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拉特蒙古历史论考：剪不断的思乡情结

土尔扈特部西迁伏尔加河流域后，在长达140余年的漫长岁月中，他们虽远离家乡亲人，但与故土的联系却持续连绵，对清朝中央政府也“进贡请安，输诚已久”^[10]。

17世纪20年代以来，卫拉特蒙古诸部内乱频仍，社会动荡，民不聊生。土尔扈特部首领和鄂尔勒克为了求得部族的安定生活，于明崇祯元年（1628）率领土尔扈特部以及部分和硕特、杜尔伯特牧民约五万帐，远徙伏尔加河下游游牧。然而，千山万水割不断他们与卫拉特各部之间长期形成的民族情谊。和鄂尔勒克虽然远离了故土，但依然与卫拉特各部保持密切联系。明崇祯十三年（1640），和鄂尔勒克带领儿子书库尔岱青等长途跋涉返回塔尔巴哈台，参加了准噶尔部首领巴图尔珲台吉主持召开的卫拉特、喀尔喀各部王公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各部首领共同制定了著名的《蒙古卫拉特法典》，调整了蒙古各部的关系。和鄂尔勒克还与准噶尔部建立起通婚关系，他把自己女儿嫁给巴图尔珲台吉为妻，从而进一步加强了土尔扈特部与其他卫拉特各部的政治联系。所以当清顺治元年（1644）俄国使者克列皮可夫到巴图尔珲台吉处，劝诱巴图尔珲台吉出兵与俄国共同攻打土尔扈特部时，遭到了巴图尔珲台吉的严词拒绝，挫败了俄国政府挑拨两部关系的阴谋。

和鄂尔勒克战死于阿斯特拉罕城下后，他的儿子书库尔岱青继任土尔扈特部首领。在书库尔岱青及其子朋楚克执政时期，由于新兴的清王朝在全国的统治已经确立，国内政局渐趋稳定，为远离故土的土尔扈特部与祖国沟通创造了有利条件，土尔扈特部得以从多方面与祖国建立了联系。

书库尔岱青执政初期，首先便与刚刚建立起全国统治的清朝建立了关系，承认清朝作为祖国当时合法的中央政府。顺治三年（1646），书库尔岱青与其弟罗卜藏诺颜随青海和硕特部首领顾实汗，向清政府进表贡“附名以达”。顺治七年（1650），书库尔岱青遣使“贡马”，清政府赐使者以“宴赍”。顺治八年（1651），土尔扈特博地苏克等“贡马”，清廷赐他以银币等物。顺治十二年（1655），书库尔岱青“遣使锡喇布鄂木布奉表贡”。翌年，和鄂尔勒克的另一个儿子伊勒登，也遣使锡喇尼和硕齐向清政府入贡。顺治十四年（1657），罗卜藏诺颜及其子多尔济遣使沙克锡布特、达尔汉乌巴化、阿巴赖三人向清廷“贡驼马二百余，复携马千，乞市归化城”，得到了清政府的同意。从上述内容可以看出，土尔扈特与清政府的不断联系，不仅加强了双方关系，而且使这个远离祖国的游牧部落在政治和经济方面都得到了清朝中央政府的支持。

土尔扈特的首领们还与西藏地方建立了联系。西藏是中国喇嘛教（藏传佛教）的圣地，到西藏“熬茶礼佛”是笃信喇嘛教的土尔扈特王公贵族最虔诚的愿望，同时也是取得喇嘛教神权对他们支持的机会。当土尔扈特与清政府建立政治联系后，便在清政府的支持下与西藏地方建立了联系。清政府为照顾土尔扈特部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给土尔扈特王公进藏礼佛提供了种种方便。书库尔岱青曾进藏熬茶礼佛，谒达赖喇嘛，前后在西藏留居长达十年之久。

土尔扈特与准噶尔的关系是比较复杂的，双方继续着通婚的关系，朋楚克娶巴图尔珲台吉之女为妻，且朋楚克之子阿玉奇自幼生活在准噶尔部，为巴图尔珲台吉所抚养，但双方时有冲突发生，顺治二年（1645）夏，书库尔岱青在进藏礼佛的归途中，遭到了准噶尔人的袭击。顺治十七年（1660），书库尔岱青之弟罗卜藏诺颜在与准噶尔的战争中战死。康熙元年（1662），书库尔岱青和朋楚克出兵袭击准噶尔人。17世纪60年代，朋楚克曾同准噶尔人及和硕特人发生冲突。由此可见，双方虽然继续维持着通婚关系，但却为不断发生的争端所干扰。

可以看出，在这一阶段中土尔扈特与祖国的联系是通过多种渠道进行的，其关系的发展，除与准噶尔部有些纠葛外，总的来说是健康正常的。应该说，土尔扈特与清政府的这种多方面联系，正是维系土尔扈特与祖国关系的重要纽带。

17世纪70年代至18世纪20年代，是阿玉奇汗统治土尔扈特部时期。

阿玉奇汗是土尔扈特蒙古历史上一个出色的人物，他一生活动的重要业绩之一，就是将其前辈与祖国建立起的多种渠道联系推向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使土尔扈特蒙古在伏尔加河下游建立的封建汗国得到进一步巩固和发展。

阿玉奇汗十分重视与卫拉特蒙古各部的关系，他执政时期继续奉行与卫拉特部联姻的方针。阿玉奇汗的妹妹多尔济喇布坦嫁给和硕特部著名首领鄂齐尔图汗。准噶尔部首领策妄阿拉布坦乞婚阿玉奇，阿玉奇又以女妻之。阿玉奇还将另一女嫁于喀尔喀墨尔根汗额列克。(https://www.xing528.com)

阿玉奇为了取得西藏喇嘛教神权的支持，继承其先辈与西藏地方联系的方针，与西藏达赖喇嘛进行交往。康熙二十九年（1690），达赖喇嘛赐给他汗的封号，“并送去了这一封号的大印”^[11]。康熙三十七年（1698），阿玉奇侄子阿拉布珠尔陪同其母、姐妹一起率五千余人赴西藏谒达赖喇嘛，此举得到了清政府的准许，并受到了清政府的优待。

阿玉奇深知得到祖国中央政府支持的重要性。他为维持和发展与清政府的关系更是做了不懈的努力。据记载，阿玉奇汗执政后，土尔扈特蒙古对清政府“表贡不绝”，其贡道“皆由哈萨克经准噶尔地，达嘉峪关”后，到达内地。康熙三十五年（1696），昭莫多战役后，清政府为防止准噶尔首领噶尔丹残余势力奔窜伊犁，康熙命策妄阿拉布坦在阿尔泰山一线防堵，而阿玉奇汗发兵一千，与策妄阿拉布坦的军队“会集于阿尔台（阿尔泰）以内土鲁图地方驻扎”。康熙三十六年（1697），阿玉奇遣使和硕齐等随同策妄阿拉布坦贡使“入贡庆捷”，祝贺清朝平定噶尔丹割据势力的胜利。阿玉奇汗在维护国家统一、协助清政府击败噶尔丹割据势力的过程中，是有贡献的。康熙三十八年（1699），阿玉奇又派遣使者额尔罕格素尔前往北京，受到康熙的亲切接待。

正当土尔扈特蒙古与清政府的关系顺利发展之时，准噶尔首领策妄阿拉布坦自恃势力强盛，对卫拉特蒙古其他各部推行同室操戈的政策，洗劫了自北京返回伏尔加河途经准噶尔地区的额尔罕格素尔使团，使者惨遭杀害。不久，阿玉奇汗与策妄阿拉布坦之间又发生了散札布事件，双方关系急剧恶化，并由此使阿拉布珠尔一行因“策妄阿拉布坦阑之，不得归”^[12]。由于策妄阿拉布坦割据准噶尔部，通道梗阻，土尔扈特蒙古遣使清廷的活动被迫中断，正如后来阿玉奇汗的一位近侍对图理琛所说：“因南路不通，所以数年相隔，未曾遣使。”^[13]

但是，策妄阿拉布坦在新疆的割据，可以影响土尔扈特与清政府的交往关系于一时，终究减弱不了土尔扈特部长期形成的对祖国的向心力。18世纪以来，土尔扈特蒙古与清政府的关系不仅没有长期中断，相反，在阿玉奇汗与康熙帝的努力下有了较大的发展。萨穆坦出使清廷就是阿玉奇汗为冲破人为阻隔，恢复与祖国关系的一次成功的尝试。

18世纪20年代至50年代，即车凌端多布、敦罗卜旺布、敦罗布喇什统治时期。这一时期土尔扈特蒙古与祖国的多渠道联系，出现了更多的困难。传统的南路通道由于准噶尔部噶尔丹策零与清政府时战时和，仍处于梗阻状态，同时，在阿玉奇汗逝世后，沙俄政府对土尔扈特蒙古的控制日益加强，通过北路假道俄国的路途也受到阻挠。尽管如此，在土尔扈特与清政府的努力下，双方的联系并没有中断，仍保持着与前一阶段一样的稳定状态。

雍正八年（1730），新任土尔扈特首领的车凌端多布遣“那木卡格龙（隆）、达尔罕格楚尔前来，向博格德汗请安，呈递奏文及进献礼品”，并“往西藏谒见达赖喇嘛”。^[14]关于这次土尔扈特来使，因尚未见详细记载，难以说出具体情形。

雍正九年（1731），阿玉奇汗的侄子乌巴什多尔济遣使阿尔巴尔图、沙喇布丹津等返国，“奏请往谒达赖喇嘛”，时值西藏阿尔布巴之乱初定，达赖喇嘛徙噶达，清政府为安全计，“诏守汛者，勿遣赴唐古特，以其臣噶达，优以粮糗”^[15]，使土尔扈特特使安全返归。

20多年后，敦罗布喇什继任土尔扈特部落首领后，“欲遣使赴藏熬茶，行做善事”^[16]，派出以吹扎布为首的使团，假道俄国，克服重重困难，历时三年，于乾隆二十一年（1756）抵达北京，向清政府上表进贡。清政府根据吹扎布请求，特派麒麟保护送，于“七月初起程赴藏”，并谕麒麟保自西藏返回时，“即带领土尔扈特使臣，由张家口外，前赴热河入觐”^[17]。九月间，乾隆皇帝在避暑山庄五次赐宴吹布扎。吹扎布向乾隆皇帝进献了敦罗布喇什的礼品。^[18]会见时，吹扎布向乾隆皇帝述说了布尔扈特蒙古早年西迁的原委，以及在伏尔加河游牧时受到沙皇俄国压迫的困境，他说：“俄罗斯尝与雪西洋（瑞典）及西费雅斯科（土耳其）战，土尔扈特以兵助之，厥后稍就弱，俄罗斯因谓为其属。”这说明土尔扈特是力量削弱之后，才被沙皇俄国控制的。吹扎布说：土尔扈特对于沙皇俄国是“附之，非降之也”，说明土尔扈特并未完全臣服于沙皇俄国。他还特别强调：“非大皇帝有命，安肯为人臣仆？”^[19]当吹扎布得知哈萨克阿布赉的贡使即将抵京的消息后，即向乾隆皇帝请求：“哈萨克为天朝臣仆，若谕令由所部纳贡，无行道虑。”也就是说，如果允许土尔扈特贡使经由哈萨克到内地进贡，那么不仅道路方便，而且可以不再借道俄罗斯，以避免沙俄的刁难阻挠。为了让清政府更多地了解情况，吹扎布还将土尔扈特在伏尔加河流域“所属疆域”绘就后献给乾隆皇帝。吹扎布使团的来访，加强了土尔扈特蒙古与清政府的政治联系，双方关系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所以在这次使团来访的15年后（乾隆三十六年），当沙皇俄国妄图完全控制土尔扈特部的紧急时刻，土尔扈特首领及人民心中多年蕴藏的对故土的向往，顿时爆发出来，化作反抗强暴的巨大力量。土尔扈特人民在其首领渥巴锡的率领下，冲破沙俄阻拦与路途艰险，终于胜利地返回了自己的故乡。世界上任何事件发生的原因总是多方面的，土尔扈特人深沉的思乡情结如果没有得到当时清朝政府的积极反响，历史的进程也许又会是另一种模样。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对土尔扈特人正确政策的深远影响，同样也是土尔扈特人回归故土不容忽视的重要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