剧画上了自己政治生命的最后一个句号。

丹济拉、诺颜格隆、丹济拉之婿拉思伦，携噶尔丹尸骸，及噶尔丹之女钟察海，共三百户降清。^[87]丹济拉初授散秩大臣，其子多尔济塞卜腾授一等侍卫^[88]，钟察海与其弟塞卜腾巴儿珠尔则安排在北京居住，并授塞卜腾巴儿珠尔为一等侍卫，给之妻室，而以钟察海婚配二等侍卫沙克都尔。^[89]

噶尔丹在政治上不是庸才，军事上也颇有建树，他以数十年戎马生涯，东征西伐，战绩显赫；他纵横捭阖，深谋老练，一时成为我国北方草原上叱咤风云的人物，他领导下的准噶尔汗国也成了17世纪下半叶我国政治舞台上的强大力量。噶尔丹还忠于自己的政治思想和原则，直至身临绝境，不求瓦全，宁可玉碎，不接受清王朝的招降，体现了一个政治家的可贵气节。从这一意义上说，噶尔丹不愧是蒙古族一个有影响的历史人物。

噶尔丹失败了，彻底地失败了。这固然与噶尔丹在政治上树敌过多，军事上孤军深入等一系列决策上的失误以及与其争斗的对手康熙皇帝和清王朝过于强大有关，但最可悲的是噶尔丹与俄国政治、外交交往的失败。噶尔丹本想借俄国力量达到自己与清王朝抗争的目的，但却被俄国利用，反成了俄国与清朝政府讨价还价的筹码。最终被俄国抛弃时，噶尔丹已与清军正面相撞，势不可收，成为过河卒子，无路可退。当然，从根本上说，噶尔丹的失败是因为他的行动违背了我国多民族国家走向统一与巩固的历史潮流，到头来不免走上覆灭的道路。从这一意义上说，噶尔丹又是一个悲剧性的历史人物。

（原载《边疆与民族——历史断面研考》，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

【注释】

[1]《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一，第10页。

[2]梁份：《秦边纪略》，青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19页。

[3]兹拉特金：《准噶尔汗国史》，莫斯科1964年版，第220页。

[4]梁份：《秦边纪略》，第420页。

[5]梁份：《秦边纪略》，第420页。

[6]梁份：《秦边纪略》，第420页。

[7]梁份：《秦边纪略》，第420页。

[8]张穆：《蒙古游牧记》卷一二《青海绰罗斯》。

[9]祁韵士：《皇朝藩部要略》卷九《厄鲁特要略》。

[10]巴德利：《俄国·蒙古·中国》第2卷，伦敦1919年版，第122页。

[11]梁份：《秦边纪略》，第421页。

[12]《清圣祖实录》卷八五，康熙十八年十月壬申。

[13]拉德纳巴德拉著，成崇德译：《咱雅班第达传》。

[14]祁韵士：《皇朝藩部要略》卷九《厄鲁特要略一》。

[15]《清圣祖实录》卷八二，康熙十八年七月甲辰。

[16]佐口透：《俄罗斯与亚细亚草原》，吉川弘文馆1966年版，第111页。

[17]梁份：《秦边纪略》，第422页。

[18]《大霍加传》，载《新疆宗教研究资料》第12辑，第16页。

[19]戈尔斯通斯基：《一六四〇年蒙古卫拉法典》，圣彼得堡1880年版，第50—60页。

[20]梁份：《秦边纪略》，第421页。

[21]梁份：《秦边纪略》，第420页。

[22]梁份：《秦边纪略》，第420页。

[23]椿园七十一：《西域记》卷六《布拉敦霍集占叛亡纪略》。

[24]戈尔斯通斯基：《一六四〇年蒙古卫拉特法典》，第60页。

[25]梁份：《秦边纪略》，第422页。

[26]《清圣祖实录》卷一八八，康熙三十七年四月癸亥。

[27]和田清：《明末清初蒙古族的西征（噶尔丹）》，载《东洋学》1921年第1期。

[28]成崇德译注《咱雅班第达传》载1676—1687年噶尔丹的冬营地如下：1676年（龙年）是额尔齐斯河沙拉伯勒，1677年（蛇年）是额尔齐斯河，1679年（羊年）是额尔齐斯河，1680年（猴年）是博尔塔拉，1681年（鸡年）是博尔塔拉，1682年（狗年）是伊犁，1686年（虎年）是博尔塔拉，1687年（兔年）是额尔齐斯河，1689年（蛇年）是额尔齐斯河，1687年、1683年、1688年冬营地未载（载《清代蒙古高僧传译辑》，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90年版，第51—52页）。

[29]梁赞诺夫斯基：《蒙古习惯法研究》，第16页。

[30]加斯东·加恩著，江载华、郑永泰译：《彼得大帝时期的俄中关系史（1689—1730年）》，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32页。

[31]兹拉特金：《准噶尔汗国史》，第244页。

[32]兹拉特金：《准噶尔汗国史》，第245页。

[33]兹拉特金：《蒙古近现代史纲》，莫斯科1957年版，第39—40页。

[34]兹拉特金：《蒙古近现代史纲》，莫斯科1957年版，第39—40页。

[35]兹拉特金：《准噶尔汗国史》，第247—248页。

[36]兹拉特金：《准噶尔汗国史》，第247—248页。

[37]梁份：《秦边纪略》，第419页。

[38]古朗：《17—18世纪的中亚——卡尔梅克帝国还是满洲帝国？》，巴黎-里昂1912年版，第53页。

[39]兹拉特金：《准噶尔汗国史》，第249页。据巴德利解释，克什提姆意为接受统治并纳贡的人，是为贡民，参阅《俄国·蒙古·中国》第2卷，第178页。(www.xing528.com)

[40]瓦·巴·瓦西里耶夫：《中国的发现》，圣彼得堡1900年版，第169页。转引自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沙俄侵华史》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190页。

[41]《清圣祖实录》卷六七，康熙十六年五月庚辰。

[42]《清圣祖实录》卷八四，康熙十八年九月戊戌。

[43]《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二，第24—25页。

[44]《清圣祖实录》卷一一一，康熙二十二年七月戊戌。

[45]《清圣祖实录》卷一一一，康熙二十二年七月戊戌。

[46]《清圣祖实录》卷一一二，康熙二十二年九月癸未。

[47]《清圣祖实录》卷一二七，康熙二十五年八月癸卯。

[48]《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五，第8页。

[49]《清圣祖实录》卷一二一，康熙二十四年七月壬午。

[50]《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四，第5页。

[51]《清圣祖实录》卷七二，康熙十七年闰三月庚申。

[52]加斯东·加恩著，江载华、郑永泰译：《彼得大帝时期的俄中关系史（1689—1730年）》，第132页。这一代表团是1684年11月到达伊尔库茨克的，噶尔丹的信件以藏文书写，在当地无法翻译，因此，不得不依靠两个使者梅尔冈科西尤切伊和梅尔冈巴汉口述，他们还带去了一些丝绸礼品。

[53]《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2卷，第621页。

[54]《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2卷，第18页。

[55]张鹏翮：《奉使俄罗斯日记》。

[56]成崇德译注：《咱雅班第达传》，载《清代蒙古高僧传译辑》，第56页。

[57]《十七世纪中俄关系》第2卷，第36页。

[58]《十七世纪中俄关系》第2卷，第62页。

[59]兹金特金：《准噶尔汗国史》，第281页。

[60]戈洛文给基比列夫训令全文见《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2卷，第626—627页。

[61]《十七世纪俄中关系》第2卷，第628页。

[62]兹拉特金：《准噶尔汗国史》，第281—282页。

[63]兹拉特金：《准噶尔汗国史》，第281—282页。

[64]兹拉特金：《准噶尔汗国史》，第281—282页。

[65]霍渥斯：《蒙古史》第1卷，伦敦1876年版，第628页。

[66]魏源：《圣武记》卷三《康熙亲征准噶尔记》。

[67]刘献庭：《广阳杂记》卷一。

[68]《清圣祖实录》卷一四〇，第30页。

[69]加斯东·加恩著，江载华、郑永泰译：《彼得大帝时期的俄中关系史（1689—1730年）》，第26页。

[70]加斯东·加恩著，江载华、郑永泰译：《彼得大帝时期的俄中关系史（1689—1730年）》，第132页。

[71]《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三〇，第8页。

[72]《康熙三十五年九月二十八日谕》，载《清代准噶尔史料初编》，第39页。

[73]魏源：《圣武记》卷三《康熙亲征准噶尔记》。

[74]《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二七，第8—11页。

[75]《清圣祖实录》卷一七五，康熙三十五年八月甲午。

[76]《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三三，第55页。

[77]《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三九，第46—47页。

[78]《清圣祖实录》卷一七三，康熙三十五年五月癸酉。

[79]《康熙时关于噶尔丹文书》，载《文献丛编》第6辑。

[80]冯秉正：《中国编年史》第11卷，第267页。

[81]《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四三，第22、23页。

[82]《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四三，第22、23页。

[83]《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四三，第22、23页。

[84]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费扬古奏章》按，噶尔丹去世日期，笔者在《噶尔丹与沙俄》（载《厄鲁特蒙古史论集》）中据《亲征平定朔漠方略》所载认为是闰三月十三日，现据彭普生《噶尔丹之死》（载《明清档案与历史研究》上册）考证并从其说，即噶尔丹死于三月十三日。

[85]《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四三，第65、66页。

[86]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宫中档》。

[87]庄吉发：《清代准噶尔史料初编》，第27页。

[88]《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四六，第3页。

[89]《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四八，第3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