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中国历史的决定性力量

儒家学派自从孔丘于公元前五世纪建立，三百年来，受到很多轻视和打击，但门徒们并不放弃他们的努力，而且借着聚集学生讲学的方法，使他们的学说，继续传播。陈胜、吴广引起全国性混乱时，除了参加战争的军人，天下最忙碌的，莫过于儒家学派人士了。孔丘七世孙孔鲋，就抱着儒书，四处投奔那些叛军首领。他们受到的待遇也很可怜，刘邦就是第一个厌恶儒家学派的人，他见了儒家学者——儒生，就把他们的帽子抓下来，当众往里面撒尿。但儒家学者仍苦守着不去，我们可以体会到他们处境的尴尬和内心的痛苦。因为别的首领还不如刘邦，刘邦总算还收留他们。

刘邦当了皇帝之后，他的那些大臣将军，都是当初一块儿当流氓的黑社会朋友，在皇宫里，就像过去在刘邦家里一样，大吃大喝，喝醉了放声高歌，还拔出刀剑砍柱子助兴。不但一团糟乱，而且潜伏着可能被野心家利用的危险。刘邦知道应该改正，但他不知道如何改正。儒家学派的机会来了，这正是他们的专长。博士之一的叔孙通就请求由他制定朝见皇帝的仪式——简称“朝仪”。刘邦对儒家学派的复杂繁琐，深有戒心，所以他吩咐说：“你可以尝试，但要简单，在我能办得到的范围内去做。”叔孙通特地到儒家学派发源地故鲁国首府曲阜，请了三十余位专家，连同自己的门徒一百余人，共同拟订规章，并加以演习。一个月后，再集合大臣将军们演习。到了本世纪（前二）第一年（前200），长乐宫落成，群臣朝贺，正式启用“朝仪”。大臣将军们在宫廷官员引导之下，顺序入殿（宫，指整个建筑；殿，指宫中某一部分建筑），分为两班，在两厢坐下（那时候的坐，是坐在跪着的自己的双腿上，一直到公元后九世纪以后，中国才流行椅子凳子）。禁卫军官则在大臣将军们身后站定，然后听见一连串官员，从远到近的传报：“皇帝驾到。”刘邦坐着特制的用人拉的“辇车”，像舞台上的镜头一样，适时地缓缓出现。宫廷官员引导大臣将军们按照官职大小的顺序，一一念出他们早已背诵得滚瓜烂熟的祝贺言词。这时，宫殿上沉静肃穆，人人震恐。接着，宴会开始，大臣将军们都向前伏着身子，仰头上望，任何人都不许可挺直脊梁，端端正正地向前平视——必须趴到地下，再仰颈抬眉上看。这是一个使人起鸡皮疙瘩、自我斫丧的猥琐姿势，但儒家却正用它来表示君王的尊贵和臣下的卑贱。宴会进行中，再顺序地向当了皇帝的老流氓刘邦敬酒祝寿，连续九次。最后，宫廷官员大声宣布：“宴会礼成。”监察官（御史）出现，把动作不合规定的大臣将军，一一赶出殿外，指控犯了“失仪”之罪，提出弹劾，要求处罚。这种情形往往只罚钱了事，但皇帝老爷也可借此良机，予以免职或砍头。于是一场宴会下来，没有一个人敢再喧哗吵闹。刘邦大喜说：“天老爷，我到今天才知道当皇帝的威风。”立即擢升叔孙通当九卿之一的“奉常”（祭祀部长），赏黄金五百公斤，门徒们也都一一升官。久处在穷困而又绝望环境中的那些门徒，禁不住大声歌颂他们的老师：“叔孙通真是圣人。”

——从此，皇帝不但跟人民，便是跟最尊贵的大臣，也都被这种儒家最得意的杰作“朝仪”，隔开一段距离。战国时代那种君臣间面面坐立、膝盖碰着膝盖长谈的时代，不再在中国出现，帝王政体遂走进一条永不能回头的死巷。西方专制君主和东方专制君主的不同，在此分野。

儒家学派虽然在技术上博得皇帝的欢心，但因为正逢黄老政治时代，所以只能保持官位，不能对政治发生影响。另一位博士辕固生就比叔孙通倒霉，他稍微对李耳、庄周表示不满，窦太后就教他赤手空拳到兽栏里打野猪，幸亏当时皇帝刘启暗中给了他一把刀子，才算没有送掉老命。后来，宰相赵绾也曾经计划排斥其他学派，窦太后把他逮捕下狱，赵绾自杀。但窦太后逝世（六十年代·前135年）后，黄老政治无形中终止，儒家学派的好运气来了。

刘启的儿子刘彻（汉武帝）于五十年代·公元前141年即位，在宰相卫绾的建议下，于次年（六十年代·公元前140年）举办一次全国人才总选拔，为国家选拔“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等国家管理人才，由皇帝亲自考试。刘彻那一年十七岁，正是一个只欢喜游荡的大孩子，这考试当然由卫绾代表做主。卫绾是儒家学者，儒家学派人士遂天经地义被认为是唯一的国家管理人才。一位专门研究“五经”之一《春秋》的博士董仲舒，在他的万言试卷中，攻击其他学派全是左道旁门，邪说妖言。他建议：“凡是不在‘五经’之内的著作，以及非孔丘所传授的书籍，应一律禁绝，不准流传。”卫绾把他列为第一名，亦即皇帝把他列为第一名。

董仲舒的意见，既然经过皇帝采纳，那么便成了国家的政策。于是，一个重大的巨变，在不声不响中发生。(www.xing528.com)

第一，祭祀部（太常，即奉常）之内，所设的“博士”官职，原来由各学派人士分别担任。此后只有儒家学派才能充当，而且限制范围，只能研究“五经”。其他学派人士，全被驱逐，儒家遂独霸学术中枢，定于一尊。其他学派的著作既被政府长期的视为“邪说”“妖言”，禁止阅读研究，遂逐渐从知识分子脑海中消失。诸子百家只剩下一家，一家中只剩下“五经”。儒家思想遂成为皇帝钦定，中国唯一的正统思想。

第二，儒家学派在祭祀部（太常）之下，创办国立大学（太学），由博士担任教师，传授“五经”和孔丘的思想。学生由国家供给费用，只要被认可研究毕业，即被任命担任地方政府的官员。不但是平民进入政府的唯一途径，因而增加知识分子对儒家学派的向心力，而且久而久之，儒家学派布满了各级政府，成为一种排他性极强的儒家系统。

第三，儒家学派的基本思想是复古——至低也要维持现状，最重要的手段是礼教，尤以丧礼占首要地位。那种连公元前四世纪孟轲时代都行不通的三年之丧，此后却逐渐推行。一个中国人，他一生中要有六年的时间，不允许做任何事情，只能每天悲悼他的父母。除了这个最严重的一环，其他跟着而来的礼教，更多如牛毛，中国知识分子几乎一生都为此紧张。有些项目，像“避讳”之类，简直使人不堪负荷。

光芒万丈的思想学术自由的黄金时代，开始夕阳西下。代之而起的是儒家思想时代，比道家思想时代——黄老政治，要多出五十倍的时间，直到公元后二十世纪，因受到崭新的西洋思潮的冲击，才告衰退。所以，在以后的叙述中，我们必须随时注意到，中国历史是在儒家思想——复古和保持现状的实践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