咱雅班第达一生奔波于蒙古族各部，不仅为传播黄教进行了不懈的努力，而且他在调整蒙古各部关系、促进厄鲁特蒙古内部团结方面也做出了重大贡献。
咱雅班第达生活的年代，特别是他游学西藏期间，正是明清之际我国内外形势发生巨大变化的时期。在国内，中原地区早已燃起农民起义的燎原大火，腐朽的明王朝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而崛起于东北地区的满洲贵族势力，进据辽沈建立起后金地方政权。为实现入主中原取代明朝建立全国统治的方针，满洲贵族进攻漠南蒙古察哈尔等部，林丹汗走死青海，漠南蒙古各部相继归附后金。1636年，他们共奉皇太极为“博格达·彻辰汗”。新兴满洲贵族的强大势力也影响到漠北喀尔喀蒙古与漠西厄鲁特蒙古，他们先后与清朝的地方政权建立了联系。在国际上，除了当时西方殖民势力侵扰我国东南沿海外，沙皇俄国扩张势力对我国西北边陲的觊觎已成为我国喀尔喀蒙古与厄鲁特蒙古各部的严重威胁。它不断以武力扩张和政治诱骗等为手段，对各部首领进行威逼利诱，妄图使之臣服，以达到分裂我国民族、蚕食我国边疆领土的侵略目的。
然而，在上述国内外形势下的蒙古各部，正处在兵戈扰攘的动乱年代。自17世纪20年代初，厄鲁特蒙古与喀尔喀蒙古的阿勒坦汗不断发生冲突。明天启三年（1623），双方发生了一场大规模的战争，以厄鲁特人的惨败而告终。而厄鲁特蒙古内部因争夺牧场和人畜也经常出现纷争，特别是准噶尔部首领巴图尔珲台吉势力强大后，“恃其强，侮诸卫拉特”[41]，更加使厄鲁特内部矛盾尖锐化。土尔扈特部与和硕特部因受准噶尔部排挤，先后离开原来牧地，前者迁牧于伏尔加河下游，后者转移到青海，造成厄鲁特联盟的严重分裂。
在沙俄扩张势力步步紧逼、厄鲁特内部纷争不已的形势下，以准噶尔部巴图尔珲台吉为首的厄鲁特各部首领，不能不为改善各部关系、加强内部团结、巩固封建秩序以及共同抵御外来侵略威胁而采取措施。因此，清崇德五年（1640），在巴图尔珲台吉的倡导下，在塔尔巴哈台召开了厄鲁特蒙古和喀尔蒙古各部的王公会议。刚刚从西藏回来不久的咱雅班第达便积极参与了这次会议。
关于这次会议，《咱雅班第达传》中所记甚为寥寥，只有“七旗，四卫拉特在那里举行会盟，蒙古札萨图汗、卫拉特两台吉（即和硕特的鄂齐尔图汗和准噶尔的巴图尔珲台吉）为首参加”[42]两句记述。这两句记述既未指明会议的时间、地点，[43]更未说明除札萨克图汗和卫拉特两台吉以外的参加者是谁。但据戈尔斯通斯基《一六四〇年蒙古卫拉特法典》一书所记：“于英雄铁龙年（一六四〇年）仲秋（八月）第五吉日，以额尔德尼札萨克图汗为首我等四十四领主……商议大纲，写下了伟大的法典。”[44]从法典上的署名中可以看到，除了上述的巴图尔珲台吉、鄂齐尔图汗和札萨克图汗之外，参加会议的还有厄鲁特蒙古的昆都仑乌巴什、顾实汗、和鄂尔勒克、书库尔岱青和喀尔喀蒙古的土谢图汗、车臣汗等著名首领，没有出现咱雅班第达的名字。但这并不意味着咱雅班第达没有参加会议的实际工作，我们仅从法典中把喇嘛教以法律形式规定为蒙古族各部共同信仰的宗教这一点，就可看出负有传播喇嘛教使命的咱雅班第达对这次会议所产生的巨大影响。
这次会议通过法典的制定，给当时蒙古族各部带来了有益的影响，它不仅缓和了厄鲁特各部的矛盾，同时也调整了厄鲁特与喀尔喀之间的关系，使蒙古族各部组成了更为广泛的同盟，从而增强了共同抵御外敌入侵的能力。巴图尔珲台吉主持下的这次会议，之所以能取得上述成就，应该说，是同咱雅班第达的努力协助分不开的。正如一位日本学者指出：“巴图尔珲台吉所以能完成此举，是由咱雅班第达背后领导所赐予的，而以后巴图尔珲台吉推行法典所制定的路线过程中，依赖咱雅班第达做出贡献的事例也是不少。”[45](www.xing528.com)
历史事实表明，1640年会议以后，咱雅班第达为解决各部纠纷，增强各部团结，维护会议制定的方针，积极而热情地投身于调解各部纷争的政治活动中。
厄鲁特蒙古诸部之间的关系经过1640年的会议虽有所缓和，但各部首领之间的矛盾、冲突仍时有发生。咱雅班第达直接参与调解的重大冲突有两次。一次是调解1646—1647年巴图尔珲台吉与昆都仑乌巴什之间的武装冲突。昆都仑乌巴什是和硕特部拜巴噶斯的弟弟、顾实汗之兄、厄鲁特蒙古著名首领之一。1646年春，昆都仑乌巴什向巴图尔珲台吉和鄂齐尔图汗出兵，双方先在伊犁东南的乌哈尔里，后在古尔班鄂博发生激战，昆都仑乌巴什战败，“人畜遭灾，大量死亡”[46]。咱雅班第达直接参加了双方的调解工作，经过他努力斡旋，1647年夏在伊犁西北名为吹的地方实现了和解，昆都仑乌巴什承认了巴图尔珲台吉和鄂齐尔图汗的盟主地位。[47]
另一次是调解1659—1661年鄂齐尔图汗、僧格与阿巴赖的战争。阿巴赖是鄂齐尔图汗的弟弟，“性好争吵，他和他的兄弟长期不和”[48]。阿巴赖与鄂齐尔图汗的矛盾是有其深刻政治原因的，它反映了顺治十年（1653）巴图尔珲台吉逝世后准噶尔部上层贵族争夺领导权的激烈斗争。巴图尔珲台吉晚年将自己的一半属民给了儿子僧格，其余一部分给其他诸子，因而造成僧格与其兄弟们特别是其兄车臣台吉和卓特巴巴图尔的不满。为改变现状，他们寻求支持，到顺治十四年（1657），准噶尔部上层贵族已分裂成两个对立的集团。以僧格为一方，得到已故的巴图尔珲台吉的忠实合作者鄂齐尔图汗的全力支持；对立的另一方以车臣台吉、卓特巴巴图尔为首，他们的支持者是因争夺其父拜巴噶斯遗产而与其兄鄂齐尔图汗对立的阿巴赖台吉。双方矛盾日益激化，咱雅班第达派人去劝说阿巴赖无效，双方于1657年夏，在额敏河畔对峙。后经鄂齐尔图汗之子噶尔达玛的居间调停，才免于一战。但到顺治十六年（1659），双方终于爆发了战争。僧格在其叔父楚琥尔乌巴什和鄂齐尔图汗的支持下，一举击败了车臣台吉和卓特巴巴图尔。顺治十七年（1660）夏，在咱雅班第达的参与下，车臣台吉和卓特巴巴图尔管辖的塔尔海哈喇呼济尔的地方举行了蒙古王公的会盟。[49]咱雅班第达力图通过这次会盟解决双方纠纷，以确认僧格与鄂尔图汗的既得利益。
然而，僧格在军事上的胜利，激怒了阿巴赖台吉，双方矛盾又趋激化。咱雅班第达奔走于阿巴赖和鄂齐尔图汗之间，极力劝说双方罢兵议和，但由于阿巴赖的反对，咱雅班第达的调解未能奏效。顺治十八年（1661），双方战争再起，鄂齐尔图汗在僧格与辉特部的索尔多台吉的支持下，击败了阿巴赖军，阿巴赖被困“阿巴赖寺”[50]中。阿巴赖被困将近一个半月，这期间“由于疾病，人、畜大批死亡而损失惨重”[51]，遂派人向鄂齐尔图汗求和，鄂齐尔图汗、僧格联军进驻“阿巴赖寺”。胜利者在“阿巴赖寺”庆功，并举行盟会。在讨论如何处置阿巴赖时，胜利的一方意见不一。据《咱雅班第达传》记述：“鄂齐尔图车汗在那里举行盟会，讨论如何处置阿巴赖，是否给他营地，如果给怎么给？讨论中，以僧格为首的其他部落诺颜们提出，给或不给，由汗决定，由汗和自己内部的人商议，有人提出要归自己所属，有的人提出要给他一小部分的营地，有的人提出还要战取其他地方，各种意见纷纭。”[52]鄂齐尔图汗派人邀请咱雅班第达参加会商，主持公断。咱雅班第达来到“阿巴赖寺”，提出对阿巴赖处置的主张：“应将阿巴赖的兀鲁斯交还他本人，至少不能使他受苦。”[53]咱雅班第达的意见，得到了各部王公的同意，“终于克服分歧，一致决定原封不动地归还他的全部领地、归还从他那里夺得的全部财产和所有俘虏”[54]。至此，这场为时数年的厄鲁特内乱结束。
通过上述两次调解过程可以看出，咱雅班第达为贯彻1640年会议决议，不辞劳苦地奔波于厄鲁特各地，积极从事调解活动，竭力维护各部团结，力求制止武装冲突，在维护厄鲁特民族团结的历史上起着显著的作用。《准噶尔汗国史》一书的作者说：“要说准噶尔汗国在巴图尔珲台吉死后，没有在封建执政者彼此普遍混战的情况下完全崩溃，这在较大程序上还是应该归功于咱雅班第达个人的努力与影响。”[55]应该说，这段评语是符合事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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