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拉特蒙古历史：土尔扈特汗国政治危机严重

1761年，渥巴锡继其父敦罗布喇什之汗位，成为土尔扈特汗王。此时俄国正是叶卡捷琳娜二世统治时期，俄国女沙皇在封建贵族和大商人的支持下，对全国农民加强剥削与压迫的同时，对土尔扈特汗国也实行高压政策，力图达到完全控制整个部落之目的。

俄国政府首先通过改组扎尔固限制汗王的权力。扎尔固原是汗王实施自己统治意志的工具，但1762年俄国政府颁布的扎尔固条例，规定汗王无权任命扎尔固成员，而应由俄国政府批准，且汗王只有得到俄国政府允许，才能改变扎尔固的决定。

俄国政府还极力在土尔扈特贵族中培植自己的代理人，扶植已东正教化了的敦杜克夫家族，以取代渥巴锡的统治，企图把整个土尔扈特汗国东正教化，使之成为俄国的顺民。

俄国政府向伏尔加河流域大量移民及其对土尔扈特汗国无休止的征兵，更是直接影响到土尔扈特千家万户人民的正常生活。18世纪30年代以后，俄国政府鼓励顿河两岸哥萨克成批地迁往伏尔加河流域定居，哥萨克移民来到伏尔加河下游后，使土尔扈特牧地逐渐缩小。与此同时，1763年后，俄国政府屡次征土尔扈特兵与邻国征战，在俄国对外扩张中，土尔扈特人民死伤达七八万之众。牧地的缩小和人民死于战争，造成整个汗国的民族危机。

以渥巴锡为首的土尔扈特汗国首领们，为了维持民族的生存，摆脱俄国的奴役，经过充分酝酿，于1770年秋冬之交在维特梁卡（阿斯特拉罕省叶诺塔耶夫斯克以北）召开了一次绝密会议，参加会议的除渥巴锡、策伯克多尔济外，还有舍楞、巴木巴尔、达什敦多克和大喇嘛罗卜藏札尔桑（又译作洛桑丹增）等四人。会上经过庄严宣誓，决定在次年——虎年，举族起义，东归故土。

1771年1月17日，土尔扈特抗俄武装起义爆发。起义军民袭击俄国驻军杜丁大尉兵营，并歼灭了基申斯科夫派遣的增援部队。渥巴锡将三万三千多户近十七万人的东返队伍，组成三路大军，浩浩荡荡踏上东归故土的征程。经过十余天的急行军，巴木巴尔和舍楞率领的先头部队摧毁了乌拉尔河上的俄军要塞，穿过冰封的乌拉尔河，迅速进入大雪覆盖的哈萨克草原，把尾追的俄军远远抛在后面。

但是，东返并不是一条畅通无阻的坦途。俄国政府在得到土尔扈特军民武装起义消息后，急命奥伦堡总督莱英斯多尔普和军团指挥达维多夫少将率军截击，未获战果。接着又派出特鲁本堡将军率领由哥萨克和巴什基尔人组成的骑兵团紧紧尾追。与此同时，在俄国政府唆使下，哈萨克小帐首领努尔·阿里汗联合巴什基尔人也不断发动袭击，给艰苦行军中的土尔扈特人造成巨大损失。长途行军中无法避免的严寒和缺少给养，还有泥泞难行的黄水草滩和滴水不见的戈壁荒漠，致使疫病流行、人口锐减和牲畜大量死亡。土尔扈特队伍行进到姆英塔湖时，陷入了哈萨克小帐努尔·阿里汗与中帐阿布赉汗的五万联军重围。在此危急时刻，渥巴锡等冷静分析了形势，迅速派出使臣与哈萨克人谈判，并同意送回在押的一千名俘虏，从而争得了三天喘息时间。渥巴锡利用这一宝贵时机，调整兵力，在第三天深夜奇袭哈萨克联军，成功突出重围，继续东进。为了避开哈萨克封建主的袭击，东返队伍绕道巴尔喀什湖西南戈壁，经楚河、塔拉斯河，沿沙喇伯勒前进。乾隆三十六年五月二十六日（1771年7月8日）策伯克多尔济率领的先遣部队，在伊犁河支流察林河畔与清军巡察部队相遇，六月五日（7月17日）清军总督伊昌阿、硕通率领之巡察部队在伊犁河畔会见了刚抵达的渥巴锡、舍楞以及土尔扈特东返队伍的主力和家属。至此，悲壮的东返征程以土尔扈特军民的胜利而告完成。

乾隆皇帝特派伊犁将军舒赫德主持接纳安抚事宜。舒赫德在伊犁会见渥巴锡、策伯克多尔济时向其宣谕：“尔等俱系久居准噶尔之人，与俄罗斯之俗不同，不能安居，闻厄鲁特等，受朕重恩，带领妻子远来投顺，甚属可悯，理宜急加抚绥安插。”^[4]为安定舍楞的疑惧情绪，特宣谕：不究前罪，论功行赏。清政府经过精心安排，渥巴锡一行于九月八日在木兰围场伊绵峪觐见乾隆皇帝，并随乾隆皇帝行围三天，至九月十三日离开木兰围场，于九月十七日抵承德避暑山庄。次日，即九月十八日，乾隆皇帝在澹泊敬诚殿接见渥巴锡一行，之后又在四知书屋和卷阿胜境召见渥巴锡，与之长谈。渥巴锡等在避暑山庄期间参加了清政府举行的各种盛会。他们于九月三十日分四批离开承德。(www.xing528.com)

在承德期间，土尔扈特贵族接受了清政府的封赏。渥巴锡被封为乌讷恩素珠克图旧土尔扈特卓里克图汗。曾参加1770年维特梁卡会议的策伯克多尔济、舍楞、巴木巴尔，分别封为乌讷恩素珠克图旧土尔扈特部布延图亲王、青色特奇勒图新土尔扈特部弼哩克图郡王、毕锡呼勒图郡王，均为封爵之首。经渥巴锡推荐，另一个参加维特梁卡会议并在东返过程中起了重要作用的达什敦多克，被封为一等台吉。

回归故土的土尔扈特部众得到了清政府及时的赈济。清政府命张家口都统常青调牧畜赶赴新疆接济，又命陕甘总督吴达善拨款办运茶叶、羊只和皮张等接济，再命西安巡抚文绶专程前往嘉峪关外料理。短时间内大量的救济物资，如衣服、口粮、帐篷、牲畜等，从新疆、甘肃、陕西、宁夏及蒙古等地及时运到，《优恤土尔扈特部众记》中曾记当时赈济来归土尔扈特人众，计有牛羊二十余万头，米麦四万多石、茶叶二万余封、羊裘五万多件、棉布六万多匹、棉花近六万斤以及大量毡庐等生活必需品。这些物资对饥困交加的土尔扈特人民来说，犹如雪中送炭，使他们度过了回归故土后的第一个冬天。

清政府又按土尔扈特原部落系统，指定牧地、编设盟旗。清政府把塔尔巴哈台东、科布多西之额尔齐斯、博罗塔拉、额密勒（额敏）、斋尔等地划为牧场，渥巴锡、策伯克多尔济、舍楞、巴木巴尔、默们图、恭格等人分任盟长。乾隆三十八年（1773）和乾隆四十年（1775），又对土尔扈特部牧场进行调整。

渥巴锡所领之众，称旧土尔扈特部，划分南、北、东、西四路，分设四盟，各立盟长，颁发官印。南路在哈喇沙尔（今焉耆回族自治县）裕勒都斯草原，置四旗，渥巴锡为盟长；北路在和布克赛尔，置两旗，策伯克多尔济为盟长；西路在精河县，置一旗，默们图为盟长；东路在库尔喀拉乌苏（今乌苏市），置两旗，巴木巴尔为盟长。

舍楞所领之众称新土尔扈特，驻牧于科布多、阿勒泰地区，置两旗，舍楞任盟长。

和硕特恭格部，游牧于博斯腾湖畔（今和硕县），置四旗，恭格为盟长。

至此，远徙伏尔加河流域达一个半世纪的土尔扈特部人民，终于在祖国的土地上生息游牧，土尔扈特蒙古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