卫拉特蒙古历史论考：回忆与思考

卫拉特蒙古历史研究是我真正意义上的研究工作起点，也是我着力最多的研究领域之一。现借《卫拉特蒙古历史论考》成集之际，追忆自己已逾40年的卫拉特蒙古史研究历程与心路、感悟与感激，权充正在撰写的个人学术生涯回忆与思考的一个片段。

兹分如下七题：

一、研究之缘起。

二、准噶尔史研究。

三、研究拓展之一：从准噶尔史、土尔扈特史到卫拉特史论与通史研究。

四、研究拓展之二：从卫拉特蒙古史到新疆蒙古史研究。

五、走出学术研究的象牙塔。

六、研究之感悟与感激。

七、研究永远不画句号。

一、研究之缘起

1975年夏秋，离我1964年6月到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今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前身）已过去整整11年！其间，我与大多数同龄人一样，身在研究机构，却长期与科研工作无缘。但平心而论，这些年确也是经风雨、见世面、长见识，加深对社会的认识本身也是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必修之课，无疑大大有利于日后研究工作中资料鉴别、历史现象分析能力的提高。当年唯一能做而我未能做到的是，我不及我的一些同龄的先觉者，没能抓紧时间巩固外文水平和进行再学习。从这一意义上说，我浪费了宝贵的青春岁月。

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河南干校时，我与著名历史学家翁独健老师曾在几十人的大宿舍里隔铺而居，这拉近了我们的关系。1972年返京后，我成了独健老师家中常客，每每无主题的聊天，却让我获取了信息和知识，独健老师对晚辈的真诚、观察问题的缜密、评论时政的坦诚，让我既感动又折服！1975年夏秋，已进入科学殿堂11年可又从未确定研究方向的我，选择研究方向时，多次求教独健老师。独健老师从研究对象的生命力、重要性以及当前研究现状等方面，结合我个人的研究能力、特长，还分析了当年民族所历史研究室研究队伍的人际关系等，他建议我从事新疆历史研究，并向我透露，民族研究所得到一个外交部交办的研究任务——“准噶尔问题”，正在考虑组织人力接受此项任务，让我争取参加此项目工作，以准噶尔问题研究为切入点，从事新疆历史研究。我接受了独健老师的指点，1975年底，我如愿成为“准噶尔问题”研究小组的一员，从此开始了我新疆历史研究的学人生涯，至今仍乐此不疲。

2006年，为纪念独健老师百年诞辰，我撰写了《论新疆历史发展的基本问题》，并入选《蒙元史暨民族史论集——纪念翁独健先生诞辰一百周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一书中。我在题记中写下了这样一段话：“遥想当年，正是独健老师建议我将新疆史研究作为自己的研究方向，30年后的今天，我以一篇论述新疆历史的论文，来纪念独健老师，祈望以此告慰独健老师在天之灵！”

二、准噶尔史研究

“准噶尔问题”研究小组最初由民族所7人和中国科学院新疆分院历史研究所3人组成，负责人是罗致平和杜荣坤，新疆分院领导陈华同志参与指导。研究工作伊始，即得到享誉海内外的著名前辈学者翁独健老师的指导与启迪，独健老师是我研究卫拉特蒙古史和之后研究隋唐民族关系史的引路人和最直接的老师。

参加研究小组伊始，我只知清代前期有一件著名的历史事件：平定准噶尔。在独健老师和罗致平教授（研究小组中唯一的新疆史、中亚史教授，精通英、俄、德、日诸国文字）的指导下，我们确定了研究工作目标为写一部学术专著《准噶尔史略》。至今我仍清晰记得《准噶尔史略》编写之初，独健老师的谆谆告诫：“一定要详尽地掌握原始资料和国内外研究动态，首先把前人的研究成果收齐，编好目录，仔细阅读，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把这本书写成有较高科学性的民族史学专著，不要成为应时之作。”这种治学精神，成为我走学术探索之路的准则而永存心际。

卫拉特蒙古史研究起步是顺利的，因为从大环境而言，我们很快摆脱“文革”阴影，赶上了社会科学研究蓬勃发展的好时代；从小环境而言，我有幸置身于一个团结、进取的研究集体之中。

《准噶尔史略》研究与撰写经历了两个阶段。

1976—1978年为资料收集和草拟编写大纲阶段。这一阶段我负责做如下三项工作：一是编制准噶尔历史研究参考书目；二是编制厄鲁特各部世系简表；三是负责组织编印《蒙古族厄鲁特部历史资料译文集》（以下简称《译文集》）。在上述三项工作中，前两项经过修饰补充，作为《准噶尔史略》的附录收于书中，第三项工作自1976年8月至1980年2月，共编印了16辑，1981年12月至1984年12月又编印了《厄鲁特蒙古历史译丛》（以下简称《译丛》）4集。《译文集》《译丛》共编发了有关卫拉特蒙古历史近80篇史料、论文、专著摘选的译文，文种涉及俄文、英文、法文、德文、日文，以及蒙古文、满文等少数民族文字。《译文集》《译丛》为当时《准噶尔史略》的撰写提供了大量珍贵的史料、国外相关研究成果和信息，在史料多样性、研究视野拓展和吸纳国际优秀成果等方面，均起到了良好作用。《译文集》和《译丛》当时就得到同行的欢迎和好评。随着时间的推移，这套20册简陋的油印本仍为几代清史、蒙古史研究者所关注，显示了其在推动我国卫拉特蒙古史研究中的学术价值。作为当年《译文集》和《译丛》编印的具体组织者，每思及此，备感欣慰。同时，我更怀念撰写《准噶尔史略》时的美好岁月和情趣相投、和谐合作的各位师长和同人好友。^[1]

为积累研究之原始资料和掌握研究之动向，我们当年还做了两件现在年轻人看来很“蠢”的工作。

第一，《清实录》《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平定准噶尔方略》是研究准噶尔历史最基本史料，我们好不容易从民族所的图书馆中找到了《清实录》和《亲征平定朔漠方略》，从北京图书馆善本库中找到了《平定准噶尔方略》，组织专人进行复印。研究小组众人分工摘抄卡片，然后将资料卡片集中整理供写作时使用，记得分工给我的是阅读摘抄《亲征平定朔漠方略》。

第二，从商务印书馆找到1册兹拉特金《准噶尔汗国史》的马曼丽中译稿的油印本，我们共同努力进行复写，将1册油印本，变成了5册复写本，以供编写时使用。

在当时的办公条件下，这是下笨功、下死功，但我们研究准噶尔历史资料的“原始积累”就是这样完成的。实践证明，这是符合研究的客观规律的，我辈也从中获益终生！

在熟悉资料和研究动态前提下，《准噶尔史略》的编写大纲几易其稿，臻于成型。

1979—1982年为《准噶尔史略》一书初稿的分工撰写阶段。

根据反复修改确定之编写大纲，《准噶尔史略》共分六章：第一章元明时期的历史概况；第二章准噶尔部的兴起；第三章噶尔丹的兴起及其覆亡；第四章策妄阿拉布坦、噶尔丹策零统治时期的准噶尔；第五章准噶尔统治集团内讧及清政府对西北地区的统一；第六章准噶尔的文化艺术与社会习俗。全书计划25万字，每章平均4万字左右。由罗致平、杜荣坤、郭蕴华、马大正、蔡家艺、白翠琴分章执笔撰写，我负责撰写第二章第四节巴图尔珲台吉和僧格的抗俄斗争和第三章全章，从时间上看，其正好是17世纪60—90年代末，这半个世纪是清史、蒙古史、中俄关系史上值得深入研究的重要时段。

在完成撰写任务的同时，我和蔡家艺合作撰写了五篇论文《略论17世纪前期厄鲁特及和托辉特人民的抗俄斗争》《试论僧格时期准噶尔人民的抗俄斗争》《18世纪初准噶尔人民抗俄斗争的重要一页》《略评兹拉特金的〈准噶尔汗国史〉》《论准噶尔贵族对南疆的统治》。同时我还撰写了《噶尔丹与沙俄》和《苏联史学界利用俄国档案资料研究准噶尔历史情况简述》等论文。

由于资料准备扎实、编写大纲讨论充分、执笔人全心全意投入撰写工作，又能正确处理集体成果和个人研究的关系，撰写工作进行得十分顺利，1981年完成了初稿。在对全书的框架结构未做大的变动的情况下，我们用了将近一年时间完成了通稿和定稿。1985年12月，《准噶尔史略》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全书24.4万字。2007年，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将《准噶尔史略》作为“中国古代北方民族史丛书”选题之一再次出版。这次再版，基本上保留全书原貌，足以证明这本书的学术质量经住了时间的检验，实现了独健老师“不要成为应时之作”的嘱托。

三、研究拓展之一：从准噶尔史、土尔扈特史到卫拉特史论与通史研究

这一阶段大体是在20世纪80—90年代，综观卫拉特蒙古历史发展进程，明末清初至清前期，亦即17—18世纪，是卫拉特蒙古历史发展由兴盛到危机的过渡时期。这一时期卫拉特蒙古各部，特别是统治天山南北的准噶尔部、统治青藏高原的和硕特部、远徙伏尔加河流域的土尔扈特部，是活跃于西北和北方的三支重要的政治力量，它们之间相互联系又各自沿着自己的轨迹发展，写下了历史上值得一书的篇章。

在撰写《准噶尔史略》有关噶尔丹一章时，我的研究视野已开始拓展到土尔扈特史、和硕特史。正是此时，我有幸结识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的马汝珩同志，他是20世纪50年代中国人民大学的研究生，师从尚铖教授，年长我11岁。马汝珩同志从年龄到学历可以算是我老师一辈了。在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我们的相识、相处，特别是以清史、卫拉特蒙古史为主题的学术交往、交流中，我们的关系不知不觉完成了从亦师亦友到亦友亦师，再到坦诚相见的知交诤友的转变。

20世纪80年代，我和汝珩同志从清史研究视角完成了四篇卫拉特蒙古重要历史人物论文：《顾实汗生平略述》《厄鲁特蒙古喇嘛僧咱雅班第达评述》《论罗卜藏丹津叛乱与清政府的善后措施》《论杜尔伯特三车凌维护国家统一的斗争》；在土尔扈特史方面我们合作完成了《土尔扈特蒙古系谱考述》《试论渥巴锡》《渥巴锡承德之行与清政府的民族统治政策》等论文。上述论文具有如下共同特点：一是选题在当时均为研究之空白点，前人相似研究成果极少，甚至没有；二是突破了汉文的资料利用，大量利用了满文、俄文、蒙古文的资料，同时也吸纳了俄国、日本、美国学者的相关最新研究成果。这些论文在当时确有引领研究之先的功效。我个人还依据已汉译的满文档案先后撰写了《土尔扈特蒙古东返始于何时考》《土尔扈特蒙古东返路线考述——一条鲜为人知的哈萨克草原通道》《土尔扈特蒙古东返人、户数考》《土尔扈特蒙古大喇嘛罗卜藏丹增史事述补》《新疆和布克赛尔准噶尔遗址考》《新疆和硕特蒙古札萨克印考》等。这些文章后来与《土尔扈特蒙古系谱考述》一起被业界称为“卫拉特蒙古史事七考”，得到了同行的认可和很多关注土尔扈特蒙古东归史的文艺界朋友的重视与称赞。这是因为我依据满文、汉文、俄文档案文献以及自己田野调查的资料，对土尔扈特蒙古东归史的一些重要节点的考证，解决了史事、史实上长期待解的难题。

我和汝珩同志的合作得到了老一辈边疆研究学者吴丰培老师的称赞，在丰培老师的推荐下，青海人民出版社同意为我们出版论集，由我和汝珩同志合著，题名为《厄鲁特蒙古史论集》，在责任编辑高淑芬同志的辛劳操作下于1984年出版，计22万字。论集收录了15篇文章，内容大体上可分四类，前三类分别论述了和硕特、准噶尔和杜尔伯特、土尔扈特诸部有关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最后一类则是对厄鲁特蒙古历史研究和有关资料的评述。

我与汝珩同志还着力编选了《清代土尔扈特蒙古历史资料汇编》（手稿）收集了汉、满、俄、英、日等文种的档案文献和资料近200万字。在资料积累日益丰富、专题研究不断深化的基础上，1989年9月，历经十载，四易其稿完成了《漂落异域的民族——17至18世纪的土尔扈特蒙古》一书，该书1991年7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著名清史学家戴逸教授在为这本书所撰的序言中指出：“这次本书的出版，是作者在卫拉特蒙古史学术领域中又一次新的开拓”，“长期以来，我们在清史研究中，对边疆民族历史的研究并不充分，呈现出较为明显的不足……作者出版本书，正是为弥补清史研究的薄弱环节而做的努力，其学术价值是应该予以肯定的。”

戴逸教授在序言中还特别指出：“本书的两位作者能够在较长时期里坚持相互合作，切磋钻研，并在所探求的学术领域中取得优异成绩，是值得称道的。这除了两位作者的学术观点、研究志趣一致性之外，还与他们合作过程中互敬互助、彼此理解的友谊精神分不开。因此，本书的出版，也可说是两位作者在志同道合、同心协力的土壤中结出的友谊之花。我希望两位作者在未来的学术研究中，继续发扬友谊合作精神，创造出更丰硕的果实。”

尽管戴逸教授在序文中将我称之为他“多年的同事与朋友”，但其实戴逸教授是我从大学时代起就敬仰的学术大家，也是当年从事准噶尔史研究中最先寻访的老师，他的称赞，特别是对我与汝珩同志合作的肯定，成为我从事学术研究以及学术研究中为人处世坚持的原则，遵行不悖。

《厄鲁特蒙古史论集》的出版使我们与青海人民出版社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在政史室主任高淑芬同志推动下“中国民族史入门丛书”选题（以下简称“入门丛书”）顺利立项。这套丛书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民族历史研究室主编，我为实际的组织者，参与审稿的还有蔡家艺、杨保隆。丛书第一批书目包括《青海民族史入门》（芈一之），《满族史入门》（陈佳华），《渤海史入门》（杨保隆），《甘肃民族史入门》（马曼丽），《吐谷浑史入门》（周伟洲），《卫拉特蒙古史入门》（马大正、蔡家艺）。

“入门丛书”是对中国民族史各个研究方向已有成果进行审视和回顾的小结。在体例上，它按族别史和地区民族史分册编写，每册包括三大部分，即历史概述、史料简介、研究综述，分别阐述各民族或地区民族历史发展的线索和特点、进行专题研究必须掌握的基本史料以及各领域研究发展中的成果与问题。

在“入门丛书”的策划过程中，独健老师尽管已体弱多病，但他仍十分关注这套丛书的编撰工作，从选题构想到内容安排，他都进行了悉心而具体的指导，这使“入门丛书”一开始就有一个较高的起点，工作进行得十分顺利。该项目于1986年正式启动，1987—1989年第一批6册全部出版面世，获得业界好评，尤其深受初习民族史的青年学子的欢迎。我和蔡家艺合著的《卫拉特蒙古史入门》既是一本研究入门之作，也是一本史论之作，由我执笔的“历史概述”为日后参加《卫拉特蒙古简史》的编写做了学术上的准备。

1987年，我从已经工作了23年的民族研究所，调入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个人研究重点有所转移，但1987—1994年，我仍参加了《卫拉特蒙古简史》上册、下册的撰写，还承担了部分组织工作。

1987年10月，经时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政协主席浩·巴岱同志提议，组成了《卫拉特蒙古简史》上册编写组，1988年底完成初稿，1989年4月讨论定稿，我承担了第四章准噶尔汗国在天山南北的统治、第七章土尔扈特汗国在伏尔加河的统治的撰写。《卫拉特蒙古简史》下册编写组亦于1989年8月25日成立，1994年11月讨论定稿。我承担了第十四章辛亥革命前后新疆的卫拉特蒙古的撰写。

新疆人民出版社分别于1992年6月和1996年3月相继出版了《卫拉特蒙古简史》上册、下册。该书出版后得到了国内外同行的好评，也一直为蒙古史、清史、中亚史、中外关系史、新疆地方史等领域的青年学子们所关注。2006年，新疆人民出版社提议修订再版《卫拉特蒙古简史》上册、下册，我辈欣喜之余，重读旧著，自感尽管时间已过去十余年，但这本书仍不失其学术原创性的魅力，在当前蒙古史、清史、中亚史、中外关系史、新疆地方史等领域研究深化中仍有其存在的价值。但当年参加撰写工作的刘志霄、冯锡时、郭蕴华诸先生已驾鹤西归，一些当年编写组的年轻学者，大多已成为各自单位的中坚力量，难以调动，因此修订再版工作由当年编写组成员、现任职国家清史编纂委员副主任的我和成崇德教授担任。在征得浩·巴岱同志同意后，我们做了四项工作。

一是将书名改为《卫拉特蒙古史纲》，将原上册和下册合为一册，由马大正、成崇德担任主编，并邀请了蒙古族学者乌云毕力格、阿拉腾奥其尔、吐娜、黑龙和满族学者孙喆担任副主编。

二是全书内容基本保持原貌，在内容上根据近年研究的新成果仅对土尔扈特蒙古东归的日期做了修正。

三是对原上册和下册的大事记、世系表做了统编修正，对译名对照进行补充修正。

四是增写了全书前言，增补了照片和示意图。

在20世纪90年代初，我还撰写了《清末土尔扈特蒙古郡王帕勒塔述论》和《民国初年土尔扈特亲王帕勒塔述论》，将自己的土尔扈特蒙古史研究从17—18世纪延伸至20世纪初。

20世纪80—90年代是卫拉特蒙古历史研究的一个勃兴期。在这十余年时间里，卫拉特蒙古史研究在如下三个方面特别引人瞩目。

第一，卫拉特蒙古史的研究已摆脱了长期依附于清史、地方史、中俄关系史的从属地位，成为蒙古学中一个相对独立的研究领域，上述一批研究专著的问世和研究课题领域的广泛开拓与不断深化即是明显的标志。研究的实践表明，只有卫拉特蒙古真正成了研究的客体，卫拉特蒙古史这一学术领域才能得到研究者们的精心耕耘，才能结出丰硕的学术成果。

第二，研究中实事求是的精神逐步得到恢复，这一点在历史人物评价上尤为明显。20世纪60—70年代初，对卫拉特蒙古众多历史人物否定过多，即使对应予以肯定的人物，也多有指责，其依据的标准主要是我国与俄国的关系。这种对历史人物缺少全面、历史分析的倾向，在研究中不断得到纠正，大多数卫拉特蒙古历史人物得到了较为公正的评价。但我们也应认识到，研究是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包括历史人物评价在内的许多问题仍须进一步去认识，诸如如何认识卫拉特蒙古史在祖国历史中的地位与作用，如何更客观真实地研究卫拉特蒙古与清朝政府关系，并做出更合乎实际的历史结论，这些都是有待于在研究中去努力解决的问题。我们相信，具有优良传统的中国史学工作者，能够将卫拉特蒙古史研究推向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第三，蒙古族学者和蒙汉兼通学者的崛起。一批蒙古年轻史学工作者和蒙汉兼通的史学工作者投身到卫拉特蒙古史的研究行列，为这一领域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据不完全统计，十年间这一领域用蒙古文出版的专著有2种，发表的资料有13篇，论文有30篇（参见马大正、蔡家艺《卫拉特蒙古史入门》附录二）。(www.xing528.com)

基于上述综述和认识，为了进一步推进未来的研究工作，我在《卫拉特蒙古史研究述评》^[2]一文中希望脚踏实地地做好两个方面的工作。

第一，发掘、整理研究新资料。档案文献中保存着相当数量的卫拉特史料，因此，对档案文献的整理应进行统筹安排。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收藏有大量汉文、满文档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收藏有民国时期有关卫拉特蒙古的档案，在新疆档案馆、西藏档案馆以及一些地、县档案馆也有数量众多的珍贵档案。这些档案整理利用的广度直接影响到研究的深入，但整理和利用这些档案绝非个人或几个单位所能完成，还需要统筹与组织，并应有相应的经济力量和组织机构作为保证。至于外文资料的翻译，特别是俄国档案的翻译，将对研究的开展大有裨益。

第二，将卫拉特蒙古作为研究客体而推动研究的深入和新领域的开拓，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不应忽视：对卫拉特蒙古早期历史的研究，包括卫拉特蒙古诸部的来源、卫拉特蒙古的形成和早期分布等；对16世纪以来卫拉特蒙古社会各方面，诸如社会制度、阶级结构、经济活动、法制思想、宗教生活等方面进行专题或综合的研究；进一步研究卫拉特蒙古在清朝前期的历史作用和历史地位，将有助于总结统一多民族国家历史发展中的一些规律；深入研究卫拉特蒙古与蒙古诸部，与汉族、满族、藏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的关系，填补其中研究的空白，既是中国民族关系史研究的一项重要内容，也将使卫拉特蒙古史的研究更富有立体感；全面研究卫拉特蒙古与俄国关系诸方面，既研究其对抗直至战争的一面，也研究其和好交往的一面，将大大有助于早期中俄关系史研究的深入；改变卫拉特蒙古近现代史研究的落后状态，对这一空白的填补，将使卫拉特蒙古史的研究更完整、更系统，也大大推动当今卫拉特蒙古居住地区的地方史研究的深入。

上述设想得到同人的认同，卫拉特蒙古历史研究正是在符合学术规则与规范的上述思路下有序推进。也正是由于自己的个案研究成果和推动学术研究的主张的有效，我有幸与马汝珩教授、马曼丽教授一起被学界称为国内开拓卫拉特研究的“三马”^[3]。

四、研究拓展之二：从卫拉特蒙古史到新疆蒙古史研究

生活在新疆的蒙古族除了卫拉特蒙古诸部外，还有清乾隆年间西进戍边的察哈尔蒙古。

察哈尔是蒙古旧部落名，清康熙年间，编为察哈尔八旗，驻牧于今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东南部及锡林郭勒盟南部。18世纪60年代，清政府在统一新疆后，为了保卫新疆和开发新疆，有计划地移民戍边，遣满洲、索伦、察哈尔、厄鲁特（卫拉特）、锡伯兵丁携眷移驻伊犁，分别组成“满营”“索伦营”“察哈尔营”“厄鲁特营”和“锡伯营”，供伊犁将军管辖调遣。发生在18世纪中叶的西迁新疆戍边活动，构成了一幅西进的宏伟图幅，在这股西进洪流中，察哈尔蒙古的戍边队伍占有重要地位，他们的后裔今天成为居住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蒙古族的主要组成部分。

历史的思考与现实的要求，均向我们提出了同一命题：应着力研究清代西迁新疆之察哈尔蒙古的历史。当我着手了解此问题的前人研究成果时，却不无遗憾地得出结论：清代西迁新疆的察哈尔蒙古的历史是研究中被遗忘的角落。连《察哈尔蒙古族史话》一书中，也只字未提西迁的历史。为何如此？史料不足是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史料的缺乏和分散，尤其是前者，使研究者望而却步。要想使研究工作有新的进展，唯有在现藏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浩瀚档案中，特别是满文档案中去寻索。

这项工作的提出始于1990年9月，当时我正第三次到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进行一项考察工作。这一设想提出后得到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党政领导的赞同，更在当地蒙古族学者和群众中引起了强烈反响。1982年，曾任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党委宣传部部长，当时已是中共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党委常委、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的那克同志为促成此项工作的顺利开展不遗余力，四方游说。此后一年多时间的商议、策划，顺利解决了开展此项工作的必要经费等问题。1992年，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和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共同组织人力使这项工作进入了寻检、汉译和编选阶段。我们共检索了乾隆二十五年至宣统三年（1760—1911）满文录副奏折、月折档、寄信档和议复档等1 056件，从乾隆朝610件中选择了462件，编成《清代西迁新疆察哈尔蒙古满文档案译编》（以下简称《译编》），作为献给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成立40周年的贺礼，1994年该书正式出版，了却了我多年来的一桩心愿！十年后，为庆祝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成立50周年，我们又在《译编》的基础上进行了再收集、再修订、新汉译，并按时间顺序重新编排，以《清代西迁新疆察哈尔蒙古满文档案全译》（以下简称《全译》）为书名，于2004年出版。《全译》辑入并汉译的档案计1 483件，其中正件925件，附件558件，起止时间为乾隆二十五年至宣统三年（1760—1911）闰六月。可以说，《全译》将收藏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有关清代察哈尔蒙古西迁新疆的满文档案尽数收集，是研究西迁新疆察哈尔蒙古最权威、最重要的基础性文献。

我为此撰写了《清代西迁新疆之察哈尔蒙古的史料与历史》，刊发于《民族研究》1994年第4期，并作为《译编》的代前言，在该文研讨的几个历史断面中，阐论了西迁之举的决策，西迁的时间与人数，西迁后安置地的变迁，民族间的和好、互助关系。这些既是学术界探究的难点，也是当地察哈尔蒙古民众最关注的热点历史议题。

由于有了扎实的史料基础，察哈尔蒙古西迁史和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地区史的撰写，在当地政府的倡导和组织下得到蓬勃开展。我先后为《新疆察哈尔蒙古西迁简史》（民族出版社2010年版）和《察哈尔蒙古西迁新疆史》（新疆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两书撰写了序言。

在此过程中，我也在从准噶尔人抗俄斗争功绩史到土尔扈特人的东归壮举，再到察哈尔蒙古的西进伟业的研究中，实现了自己对新疆蒙古历史研究的全覆盖。

五、走出学术研究的象牙塔

在研究卫拉特蒙古历史进程中，我结识了很多蒙古族历史学家，在进行卫拉特蒙古历史田野调查时更是接触到广大新疆蒙古族普通民众，这使我深感他们（从知识精英到普通民众）对卫拉特蒙古、察哈尔蒙古先辈历史事迹了解的渴求。学人的责任让我强烈意识到应该让卫拉特蒙古历史从研究走向大众。为此，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做了三件事。

第一件事是将自己亲历的卫拉特蒙古社会历史田野调查写成考察实录。

1982年6月至7月，我组织并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首次对新疆地区蒙古族社会历史的综合考察，考察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库尔勒市以及和静县的和静镇、巴仑台镇、巴音布鲁克镇，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伊宁、昭苏、特克斯、尼勒克、乌苏和和布克赛尔蒙古自治县，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博乐市、精河县、温泉县，行程共5 523公里，历时54天。这次考察本身具有开创性、探索性和普查性。考察结束后，我除了撰写了学术性的考察报告和编辑考察资料汇编外，还尝试以散文随笔风格撰写了《伊犁考古散记》，刊发于《伊犁河》杂志1983年第3期，未曾想几千字的散文竟获得那么多读者的关注与鼓励。^[4]

由于有此实践，加之随着人们对中外探险家新疆考察活动历史有更多了解，如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的《亚洲腹地旅行记》得到几代中外读者的喜爱，1993年我应邀去日本福冈参加九州大学国际丝绸之路学术研讨会，会上以及会后到京都龙谷大学做的以自己的新疆考察经历为内容的学术讲演，在日本同行中引起反响。所有这些，促使我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萌生了策划出版一套由中国学者自己撰写的边疆考察实录丛书的设想。这一想法得到了时任山东画报出版社总编辑汪家明的热烈响应，终于在1997年诞生了一套当时颇获各界好评的“中国边疆探察丛书”，我以1982年田野调查为内容的《天山问穹庐》也应时面世。全书分设如下九题：一个梦的开始；奔向巴音布鲁克；天鹅的故乡；呵，伊犁；国境线上访古碑；青色草原博尔塔拉；乌苏寻古；寻访准噶尔古遗址；未圆的梦。全书计7万字，配有考察照片54张。这本书自1997年出版以来，印刷已近2万册，承蒙读者厚爱，很快售罄。2009年，我对十余年前旧著又做了增补修订，山东画报出版社于2010年再次出版，计11万余字，图幅138张。由金花翻译的蒙古文版也于2016年由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天山问穹庐》比我和汝珩教授合著的学术著作《漂落异域的民族——17至18世纪的土尔扈特蒙古》拥有更多的读者，也为土尔扈特蒙古东归壮举、东归精神的宣传普及，让学术走向大众，让大众了解学术，提供了一些有益的素材。

第二件事是积极参与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以及和布克赛尔蒙古自治县党委和政府策划组织的有关土尔扈特蒙古东归和察哈尔蒙古西迁纪念、庆典、展览、讲演等活动，提供必要的历史知识支持，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参与的活动如下：2004年6月，在库尔勒召开的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首届东归历史文化学术讨论会；2010年7月，在和静县举行的东归历史文化学术讨论会和土尔扈特人东归展；2004年7月，在博乐市举行的察哈尔蒙古西迁与土尔扈特人东归学术研讨会；2012年8月，在温泉县举行的纪念察哈尔蒙古西迁戍边250周年文化研讨会；2003年8月，在承德外八庙管理处举办的“万里东归——土尔扈特蒙古东归展”。

2007年以来，我先后撰写了《东归精神永存——土尔扈特蒙古万里东归的启示》《东归精神不朽——土尔扈特东归240年祭》《土尔扈特蒙古东归的当代启示》《土尔扈特蒙古万里回归的启示》，参与了有关土尔扈特蒙古东归为主题的电视访谈、公益讲演等活动。

现在每每听到、看到自己的研究成果中的一些见解成了宣传的基调、大众的共识，“东归”和“西迁”精神深入人心，精神动力转变为物质实力，欣慰之情不禁油然而生！

第三件事是鉴于新疆蒙古史具有特殊的“以史为鉴”的功能，2004年10月，我撰写专文，提出新疆蒙古史研究与普及应成为新疆地方史研究的新亮点，应成为开展“五观”教育的好素材。卫拉特蒙古和察哈尔蒙古是新疆蒙古族的主要组成部分。卫拉特蒙古在17—18世纪反抗沙俄侵略、保卫国家领土方面功不可没，尤其是1771年土尔扈特蒙古举族东归祖邦故土的壮举，更是中华民族历史上一曲爱国主义凯歌。而18世纪60年代以降，察哈尔蒙古和锡伯、满族、索伦、绿营大批兵丁西迁新疆屯垦戍边，则构成一幅西进的宏伟图画，成为18世纪中国历史上一道独特亮丽的风景线，也是一个具有特殊“以史为鉴”功能的绝好研究领域。

从意识形态领域反分裂斗争的战略高度出发，对新疆蒙古史的研究，理应予以特别的关注，给予更多政策上的倾斜。为此我建议：

一是继续下大力气发掘新资料。新疆蒙古历史的档案文献资料特别是满文、藏文的档案仍应成为首要开发对象。有了新资料，开拓研究视野、深化研究才有可能。

二是开拓研究新视野，强化知识普及读物的出版。就研究而言，17—18世纪新疆蒙古史仍应是研究重点，当时新疆蒙古族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包括他们所信仰的藏传佛教）的建树和推动新疆历史发展中所起的作用有待研究者进行探讨，近代、现代至当代新疆蒙古族的历史活动的研究更需研究者去填补空白。就普及而言，新疆蒙古族的历史与现状是一份不可多得的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乡土教材，已是人们所熟知的“东归”“西迁”以及众多文艺作品的绝好题材。

三是采取有力举措，让学术研究成果走向大众。近年，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党委和政府结合本地特点，为弘扬“东归”“西迁”爱国主义精神，创办了“东归节”“西迁节”。这是一项特别值得赞扬的让学术走向大众、让大众了解学术的好举措，自治区党委和政府应持续鼓励，将此项活动持之以恒地办下去。

上述建议得到了中央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形成了有利于新疆蒙古史普及和研究深化的实际推动力。

六、研究之感悟与感激

自己从事卫拉特蒙古研究已逾40个春秋，蓦然回首，既漫漫又匆匆，静夜思之，感悟与感激良多！

研究中的感悟简言可归纳如下：

一是资料是研究的基础，田野调查不能忽视，详尽占有上述两类资料，即为研究深化提供了可能。

二是要详尽掌握和吸纳前人和同时代人的研究成果，使自己的研究不陷入井底之蛙的窘境，为从选题到内容的创新提供保证。

三是研究中要坚持微观研究与宏观研究兼顾，微观研究是研究深化的基础，宏观研究则是研究的升华和能否拓展的保证。

四是不要忘记“以史为鉴”的古训，同时要牢记让学术走向大众、让大众了解学术的学人之责。

五是作为脑力劳动的学术研究，一般说来，以个人的钻研为基本方式，但个人研究并不排斥集体合作。研究中合作的前提除了合作者学术观点、研究志趣一致外，互敬互助、彼此宽容、理解的友谊精神也十分重要，唯此合作者才能在志同道合、同心协力的土壤中结出学术之花。

上述五点感悟是自己对逾40年卫拉特蒙古历史研究实践经验的总结，自感尚带有一定的普遍价值，可供研究的新生代借鉴。

感悟之余，我也要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意。我要感激卫拉特蒙古历史研究中的诸多合作伙伴，特别是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的马汝珩教授。与汝珩教授的合作对我的研究起到引领的作用，这里的引领作用包括资料的收集和利用、研究选题的选择、著作论文的谋篇布局，甚至还包括了讲课、做报告的要诀等诸多方面，使我受益匪浅，获益终生。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和汝珩教授的合作还拓展到清史研究领域，我们共同主编的《清代的边疆政策》（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和《清代边疆开发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在推动有清一代边疆史研究上具有填补研究空白的价值。惜2012年汝珩教授终于摆脱了十余年病魔折磨之苦，驾鹤西归。故人已逝，思念永恒！

我还要感激在自己从事卫拉特蒙古历史研究中提供资料汉译支持团队的每一位成员，其中包括满文档案汉译的郭基南、肖夫、汪玉明诸君，蒙古文文献汉译的诺尔布、道布诸君，以及俄文汉译的马曼丽、李琪诸君，英、日文汉译的凌颂纯、吴永明诸君，法文汉译的吴其玉前辈，特别是我的民族研究所同事李佩娟研究员。佩娟女士既是我的上海同乡，又是我尊敬的老大姐，她不辞辛劳翻译的《有关十七至十八世纪与卫拉特人交往的俄国档案文献》（B.Л.科特维奇著）、《十七世纪三十至五十年代俄国与蒙古相互关系的俄国档案文献》（M.И.戈利曼、Г.И.斯列萨尔丘克著）、《卡尔梅克人》（诺伏列托夫著）等篇对我研究的展开与深化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我特别要感激给予我的卫拉特蒙古历史研究以极大鼓舞的国内外的蒙古族学者和读者，他们对我学术见解的理解与认同，是推动我不倦研究的重要动力之一。1999年，我应邀赴蒙古国参加“纪念蒙古高僧咱雅班第达诞生400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在会上我有幸荣获会议颁发的“蒙古史研究特别奖”；2012年7月，新疆卫拉特蒙古研究学会授予我“卫拉特学研究突出贡献奖”；2014年，新疆卫拉特蒙古研究学会聘任我担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重大项目《卫拉特蒙古通史》编委会学术顾问。所有这些我均视为对我卫拉特蒙古历史研究的最大鼓励和最高奖励而铭记于心。在这里，我还要特别提到我尊敬的两位蒙古族学者对我研究工作的支持。一位是曾担任中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协主席的浩·巴岱同志。我在2009年第六届卫拉特蒙古历史文化学术研讨会闭幕会上曾说，就卫拉特学研究的开创和发展而言，浩·巴岱同志做出了重要贡献。我在30年前刚刚开始接触卫拉特历史研究时，曾得到时任新疆重要领导的浩·巴岱同志的大力支持和指导。1982年，在公务繁忙的情况下，他听取了我们的卫拉特蒙古社会历史调查的工作汇报，1986年8月，他倡导、组织的首届卫拉特蒙古历史文化学术研讨会在博乐市成功召开。浩·巴岱同志还组织我们研究团队完成了多项研究任务，其中包括1992年和1996年由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卫拉特蒙古简史》上册、下册，他为这本书撰写了长篇序言，为深化卫拉特蒙古历史研究做出了贡献。近些年，浩·巴岱同志不顾年迈仍致力于推动《卫拉特蒙古通史》的撰写工作，每次与他交谈我仍深受启迪。另一位是曾任新疆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宣传部部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的那克同志。他既是领导干部，又是一位造诣很深的蒙古历史、文化和语言专家。在蒙古文文献的使用和新疆察哈尔蒙古历史档案整理和察哈尔蒙古西迁史研究中，他给予了我极大帮助。回顾与那克同志几十年的相处相知，“那克深知我之所好、我之所求！我们的心是相通的！”我在拙著《天山问穹庐》“忆我的老友那克”中如是说。

在上述感激之后，我还有感激之情要在此表达。我诸多书籍的出版和文章的发表都有各位责任编辑玉成之功，对于他（她）们，我想表达不仅仅是感激之情，更要向其致以一个学人真诚的敬礼。其中，特别要感谢《厄鲁特蒙古史论集》和《卫拉特蒙古史入门》的责任编辑，原在青海人民出版社，后调入中国藏学出版社担任副总编辑的高淑芬女士；感谢《漂落异域的民族——17至18世纪的土尔扈特蒙古》的责任编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周用宜女士；感谢《卫拉特蒙古史纲》的责任编辑，新疆人民出版社的王淑梅女士！

七、研究永远不画句号

回顾自己卫拉特蒙古历史研究走过的路程，大体上可归纳为如下三个阶段：20世纪70—80年代，重点研究准噶尔史和土尔扈特史；20世纪90年代，重点研究卫拉特蒙古史论和通史，进行察哈尔蒙古西迁新疆的档案文献汉译的组织与研究，并关注卫拉特蒙古历史知识的普及；21世纪以来，重点是对新疆蒙古史“以史为鉴”启示研究与推介以及推动新疆蒙古史研究的档案文献翻译工作的展开。

我不敢妄言在今后岁月里还能做几项扎实的个案研究，但以自己的学识与经验，在倡导研究的新视野、提出研究的新命题、推介研究的新成果和新生代上，还想尽绵薄之力。从这一意义上说，于我而言，卫拉特蒙古历史研究永远不画句号！

马大正

2020年6月

【注释】

[1]2005年秋，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组重视《译文集》《译丛》对今日清史纂修的学术价值，冠名《卫拉特蒙古历史译文汇集》，入选《清史译文新编》第三辑，铅印四册，重新编印工作由马大正主持，阿拉腾奥其尔负责编校。

[2]乌兰察夫，乌力吉图主编：《蒙古学十年：1980—1990》，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

[3]徐黎丽：《封面学者：马曼丽教授》，载《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期。

[4]文章原题是《伊犁寻古散记》，刊发时编辑将“寻古”改成了“考古”，其实我们的考察，应是寻古，不是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