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噶尔部的兴盛与繁荣发展

1.策妄阿拉布坦父子时期准噶尔社会经济的发展

噶尔丹兵败身亡后，部众溃散，准噶尔部力量受到极大打击，元气大伤。但在策妄阿拉布坦（1688—1727年在位）及其子噶尔丹策零（1727—1745年在位）统治时期，准噶尔部不仅很快恢复元气，还走上了繁荣兴盛的发展道路。

策妄阿拉布坦是僧格之子，生于康熙四年（1665），初附牧于噶尔丹。康熙二十七年（1688），噶尔丹为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杀死了策妄阿拉布坦之弟索诺木阿拉布坦，策妄阿拉布坦率部众五千人逃往额琳哈必尔噶，打退了噶尔丹的追击，定牧于博尔塔拉、伊犁一带，后又将势力扩展到阿尔泰地区。及至噶尔丹败亡，策妄阿拉布坦因在对噶尔丹战争中支持清政府，获得了大批噶尔丹的部众与牧地。康熙三十七年至康熙三十八年（1698—1699），策妄阿拉布坦相继出兵进攻哈萨克，夺取了额尔齐斯河西岸及哈萨克草原的大片地方，势力延伸至锡尔河下游（今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境内）。康熙四十三年（1704），他又并吞土尔扈特散扎布属下一万五千余人，统治了天山南路的回疆地区，使准噶尔进入全盛时期。

在策妄阿拉布坦及其子噶尔丹策零统治时期，准噶尔部虽然也经常与周围诸民族发生冲突，但总的来说，较之噶尔丹统治时期稳定与和平，加上他们比较重视生产发展，因此，这一时期准噶尔部的社会经济比前一时期有了较大发展。

畜牧业生产有了相当快的发展。伊犁、乌鲁木齐、雅尔（今哈萨克斯坦共和国乌尔扎尔）、珠勒都斯（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和静县西北）、玛纳斯、巴彦岱等地出现了马、驼、牛、羊遍山谷的繁荣景象。

随着畜牧业的发展，准噶尔部与中原地区的贸易往来有了很大发展。乾隆五年（1740）春，清政府允准每四年在北京和肃州两地同准噶尔进行互市，准噶尔前来贸易商队有时一年一次，有时一年两次甚至三次。乾隆九年（1744），准噶尔商队到肃州贸易的羊达两万三千余只。这样大规模而频繁的贸易活动与畜牧业生产的发展是分不开的。

社会经济的发展也反映在农业和手工业上。农业生产早在巴图尔珲台吉统治时期就已受到重视。不过，当时的农业生产规模有限，一般只分布在台吉们的牙帐周围，在准噶尔的社会生活中并不占据重要位置。策妄阿拉布坦和噶尔丹策零统治时期，由于实行奖励农业的政策，准噶尔不仅出现了伊犁河流域、额尔齐斯河流域及乌鲁木齐等生产技术比较先进的农业区域，在乌苏、奇台、焉耆等地也有不少耕地。就农作物品种而言，除小麦、大麦、高粱、青稞等粮食作物外，还有棉、麻等经济作物和蔬菜、瓜果等。农作物品类的多样化，反映了农业已发展到较高的水平。准噶尔贵族还把大批维吾尔人从天山南路强行迁移到伊犁地区从事农业，这对伊犁河流域的开发和准噶尔地区农业生产的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这一时期准噶尔地区还出现了呢绒、布匹、皮革、造纸、印刷、兵器制造及矿冶等手工业作坊，同时还有造大车、马具，织毡毯、坐褥等手工业。准噶尔的手工业虽然在不同程度和不同范围内有所发展，是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方面，但是还远没有形成独立的和稳定的生产行业，而其经济也远未达到自给的程度。因此，除兵器外，许多生活必需品都要由邻近各族人民供给，或与中原地区人民进行互市取得。

2.策妄阿拉布坦父子时期准噶尔的内政与外交(www.xing528.com)

策妄阿拉布坦和噶尔丹策零为加强对地域的统治，不断健全统治体制，强化统治权力。

准噶尔人不论其社会地位如何，都由汗王统治。策妄阿拉布坦时期，原来的十二个鄂托克逐步增至二十四个，到了噶尔丹策零时期，又在二十四鄂托克外，设立了二十一昂吉，在二十一昂吉内又设立六游牧台吉。供养喇嘛的鄂托克也由原来的五集赛逐渐扩展为九集赛。

为了加强对维吾尔等族人民的统治，准噶尔贵族还施行“人质制”。“人质制”在噶尔丹征服新疆时，就已推行。噶尔丹败亡后，这一政策被继承下来，准噶尔贵族通过“人质制”干涉被征服民族的内部事务，向被征服民族征收赋税，防止被征服民族的反抗。“人质”必须受到准噶尔贵族的严密监视，但一般并不任意杀害，并允许提供“人质”的民族或地区定期以亲族中的人来替换。

策妄阿拉布坦父子领导下的准噶尔成为雄踞西北的政治势力，他们与清朝政府的关系也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进程。准噶尔与中原地区贸易交往的空前发展是双方关系的一个主要方面，但在近半个世纪中准噶尔和清廷间也发生过冲突，乃至兵戎相见。

康熙五十四年（1715）三月，策妄阿拉布坦借口贸易商人在哈密受到“阻截”，率兵两千袭击哈密北境。次年六月，他又派大策凌敦多布率兵六千进军西藏，并于康熙五十六年（1717）十月攻占拉萨，杀拉藏汗。准噶尔贵族如此作为，清政府当然不能坐视不管。康熙五十九年（1720），清廷遣兵两路进藏平乱。同年八月，清军进入拉萨，大策零敦多布逃回准噶尔。雍正元年（1723），策妄阿拉布坦遣使北京，重修旧好，双方前嫌冰释。

雍正五年（1727），噶尔丹策零继为准噶尔部首领，派遣使臣到北京纳贡，但因清政府要求噶尔丹策零交回罗卜藏丹津，引起双方误解，战祸重启。

雍正九年（1731）六月，清、准噶尔在和通淖尔交战，清军傅尔丹部几乎全军覆没。次年，双方再次激战于额尔德尼昭，准噶尔部遭受惨重损失。噶尔丹策零于雍正十一年（1733）冬被迫请和。为此，清政府两次遣使赴准噶尔，就准噶尔与喀尔喀游牧界进行谈判。乾隆四年（1739）冬，牧界谈判正式达成协议：循布延图河（今蒙古国境内），南以博尔济、昂吉勒图、乌克克岭（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友谊峰）、噶克察等处为界，北以逊多尔库奎、多尔多辉库奎至哈尔奇喇、博木喀喇、巴尔楚克等处为界。准噶尔部仍在山后游牧，不得越阿尔台岭；喀尔喀部，只在扎卜堪等处游牧。自此之后，准噶尔和内地各族人民的政治、经济联系更加紧密。到内地贸易的准噶尔商队和贡使络绎不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