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次历史事件的发生都有它的动因，1771年渥巴锡汗领导下的土尔扈特人举族东归，其直接原因是俄国沙皇政府的高压政策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清朝政府对土尔扈特人的礼待，而深层缘由则是根植于几代土尔扈特人内心的深深的乡情。
17世纪30年代土尔扈特蒙古迁牧于伏尔加河流域下游后，一直认为“自己有权在草原上放牧，在河流中航行，因为土地和水是佛祖的”[29]。他们虽然在那里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生息繁衍，但始终保持着自己民族固有的政治体制，固有的经济、文化、语言、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这些势必与俄国沙皇政府力图控制和奴役土尔扈特的图谋发生越来越尖锐的冲突，在阿玉奇汗统治时期，土尔扈特势力强盛，沙皇彼得一世在军事上对阿玉奇汗有所倚重，但就在此时，控制与反控制、奴役与反奴役的斗争仍贯穿于双方关系全局之中。据加斯东·加恩统计，1673—1710年，俄国与阿玉奇汗“连续立了六个条约”，力图以一个又一个条约迫使土尔扈特人就范。但阿玉奇汗明确向俄国政府宣告，“他是他们的同盟者，而不是臣属”[30]，并“公开声称厌恶俄国”[31]。
阿玉奇汗逝世后，俄国沙皇政府通过承认车凌端多布汗王地位，“取得了任命汗王的权利”[32]。自此以后，土尔扈特每次汗权更迭，都要征得俄国沙皇政府的确认。到18世纪40年代敦罗布喇什继位后，俄国沙皇政府更蛮横地要求敦罗布喇什交出自己的儿子作为人质，并决定以后的汗都要遵守这个制度。敦罗布喇什被迫交出次子萨赖以充人质，而萨赖于乾隆九年（1744）在阿斯特拉罕死于幽禁之中。萨赖的悲惨遭遇，在敦罗布喇什家族中留下了深刻的仇恨，更构成土尔扈特与俄国关系的难以愈合的伤疤。20年后，当俄国沙皇当局要求萨赖之弟渥巴锡交出“一个儿子作人质，同时还决定把他们最高门第的三百个青年带走”[33]时，新仇旧恨使渥巴锡再也无法忍受。而哥萨克移民的大量迁入和东正教的无孔不入的渗透，也使广大土尔扈特民众中流传着“土尔扈特人的末日到了”的哀叹！
在俄国政府不断加强对土尔扈特政治、经济控制和民族歧视的形势下，富有反抗传统的土尔扈特人不愿屈从于俄国政府的臣属地位而任其宰制，又难以抵制俄国政治控制而维持其原有的独立地位。他们只有拿起武器发动武装起义，然后返归自己的故土，这是当时条件下彻底摆脱俄国奴役的最为可行的道路，而这条道路也是他们世代向往的共同愿望。
与沙皇俄国政府高压政策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土尔扈特人深切感知到自己祖辈故土统治者的清朝政府的关怀与礼待。
清朝作为统一多民族的封建国家，对边疆地区少数民族的统治主要采取“恩威并施”“剿抚并用”的方针，即一方面对少数民族割据势力与反清力量，实行武力镇压与军事统治；另一方面，对其上层人物则施以怀柔、拉拢措施。这个方针是在清朝开国之初既定的基本国策，早在太祖努尔哈赤时代就采取了“顺者以德服，逆者以兵临”[34]的政策，皇太极时也实行“慑之以兵，怀之以德”的措施。乾隆皇帝把这个政策说得非常明白：“天朝之于外藩，恭顺则爱育之，鸱张则剿灭之。”[35]清政府正是利用这一民族统治政策，解决了与其北部和西部蒙古族的关系问题。皇太极时期臣服了漠南蒙古，康熙时收抚了喀尔喀蒙古，雍正、乾隆两朝与卫拉特蒙古准噶尔部贵族割据势力进行了多次战争，终于于乾隆二十二年（1757）平定了阿睦尔撒纳叛乱，安定了西北边陲的政局，完成了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尽管清政府统治者执行这一政策时，带有明显的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性质，但从当时国家日益走向统一的历史趋势来说，这一政策无疑是适宜的，是取得成功的。应该看到，清政府在对远离祖国的土尔扈特蒙古关系的处理上，正是其民族统治政策中的“恩”和“抚”方面的具体体现。如前所述，清政府对每次来朝的土尔扈特使者，无不热情接待，恩赏有加。特别是图理琛使团代表清政府远道去伏尔加河流域探望，带给了土尔扈特人民以祖国的关怀与温暖，这就不能不激起土尔扈特人民对祖国的向往和怀念。渥巴锡的率部返回祖国正是这一政策的结果，而这也并非当时清朝统治者主观上所能料到的。乾隆皇帝对土尔扈特部“弃俄罗斯，举属内附”，就感到“始念所不及”，因为在乾隆皇帝看来，土尔扈特并非“借招致而来”。他只好用封建观念加以解释说：“兹土尔扈特之归顺，实则天与人归，有不期然而是期然者。”[36]实际上，这是清政府民族政策吸引下土尔扈特人民多年向往故土的爱国主义行动的体现。(www.xing528.com)
进一步了解土尔扈特人一个多世纪与祖辈故土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多渠道交往中所表达出来的浓浓乡情，更有助于加深人们对东归深层原因的认识。
纵观留居伏尔加河时期土尔扈特蒙古与祖国关系，大体经历初创、发展和持续三个历史阶段。
当我们回顾土尔扈特蒙古与祖国关系发展的历程之后，可以发现如下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土尔扈特西迁后，虽然远离故土，寄居异乡，但他们依然千方百计地与祖国进行各个方面的接触，与清朝政府建立起紧密的政治联系。这种联系如一条无形的但具有强大吸引力的纽带，紧紧地维系着双方，以至于最后使这个远离母亲的游子又重新投归祖国的怀抱。这种历史现象看似有偶然性，但“在每一个领域内，都有这种偶然性中为自己开辟道路的内在的必然性和规律性”[37]。也就是说，土尔扈特蒙古与祖国联系的建立和发展，是具有深刻的历史原因的。
土尔扈特蒙古作为我国多民族国家的成员，他们与卫拉特蒙古各部以及其他民族在开拓祖国西北边疆的战斗中，早已建立了密不可分的联系。尽管他们之间也发生过矛盾和冲突，但这并不是他们关系的主流。至于土尔扈特与祖国中央政府的关系，更是源远流长。从元、明时期起，包括土尔扈特在内的卫拉特蒙古各部早就归附于当时中央政府的管辖，和中原地区的各族人民，进行了长期的经济、文化交流和彼此的友好往来，日益形成了对祖国中央政府的亲和力和向心力。这种力量植根于土尔扈特人民心中，形成了他们热爱自己的家乡、民族和国家的思想感情。正是在这种爱国主义思想的推动下，土尔扈特蒙古西迁到伏尔加河流域后，不仅与祖国各方面建立起紧密的联系，而且时时眷恋着祖国的故土与亲人。他们西迁不久后，就几次想重返故土，只是由于路途遥远，旅程艰辛，而未能如愿。据俄国档案记载，阿玉奇汗曾“两次蓄意出走中国”，而他的后人“敦罗卜旺布和敦罗布喇什也有此意图”[38]。所以，乾隆三十六年（1771），渥巴锡率其所部离开伏尔加河流域重返祖国，正是土尔扈特人民为反抗沙俄民族压迫而采取的伟大的爱国主义行动。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土尔扈特蒙古与祖辈故土一个半世纪的交往联系，是我国各民族之间长期形成的巨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的体现，而土尔扈特重返祖国的伟大的爱国主义壮举，正是这种凝聚力和向心力作用的结果。对清朝前期土尔扈特蒙古与祖国关系的全面阐述，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中华民族构成紧密的整体与我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绝不是偶然的，而是我们各民族经过长期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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