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清朝中央政府始终视客居异乡的土尔扈特人为臣属，对来朝的土尔扈特使节优礼有加，对到故乡熬茶礼佛的土尔扈特贵族和普通百姓多方关照。为增进彼此关系，清廷还多次派遣专使，远访生活在伏尔加河流域的土尔扈特人，其中最具影响的是康熙时的图理琛使团和雍正时的满泰使团。
康熙四十八年（1709），阿玉奇汗派遣萨穆坦为使臣回国，萨穆坦一行八人，因南路断绝，取道西伯利亚，经喀尔喀蒙古库伦，一路历尽艰辛，经过两年多时间，于康熙五十年（1711）六月才到达北京，向清廷“表贡方物”。康熙帝对萨穆坦使团来朝甚为欢迎，所谓“上嘉其诚”，对使团颇为优待，对萨穆坦等人赏银两、绸缎、布匹、茶叶等。[20]萨穆坦使团的公开使命，据法国学者加斯东·加恩说：“是要索回那个差不多成了囚犯的王子。”[21]也就是说，是为了同清政府商议阿拉布珠尔的返回问题。但在《康熙谕阿玉奇汗敕书》中有段文字颇引人思索。阿玉奇在奏书中写道：“所差遣之使，乃吾心腹小役，圣祖若有密旨，请赐口谕。”这是告诉康熙帝，萨穆坦是自己可以授以机密的亲信。显然，当时康熙帝与阿玉奇汗之间急于对话的不仅是阿拉布珠尔的遣返问题。对此，中外的学者曾做过种种猜测，由于史料所限，至今仍未能得出明确的答案。但从当时的形势来看，康熙帝与阿玉奇汗之间急于磋商的机密不外乎下述两个方面：第一，如何联合对付日益强大并威胁各自安全的策妄阿拉布坦；第二，探求土尔扈特蒙古重返故土的可能性。如果上述推测可以成立的话，那么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康熙帝于萨穆坦来朝的第二年（康熙五十一年）就破格地派出使团去土尔扈特部做了回访。
清政府派出的使团，由太子侍读殷扎纳、理藩院郎中纳颜、内阁侍读图理琛及卫拉特人舒歌、米斯等五人组成，同行的有随从武官和二十二名仆役以及阿拉布珠尔的四名人员，共三十四人，这就是驰名中外的“图理琛使团”。[22]
使团于康熙五十一年（1712）五月二十四日由北启程，至康熙五十三年（1714）五月才渡过伏尔加河进入土尔扈特游牧地。六月一日到阿玉奇汗牙帐所在地马努托海附近。次日，阿玉奇汗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阿玉奇汗在会见使团时谈到与祖国联系中的困难处境时指出：“遣使往来人数众多，恐彼惮烦，断绝道途，我遂无路请安进贡矣。此等情由，烦天使留意奏闻。”这番话，一方面表现出他渴望与祖国建立联系的迫切心情，另一方面说明他对沙俄政府故意阻挠使团行程以致耽误时日的做法十分不满。阿玉奇汗还十分关心与西藏的关系，他让使团询问：“达赖喇嘛可遣使来否？”并称由于道路不通，不能去西藏，“一切药物，甚是难得”，他希望使团能留意转为奏闻，请求清政府给予支援。(www.xing528.com)
图理琛一行被阿玉奇汗“留旬余，筵宴不绝”[23]。他们在阿玉奇汗处停留的14天中，除阿玉奇一再宴请外，阿玉奇的妹妹和硕特部首领鄂齐尔图汗的遗孀多尔济拉布坦、阿玉奇汗的长子沙克都尔扎布等土尔扈特王公贵族，都以盛宴招待来自祖国的亲人，并馈赠礼品。六月十四日，阿玉奇汗派属部各首领率兵护送使团渡过伏尔加河，才依依惜别。
应该看到，图理琛使团出访土尔扈特部，在清代前期的民族关系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不仅给远在伏尔加河流域的土尔扈特蒙古带去了祖国的亲切慰问和关怀，进一步增强了清政府与土尔扈特的政治联系，同时也更加激起阿玉奇汗及其部众的思乡之情。法国学者加斯东·加恩有段分析很是耐人寻味，他说：“后来事件的发展也提供了证明：中国浪子土尔扈特人的归来一事，最初提出于1714年，后来由于中国对厄鲁特人的征伐而拖延下来，直到18世纪中叶厄鲁特人被乾隆灭亡后才能真正实现，而这时距离提出这个问题已有60年了。我们设想一下，土尔扈特若不是由于中国甘言许诺因而长久怀有重归故土的想法，怎么可能在1775年（应为1771年）突然决定离开他们已经生活了一个世纪的国土，同时又冒着旅途上的种种危险，而且前途未卜，就回到故土去呢？”[24]加斯东·加恩的这段论述虽说是分析推论，但也不是全无道理。
雍正八年（1730），雍正帝派出满泰为首的使团[25]出访伏尔加河流域的土尔扈特部，进行慰问。满泰使团一行于雍正九年（1731）二月三日抵萨拉托夫。土尔扈特首领、阿玉奇之子车凌端多布派遣宰桑刚达什、扎布专程迎接来自祖国的亲人。同年五月七日，满泰一行到达土尔扈特游牧地。五月十一日，阿玉奇汗遗孀可敦达尔玛巴拉和车凌端多布举行盛典，会见满泰使团。俄国档案文献中记录了这次会见的具体情节：车凌端多布在自己的母亲达尔玛巴拉及尚固尔喇嘛（首要神职人员）伴同下极其亲切和尊敬地接见了他们。汗本人和他母亲及尚固尔喇嘛不止一次地不仅向使臣，而且向他们全体人员赠送了礼品。汗跪接博格德汗的使臣交给他的谕旨。[26]早在图理琛使团来土尔扈特部访问时，车凌端多布就参加了会见。据《异域录》卷下载：“阿玉奇汗季子车领敦多布奏曰：‘我年童稚，恭请至圣大皇帝万安，进鸟枪一杆，鸟枪已交付我使者，我无言可奏，但愿如天大皇帝万万年，临御天下，我在此朝暮于佛前洁诚祷祝，烦天使奏闻。’”如果帕拉斯所记他生于1701年是实，[27]那么，当时车凌端多布已是一个初识时务的贵胄少年了。从车凌端多布与图理琛使团的谈话可以看出，他对祖国的感情是何等真挚动人！他那远离祖国、寄人篱下，而始终认为是清朝臣属的心情，溢于言表。在这次与清朝使团会见时，车凌端多布也向使团表示，愿为清朝统一边疆事业效力，他说：“使臣等所告准噶尔人自噶尔丹至策旺（妄）阿拉布坦、噶尔丹策零之所作所为，与我所闻相同，其事属实。博格德汗倘派大军进剿，我必获悉其信；倘有准噶尔人败北而窜入我处，我将收留之后，再行奏闻。”[28]车凌端多布明确表明在与准噶尔贵族割据势力斗争中站在清朝中央政府一边的立场。阿玉奇汗的未亡人达尔玛巴拉更是向使团表示“可蒙博格德汗之恩，趁老妪身死之前，亲往谒见达赖喇嘛”的意愿。满泰使团于五月二十四日启程回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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