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2年6月，笔者第一次踏上和静县的土地，但与和静县的事和人打交道却是早几年的事，而且与几件稀世文献发现的奇特经历有关。
20世纪70年代末，笔者正致力于《准噶尔史略》一书的写作，时有文艺界的同志找上门来，问询、探讨有关卫拉特蒙古历史方面的问题，有时也索取一些于创作有用的资料，由此也交了一些新朋友。1979年夏天，来自辽宁的作家、时任朝阳地区文联秘书长的迟松年同志，带着辽宁人民出版社的介绍信找上门来，说他计划创作一部土尔扈特人东返题材的小说，取题为《归魂》，已写出了两章，此行目的一是想找一些历史资料，二是正准备去新疆体验生活。迟松年同志健谈、豪爽，又是同龄人，我们相处投机，曾有过十分愉快的“神侃”时光。为了书名是用《归魂》，还是改为《希望》争论过一番，笔者坚持认为《归魂》这个书名更有韵味。不久他去了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大约是1979年秋天，迟松年同志又来找笔者，兴冲冲地告诉笔者他去了和静县，他说：“在和静县的一个库房里翻拣时，几件浅黄色文件引起我的注意，捡起来细看，不认识书写的是什么文字，估计是清代皇帝的东西，想让你们研究历史的看看，也许对我创作有用。”笔者听后的直觉是，这可能是一次难得的发现，凭经验，这可能是清朝皇帝颁发的文书之类的文献。迟松年同志还说，几件文献体积较大，不易携带，已从新疆直接邮回辽宁老家，回去后即拍照寄给笔者，让笔者找人将上面的文字认一认，最好译出来。
当年冬天笔者收到了迟松年同志寄赠的三件文献的照片之后，即请民族研究所满族专家汪玉明同志辨认，并按其满文本进行汉译，又请民族研究所蒙古族专家道布同志按其蒙古文本进行汉译。
天啊！真是稀世文献。
三件文献分别是《康熙谕阿玉奇汗敕书》（康熙五十一年五月二十日）；《雍正谕土尔扈特汗敕书》（雍正七年五月十八日）；《乾隆谕渥巴锡、策伯克多尔济、舍楞敕书》（乾隆三十六年六月二十日）。
迟松年同志1980年1月6日在给笔者的信中追述了他发现文献的经过：“‘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火烧王爷府，把从伏尔加河流域带回的所有文献大部焚毁，据当地群众说，持续了七天七夜，可谓一场浩劫。当时，为了组织破‘四旧’展览，留下一些衣服等物作为展览品。以后，几经周折，这些留下来的物品，大部分被外贸部门收购去了，剩下一些无什么价值的破烂，扔在一个仓库里。我去和静听说后，到库房转了一圈，满地都是灰尘、脏土、碎纸，从里面找出三件东西，由我开了借书条带回。”
笔者认为这段自述基本是真实的，但尚要做一些补充和修正。
其一，据渥巴锡汗嫡世孙、满汗王女儿满琳同志说，在王府二层，设有经房，里面专门存放王府珍贵传世之物。当然，她无法忆及众多传世之物的具体内容。
其二，据1982年在和静县访查中所知，迟松年同志所说的库房为和静县财政局一个堆放杂物的库房。而和静县史志办的洪永祥同志在他《敕书寻还记》一文中称：“（迟松年）到和静县后经县财政科批准，打开了当时属于‘禁地’的财政科小库房，房子里除存放历年的县财政科账目外，还有‘文化大革命’期间从满汗王府和巴仑台黄庙移存过来的部分蒙古族史料和实物。迟松年在灰尘飞扬、碎纸满地的房子里转了一圈后，被几卷保存完好的浅黄色绫缎文件所吸引，心想对他的创作可能有用，便提出借阅要求，从随身携带的笔记本上撕下一张纸写了张借条，轻而易举地将那三卷所谓的‘满汗王任命书’拿走了。”
其三，所谓“火烧王爷府”，持续了七天七夜，据了解，是指巴仑台黄庙而不是在和静镇。(www.xing528.com)
1982年初，和静县为编写县志，专门派洪永祥、李舜启到辽宁取回了三件敕书原件，笔者也就是在那时，在北京认识了洪永祥。他们取回敕书的经历，洪永祥同志已写了专文《稀世珍宝寻还记》（载《民族团结》1990年第1期，同年3月12日《人民日报》海外版摘发），详述寻还之始末，1995年出版的《和静县志》也附载了经过修改的洪永祥撰《敕书寻还记》。
三件稀世文献，经辽宁省博物馆和中国历史博物馆专家技术鉴定，确实是清代前期文物，1982年以后一直存放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馆。
其实，这三件敕书价值重大不仅仅因其是清代前期的文物，它们还与三次重大历史事件紧密相关，是三次重大历史事件的直接见证。《康熙谕阿玉奇汗敕书》是图理琛使团出使伏尔加河阿玉奇汗时的“国书”；《雍正谕土尔扈特汗敕书》是出使土尔扈特汗的满泰使团的“国书”，而《乾隆谕渥巴锡、策伯克多尔济、舍楞敕书》则是土尔扈特部东归故土抵达伊犁后，乾隆皇帝给他们的信件。为此，笔者曾先后写了《〈康熙谕阿玉奇汗敕书〉试析》（载《民族研究》1984年第2期）和《试论〈雍正谕土尔扈特汗敕书〉与满泰使团的出使）》（载《民族研究》1988年第1期），并在与马汝珩教授合著《漂落异域的民族——17至18世纪的土尔扈特蒙古》一书中全文刊发了三件敕书的译文和照片。
笔者在和静县与洪永祥同志再度相遇时，彼此都觉得格外亲切，忆及围绕三件文献发现和研究的前前后后，感慨万千！
1986年8月在博乐市召开的第一届卫拉特蒙古史学术讨论会和1992年7月在库尔勒市召开的第三届卫拉特蒙古史学术讨论会上，同年10月在笔者率领西域研究国际考察队途经和静县时，1995年在乌鲁木齐市召开的“世纪之交中国古典文学与丝绸之路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我们又多次相遇。这些年来洪永祥同志致力于卫拉特蒙古历史研究，由他出任主编、凝聚他心血的《和静县志》已正式出版，目前他正在为开创一门“巴音布鲁克学”而倾注心力。其实，在笔者研究卫拉特历史或中国边疆历史进程中，这样的同人、朋友何止他一人，正是这一群体的孜孜以求、默默奉献，中国的民族史、地方史、边疆史研究，才具备了取之不尽的活力。
（原载《天山问穹庐》，山东画报出版社2010年版）
补记：
从知悉土尔扈特蒙古三件十八世纪稀世文献的存在到研究已逾30余年，但笔者一直未能得见其“庐山真貌”，只知它们深藏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馆的特藏专柜之中。
2013年4月15日，承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馆馆长吴志强先生之邀，笔者在许建英博士陪同下，造访档案馆，在吴志强先生和李燕女士展示下，终于亲见了三件稀世文献原件，真是人生之幸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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