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史纲：儒家五经的历史与影响

儒家学派对中国人的影响，至为深远，它的创造人是上世纪（前六）末，才从事政治生涯的孔丘。现在让我们继续叙述他的事迹。

本世纪（前五）第一年（前500），鲁国国君姬宋（鲁定公），跟齐国国君姜杵臼（齐景公），在夹谷（山东新泰）会面，孔丘以礼仪专家身份，被任命为姬宋的傧相。于是儒家学派最津津乐道的一件事发生了，会见之后举行的娱乐节目中，齐国演出莱部落（山东平度）的土风舞，孔丘根据儒书，指责齐国不该使野蛮人表演，而应使用传统的宫廷舞。齐国立刻演出传统的宫廷舞，不过却是宫廷中平时演出的轻松喜剧。孔丘再根据儒书，认为犯了“平民轻视国君”的大罪，立即指挥鲁国的卫士把那些无辜的男女演员，驱到台阶之下，砍断手足。据孔丘的门徒事后面不改色地宣称，孔丘这次凌厉行动，不但没有引起国际冲突，反而使齐国国君发现自己做错了事，大为恐惧，就把从前侵占鲁国汶水以北一带土地（汶水以北、龟山以北之田）还给鲁国。

头十年·公元前498年，孔丘建议“三桓”拆除他们的都城，以求鲁国国君重振久已失去的权威，这就是著名的“堕三都运动”。“三桓”对于家臣们不断地占据都城跟他们对抗，很早以来就深为苦恼，孔丘的建议似乎是釜底抽薪，根绝家臣擅权的有效方案，所以一致赞成。可是，当叔孙家的郈城（山东东平）和季孙家的费城（山东费县），都拆除了城堡，要更进一步拆除仲孙家的郕城（山东宁阳）时，仲孙家的态度忽然改变。不但仲孙家的态度改变，连都城已拆除了的二桓，也忽然警觉到不对劲。拆除都城固然可以阻止被家臣利用，但也毁灭了保护自己对抗国君的力量。孔丘当然不肯中止，他请国君姬宋亲自率领军队前去讨伐，结果大败而回，只好眼睁睁看着二桓把已拆掉了的那两个都城重建起来。这是孔丘企图恢复传统秩序所受的最大挫折。

“堕三都”的第二年（前496），孔丘被赏识他的国君姬宋任命为代理宰相（摄相事），“三桓”已经大为光火，而孔丘却不到三个月，就把一位很有名望的文化人少正卯逮捕，立即处死。然后宣布少正卯有五大罪状，这五大罪状是：“居心阴险，处处迎合人的意思。行为邪恶，不肯接受劝告。说出的全是谎话，却坚持说的全是实话。记忆力很强，学问也很渊博，但知道的全是丑陋的事情。自己错误，却把错误润饰为一件好事。”这种烟雾蒙蒙的抽象罪名，说明凡是有权的人，都有福了，他们可以随时把这顶奇异的帽子扣到任何一个人头上，而仍能振振有词。恰巧遇到君主主持对天老爷的大祭典，在分祭肉的时候，“三桓”故意不分给孔丘。这是周礼社会中最严重的一种处分，表示已被深恶痛绝。孔丘只好流亡，出奔卫国。

孔丘的政治生涯到此结束，但对他却是幸运的，他可以把全副精力用在教授门徒上。他曾经访问过齐国、陈国、蔡国，寻求一个能实行他古老的政治理想——周礼的国度，但他无法找到。最后，公元前484年，他再回到鲁国定居，在外共流亡了十三年。

孔丘回国时已六十三岁，继续教授门徒，传播他对公元前十二世纪周王朝初创时代的怀念和崇拜。又对下列五部当时已经存在的古老书籍，用他的观点，加以编纂删订：

一、《易经》

二、《春秋》

三、《诗经》

四、《书经》

五、《礼经》

注意这五部书，它们被合称为“五经”，大黄金时代结束后，儒家学派在政府中当权，这五部书支配华夏人学术思想近两千年之久。

《易经》是一部暧昧不明的形而上学的玄书，它所用的字句简单而模棱，因之使它显得好像十分深奥，读者们可以站在各种角度，做各种不同的解释。只因它是公元前十二世纪周王朝初期的著作，而且据说出自周王朝开国英雄姬昌（周文王，第一任国王姬发的老爹）的手笔。所以孔丘怀着敬畏的心情，小心翼翼地避免太多地触及它的实质问题，他感叹自己生命的短促，没有时间深入研究。可是，星相家却不像儒家那么尊重它，老是不客气地用它来推测未来，一直到二十世纪，仍把它当作一部占卜吉凶的巫书。(www.xing528.com)

春秋周王朝所属各封国，都有本封国的历史记载，而且各有各的名称。如楚国史名《梼杌》，晋国史名《晋乘》，鲁国史名《春秋》。孔丘对鲁国史重予编纂，目的不在提供一部真实的史实，而在用来发挥他的恢复传统秩序的政治理想，努力暴露对新兴事物的排拒，更努力隐瞒或抹杀，甚至曲解贵族的罪行。举一个例子可以说明孔丘的苦心。楚部落建立王国已三百年，但孔丘仍拒绝称它的君主为国王，而只称他为子爵，这个可怜的老人企图用精神胜利的法宝来否定现实。于是，《春秋》遂脱离历史的范围，变为“褒善贬恶”评论性的经典。孔丘的门徒坚持说，经过他们开山老祖删订过的《春秋》，每一个字都有神圣的和深奥的意义。这些门徒中后来曾有三部著作《左传》《公羊传》《谷梁传》，专门诠解《春秋》。其中最教人惊奇的是，《公羊传》和《谷梁传》，是用一种自问自答的方式来诠释的，幼稚的程度，能引人失笑。然而，儒家学派的门徒却不承认有什么可失笑的，严肃地当作一本圣书。

《诗经》出现于公元前十二世纪，是中国最早的一部诗歌选集，包括贵族作品和平民作品。孔丘把它做一次重大删定，依孔丘的标准，只保存了他认为有价值的三百首，其他的都被淘汰——这是华夏文化最大的损失。《诗经》里的诗篇，包罗人生万象，从战争到和平，从闺房到宫廷，从农田到政府，从政治到恋爱，并且有很多其他书籍上所没有的情调和鸟兽草木的名称。贵族阶层的知识分子在谈话中必须经常引用上面的诗句，以显示他的高深学问，才能受到尊敬，而孔丘更把它当作辞典运用。孔丘的门徒再加发挥，索性把所有的诗篇，都赋予政治的和道德的生命，跟《公羊传》《谷梁传》赋予《春秋》政治的和道德的生命一样。这部诗选，遂被尊为经典，脱离了文学的范围，成为儒家的五种经典之一。连男女间的情歌，都被形容为圣人们庄严的政治意识（这使我们想起基督教《旧约》中《所罗门之歌》被诠释为上帝的预言一样，两部著作似乎具有同一的奇遇）。

《书经》又名《尚书》，是中国最早的一部政治文献选集，包括公元前二十七世纪黄帝王朝，公元前二十三世纪夏王朝，公元前十九世纪商王朝，公元前十二世纪周王朝，各王朝帝王的一些文告或宣言。在孔丘的观念中，古代帝王，尤其是开国的帝王，几乎统统都是圣人，比英雄还要高一级，所以他们的文告宣言自然成为经典。知识分子也必须经常引用其中的字句，才能为自己的意见找到权威论据。

《礼经》内容全部是公元前十二世纪周王朝初期的礼节仪式。孔丘认为，礼节仪式也是一种教育，使贵族、平民、奴隶，都各自固守自己的名分，不相逾越。只要大家自觉地甘心于现状，安分守己，不去追求他名分所不应有的东西，好比说，奴隶如果不妄去追求他名分所不应有的自由权力，平民如果不妄去追求他名分所不应有的政治权力，社会就会永远和平。所以孔丘认为礼的教育——礼教，可以办到用血腥镇压手段所办不到的事，能够使社会恢复到公元前十二世纪时那种贵族的乐园时代。正如一个政党的政纲政策一样，儒家的中心思想和具体方案，全在这部经典之中。后来这部经典分为下列三书：《礼记》《仪礼》《周礼》，内容更详尽，范围更扩大，但主旨不变。

——这五部因为孔丘编纂删订而被尊为经典的古书，在大黄金时代结束后，一直到十九世纪，中国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都在这五部古书里团团打转。所谓华夏人的思想学术著作，在二十世纪之前，百分之九十都是对这五部古书的研究和再研究，所谓学者、专家、思想家，差不多都是为这五部古书做批注，或为其中某一句某一字做考证的人。知识分子从事这种工作也够艰苦的，大家互相抄录，辗转引据，数据随着时间而越增越多，从幼年到白发苍苍，一生都跳不出这个圈圈。

一十年代·公元前481年，孔丘正在删订《春秋》时，有人报告他说，鲁国国君姬蒋打猎时捉到一只麒麟。麒麟是中国古老传说中一种最仁慈不过的野兽，连蚂蚁都不忍心践踏。孔丘叹息说：“古人有言，世界和平，上有圣明的君王，麒麟才会出现。现在世界大乱，它却出现了，真是怪事，我的智慧已经干枯。”就此停笔。

——历史上的春秋时代，因麒麟的出现而终止。明年（二十年代·前480年），战国时代开始。

又明年（前479），孔丘逝世。

孔丘没有写下任何著作，在他逝世之后，他的门徒把他平日的言论，摘要地记录下来，名为《论语》，跟“五经”一样，也被列为经典。一个以崇古尊君为中心思想的儒家学派正式建立起来，众门徒分散四方，各为这个理想奋斗。《论语》所记载孔丘的言论是片段的，所以儒家学派缺少一个完整的哲学体系和一个为一种观念概括统摄而前后一贯的逻辑。但孔丘是一个经验丰富和洞察人生的智慧老人，他所说的那些格言隽语，已能充分表达他思想的要领。若干世纪后，儒家学派发现杀少正卯这件事不太光彩，所以曾竭力证明根本没有少正卯这个人。不过孔丘壮年时的政治生涯，似乎不应该影响他老年后的学术贡献。当他回到鲁国的时候，已有很大改变，他和蔼可亲，严肃而诚恳，对学生的教诲从不疲倦。严格地说，与其说孔丘是一位思想家，毋宁说他是一位教育家，他只做叙述，而很少创见。但他对人际关系的深刻了解，使他对人性的弱点抱浓厚的同情态度。所以他提出做人的基本道理“忠”和“恕”，尤其重视“恕”——自己不愿意接受的，绝不勉强别人接受。“恕”是人生永远不变的最高贵的情操。

在崇古的大前提下，黄帝王朝的伊祁放勋（尧）和姚重华（舜），孔丘开始刻意地美化他们，这是一个大契机，他为华夏人提出一个美丽的回顾——而不是美丽的前瞻。从此儒家学派即以效法伊祁放勋和姚重华，为君主或人民的奋斗目标。如何达到这个目标，孔丘肯定“仁”是唯一的动力，“仁”的内容是“爱人”，即一种真挚的纯洁感情，忠和恕就是完成“仁”的手段，这手段优先地表现在孝顺父母的行为上。所以“孝”是一切行为的最低起步。

孔丘的政治生涯是失败的，但他的教育精神则绝对的可贵而且成功。他是一位伟大的教师，被儒家学派尊崇为“万世师表”，他那些精辟的处理人际关系的言论，留传下来，成为中国最珍贵的文化遗产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