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兰黄金时代：现象与商业利益

在对17世纪荷兰经济、社会与艺术之间关联性的研究过程中,两种现象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我们的视线中,那就是商品化与创造性,正是这两者共同造就了荷兰民族的独特风格,以及现代欧洲早期阶段荷兰社会的基本面貌。

要将第一种现象即商品化的问题阐述清楚,必须紧紧围绕荷兰的农业生产、艺术创造以及社会关系来展开。随着以特权阶层为中心的社会结构不断瓦解,城市与乡村人群的社会身份和地位,越来越普遍地由以市场为基础的公共关系来确定,并完全取代了以往的封建关系。这也意味着,农业人口和乡村雇工不会再受到封建生产关系的牢牢束缚,采邑地主再也无法像以往那样,狮子大开口肆意掠取农民劳动成果中最丰饶的部分。城市化的最重要的后果就是,农业生产完全取决于市场的供求规律。某个人的职业能力和社会价值,就体现在其是否能够创造出适合市场销售的产品,而一旦如此,其影响力就会立即波及全国。在城市中,上流阶层所拥有的声望已经不再与其本身的特权有必然联系,因为个人的社会地位在更大程度上取决于他的收入即财富状况。因此,用度上的节俭质朴与着装上的繁文缛节,这些古代欧洲的公民美德,在彼时的荷兰已然不复存在。当然,这并不意味着荷兰社会就一定达到了改弦易辙、脱胎换骨,即全面开放的地步。比方说,大多数政府机构的职权,仍然掌握在小部分的贵族阶层手中。尽管如此,这种社会结构还是无法免于外界侵袭的纷扰,因为人们已经可以通过政治联姻,来使权力进阶成为可能。

商业市场的庞大力量,不仅左右了传统的农业生产与社会关系,也对艺术创造施加了无法估算的重要影响。绘画作为一种迎合市场需求的产品,也必须设法尽量体现出各自的竞争优势,以最大限度地吸引消费者的目光,并赢得他们的垂青。而艺术产业发展的先决条件,则是赞助人与画家之间的私人关系——这在传统时代曾经垄断了整个艺术领域——不断弱化并且逐渐丧失了其控制力,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已经不复存在。因此,以往阻碍艺术产业发展的封建壁垒,无法再对绘画作品生产的数量和规模进行制约。如此,即便圣路加公会还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主导画师的教育和培训途径,以及掌控其习作的拍卖与销售渠道；但从长远来看,它们毕竟无力从根本上左右艺术品的生产和流通。虽然像阿姆斯特丹这样的大城市,行会还在勉力维持着其对于艺术家创作的有限影响；不过绝大多数中小城镇的行会,却都纷纷开始采取各种灵活有效的手段,以应对日益扩张的艺术品市场的实际需求。

第二种现象则在众多的领域中——特别是在商业领域——显现出其巨大的威力,那就是创造性。个体所隶属的产业部门其实并不重要,无论是园艺栽植、鲱鱼捕捞等第一产业,船舶制造、布料印染等第二产业,或者股份公司、合资企业等第三产业,都在生产、加工、市场三方面不断革故鼎新,这也意味着荷兰足以同时向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提供规模化生产的高档商品,且价格相对较低。同时,价廉物美的竞争优势使得荷兰商人在国内外均获得极大的经济利润。而其直接后果之一就是:以往人们印象中的奢侈品,已经开始进入寻常百姓的家庭。

由此,艺术也成为产业创新的一个组成部分。比如调性绘画的诞生,就使得具有该种风格的新型风景画的生产成本直线下降,而对于非宗教化的世俗题材绘画作品的大量市场需求也可以得到满足。然而,虽则艺术、经济、社会三者在商品化与创造性方面的发展轨迹比较相似,不过仍然很难清晰地描述经济繁荣与社会进步对艺术市场的直接影响。

事实上,我们的这些推测在本质上极难被完全证实。但是,相较于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结构对艺术产业发展的推动因素,艺术与经济之间可能存在的互动关系还是比较容易确证的。正如罗伯特·萨巴蒂诺·洛佩兹在其研究论文中所提出的,对经济与艺术两者关系的考量,并非着意于阐述繁荣的经济状况究竟是促进还是阻滞了艺术品投资,1或者为了解释荷兰人投资艺术领域是否因为他们缺乏其他可靠的投资渠道。与那些投入到日益扩张的经济部门中的大量资金相比,在艺术产业上的投资仍然是比较有限的,就像当时荷兰家庭财产中艺术品的价值比例一样,比方说绘画作品在私人动产中所占比值一般都不超过3%。

然而,更为有趣的是经济繁荣、财富增值与私人对艺术品需求之间的关联；荷兰的中等收入阶层也确实开始致力于艺术品收藏,这在欧洲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资产阶级的这种审美取向,在造就大量高品质的艺术作品的同时,也促进了艺术生产领域的不断扩大。艺术品的范畴不仅指向一般意义上的绘画作品,还包括各种各样的家居饰品。拉动市场对艺术品需求的前提或先决条件,是特定消费者数量的增加及其活跃度的提升,而这反过来又促进了荷兰经济的稳定发展和持续繁荣。私人财富以及消费水平的增长,一直延续到17世纪末,甚至在荷兰经济不太景气的阶段亦如是。事实上,即使是在经济增速趋缓的那段时期,荷兰全国的人均收入在整个欧洲依然名列前茅,并且仍在节节攀升。

随着艺术品需求量的增长,人们选择绘画题材的口味也在变化。当时的消费者似乎更倾向于风俗画以及其他一些比较容易理解,并且价格适中的主题绘画。因此,诸如宗教寓意、神话想象之类的作品,由于需要鉴赏者具备一定的文化素养,在艺术市场上渐渐不再流行。价格昂贵的历史画,也终究被价格低廉的风景画所替代。当然,这种变化趋势也是加尔文主义影响所致的后果之一。加尔文教派不再将绘画囿于虔诚皈依的说教功能,而代之以现世享乐的审美功能,并且建立起一种全新的观念体系。

威廉·克莱兹·海达:《放着熏肉的早餐台》,1646年,德国什未林国立博物馆藏(www.xing528.com)

私人绘画藏品与艺术市场需求的增长,也可以从风景画的日渐流行上见出端倪,这最终导致了公众对世俗化思想的普遍接受,也就是说教谕作用被从宗教的社会功能上分离开来。因此,宗教题材的绘画越来越难以获得展出的机会,而道德训诫与品格感化的意涵也只能在静物画和一些风俗画里存在,这反过来也意味着,艺术品中劝诫规训的内容正在慢慢淡出公众的视线。此后,静物画又逐渐被风俗画所替代,这最终导致一切感化与训导的隐含信息在艺术中完全遁形。随着商业的繁荣和市场的扩张,传统绘画作品中潜藏于表象之下的意义也在不断淡化和消解,这种现象非常值得图像学家来进行细致的研究。2他们也许能在我们有关“写实主义—仿真写实主义”的论争中,辟出一条蹊径。即使那些认为资产阶级更喜欢写实主义风格的艺术社会学观点,或许也会因此有了新鲜的解释。他们很可能会发觉,虽然资产阶级群体的界定非常明确,但资产阶级在事实上也并非全然倾向于写实主义的艺术。支配荷兰绘画主题变化的前提,一方面是加尔文主义的影响,以及艺术品在新时代所显示出来的新功能；另一方面则是来自不同阶层的艺术品消费者,已不再能够轻易地领会神话想象与宗教寓意,哪怕只是隐含于静物画和风俗画中的某些道德感化的信息。

经济的迅速发展和不断繁荣,以及人们对艺术品需求的持续增长,这两者之间的关联我们可以非常清晰地觉察到,因为它显著地影响了艺术品市场的走向。然而,我们还希望进一步揭示17世纪末荷兰经济大萧条时期艺术品市场的基本状况,因为正是从那时开始,荷兰在海运、金融和生产等经济领域的实力全方位地下滑。我们很容易会将荷兰在经济上的停滞与艺术产业的发展联系起来,比如想当然地以为居民财富总量必定会大幅降低,而这也必定会导致消费的减少和市场的紧缩。不过这无法否认在整个17世纪中荷兰经济持续繁荣近百年的奇迹,同时也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在17世纪末荷兰经济增长放缓的阶段,大量的财富被集聚到了少数富人手中。实际上,荷兰的人均国民收入仍在提高,而谷物价格的下降又使得公众有了更多的可支配收入,并且用其来购买其他的消费品。

但是,在经济发展状况与艺术品市场之间,还存在着另一种关联。不论是对于荷兰的工业产品还是艺术作品的需求,17世纪末两者的市场都已经饱和或接近饱和。与市场需求迅速攀升的17世纪30年代相反,当代艺术品的收藏数量在17世纪80—90年代却几乎没有什么增长,同时期荷兰的经济指数与人口数量也基本未有变化。而在购买艺术品的时候,人们也似乎更愿意接受价格比较昂贵的老大师作品,这在相当程度上削弱了国内艺术品市场的基础。这种情形,就好比荷兰消费者对国外商品的过度喜好,严重地妨碍了其国内工业的发展一样。愿意为商业市场持续提供自己作品的画家数量大大减少,特别是在许多中小城镇更是如此,这一点亦颇类于当时荷兰产业工人的失业浪潮。荷兰艺术产品的多元化格局被终结了,而以往发挥着重要作用的创造性在国内和国际市场上也均不复存在。

最后,让我们尝试着总结一下使得荷兰绘画在17世纪无与伦比的几个重要因素及其特点。首先,将黄金时代的荷兰与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作一番比较。事实上,关于意大利文艺复兴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人们对17世纪荷兰绘画的阐释模式、方法与路径。15—16世纪的意大利,见证了众多伟大人物和现象的诞生,而100—150年之后,这些辉煌的艺术成就又在荷兰掀起了新的高潮,并且发展得更为成熟。举个例子,在意大利北方,15世纪的委托人就已开始订购艺术家的绘画成品,而有些生意人则专门从事艺术品买卖,成为职业艺术品商人。3且不论这些商人的委托客户几乎全部来自文艺复兴时期的上层贵族,众所周知的另一个现象是,许多绘画作品还可以在各种展销会上公开陈列。此外,由于社会公众对艺术品的需求并没有显著提高,因此赞助和委托人对艺术品生产的赞助和委托,逐渐成为市场的主导因素。可以说,在整个文艺复兴时期,赞助人和委托人全面支配了艺术产业的发展。

艺术审美趣味世俗化的源头,也可以追溯到文艺复兴晚期。循着这个线索,彼得·伯克在比利时艺术史家伊萨贝尔·爱丽丝·艾瑞拉（Isabelle Alice Errera,1869—1929）编纂的《绘画作品历史分期类目表》（布鲁塞尔,1920）的基础上,计算出了1480—1539年世俗主题在绘画作品中出现的比率（见表7-1）:4

表7-1 1480—1539年世俗主题绘画的比例

即使那些完好地留存至今的绘画作品,仍不能作为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品和收藏品的典型代表；但是,至少有一点是可以确证的,即艺术品的审美功能在不断凸显。此种变化趋势,最早体现于加尔文主义者所执掌的荷兰。在那里,17世纪初世俗主题绘画的比例还只有65%左右；然而到了17世纪末,世俗主题绘画的比例竟已高达约90%。

随着我们对荷兰黄金时代与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艺术的进一步研究,又发现了两者之间另一种更为奇妙的相似之处。那就是,不管是荷兰的黄金时代,还是意大利的文艺复兴时期,均没有将其独特的创造力和现代性延续到下一个阶段,并且都在达到辉煌巅峰之后便戛然而止。在意大利,转折点的标志是佛罗伦萨的美第奇家族在商业领域失去垄断地位,而拥有私人财富的人数则迅速增长。这个发展过程还伴随着商品价格指数的变化,比如工艺品的价格不再高不可攀。虽然从短期来看,这种情况使得手工业者可以从封建商人那里得到更多的订单；但从长远来看,正是这种情况导致了商业竞争意识与艺术创新精神的不断衰落。5

影响17世纪荷兰绘画发展的最重要因素之一,就是画家们的商业竞争与艺术创新之间的紧密关联。与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情形相比,荷兰画家并未获得小部分家资丰厚的委托人的青睐和赞助,而更依赖于广大的普通消费者。随着当代艺术市场的饱和,以及新贵阶层的富裕公众（nouveaux riches）转而追求老大师的作品,尤其是价格高昂的名家经典甚至是意大利绘画,其他种类的艺术品逐渐乏人问津。这也意味着,主要城镇的核心文化圈与频繁流动的艺术家之间思想互动的纽带日益松散,即便是像荷兰这样人口密度极高的国家也是如此。画家群体流动性的降低,使得艺术家和收藏家相互推助、风气日新的高光时刻,正在渐渐失却其耀眼的光芒。6非常遗憾,虽然此后很长一段时期内,人们仍然可以从灿烂的黄金时代所催生的经济、社会和文化的辉煌成就中获益,但是艺术创造的停滞终究无可避免地从小城镇开始,进而席卷整个荷兰,曾令世人瞩目的黄金时代也由此落下了其华丽的帷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