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错误的二战史观主要表现在否定慰安妇、篡改历史教科书、参拜靖国神社、否定南京大屠杀、否定东京审判等问题方面，其他还包括“侵略未定义”论、为“神风队”申遗等等。与此相对，那些对侵略历史进行反省的观点在国内被右翼称为“自虐史观”，频遭打击。日本对侵略历史的否定和日本的现实密切相关，或是因现实需要，或是由现实决定。
首先，服务于推卸战争罪责、逃避战争责任追究这个现实需要。1945年战败投降的《终战诏书》就充斥着战争最高领导者日皇昭和为自己和侵略战争的辩护之词，被审判的战犯们也“异口同声地否认战争责任”。[1]首届内阁东久迩宫内阁提出的“一亿总忏悔”根本目的也是为了摆脱日皇等战争领导者的罪责。为逃避惩罚，日本战后销毁了大量的战争档案，档案的不完整反过来又“纵容”了错误的史观。同时，对赔偿责任的逃避也是日本政府的现实需要。
其次，决定于总体保守化和政治右倾化的政治现实。战后日本史，就是一部保守势力长期占统治地位的历史。战前、战时的内阁大臣或者重要官员，甚至是被关押的战犯如首相岸信介，他们在战后大多重返政界，并千方百计地寻找“历史正当性”，为自己和日本美化。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日本更是不断保守化，并在冷战结束后进一步加强，进入“总体保守化”阶段，政治右倾化也进一步加剧。正是在这样的氛围中，修改宪法、教育基本法呼声高涨，强调爱国心的主张越来越强烈，美化侵略历史和否定战争责任的论调和行为此起彼伏。
再次，适应于尽快“告别战后”、轻松迈向政治军事大国的战略需求。战后日本一直希望重振对国家的热爱和民族自信心，进而成为“正常国家”乃至政治军事大国，在国际社会获得更大的权力。为树立自信和大国形象，日本另辟蹊径地采取了忘却和篡改历史侵略的做法。教科书事件发生的1982年，时任国土厅长官松野幸泰就说过：“如果把‘进入’说成是‘侵略’”，就会使孩子们说“祖先干了坏事”。[2]在日本看来，美化侵略战争是日本重整为政治军事大国的“精神洗礼”。也正是在“政治大国”的口号下，中曾根康弘首相在自民党内部大肆批判东京审判史观是“自虐史观”，批判马克思主义史观是帝国主义战争史观，并最终首次以日本内阁总理大臣的身份正式参拜靖国神社。[3]
最后，受制于轻视亚洲邻国的心理习惯。这和日本近代以来脱亚入欧、脱亚入美的战略选择有关。奠定战后日本发展道路的吉田茂总结性地告诫：“日本外交的根本方针必须放在对英美亲善这个大原则之上，今后也不会改变，而且也不应该改变。”这“是遵循明治维新以来的日本外交上的正确路线”。[4]在日本外交思想与实践中，日美关系是其外交基轴；亚洲更多的是自己施展政治抱负和外交战略的客体和舞台，对日本起不到关键性的影响作用。在这样轻视亚洲的心理支配下，日本一方面表现出“加害意识”的缺少，忽视对亚洲邻国的伤害；另一方面不重视亚洲邻国的抗议，对外对内“两层皮”，缺乏主动和彻底的反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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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日］《丸山真男集》，第4卷，岩波书店，第112页，1995。
[2]《日本某些高级官员继续为美化军国主义辩解》，载《人民日报》1982年7月29日。
[3]靖国神社是日本军国主义对外发动侵略战争的精神工具和象征，其内现今供奉着246万个日本阵亡者灵位，其中1000多个灵位是二战中的甲级、乙级和丙级战犯，包括东条英机等罪大恶极的14名甲级战犯。靖国神社是日本明治政府于1869年在日皇旨意下为祭祀戊辰战争阵亡官兵而设的国家神道设施。明治维新后，日本把日皇崇拜与神道信仰一体化，靖国神社取得了国家神社的显赫地位，变身成为“超宗教”的、国家管理的祭祀场所。也就是说，靖国神社从来就不是一个单纯的宗教设施，而是日本军国主义的军事设施，其管辖权于1887年归日本陆军省和海军省，其历任最高祭司多由退役的陆海军大将担任。靖国神社的宗旨是宣扬和灌输“皇国思想”，进行军国主义精神教育。日本军国主义者曾在这里举行颂扬侵略战争的祭祀活动，日本青年在奔赴侵略战场前到这里参拜并互相发誓，“死后进靖国神社”成为他们在侵略战场上鼓舞士气的强心剂。如今，靖国神社的所有活动、展品、饰物、雕刻等无一不是在颂扬军国主义，宣扬“侵略有理”。
[4]［日］吉田茂：《十年回忆》，第1卷，第10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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