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构思：美国对日政策的转变

中国索赔成功与否，还取决于其他盟国的态度。在美国单独占领日本的情况下，美国对赔偿的态度举足轻重。战后，盟国采纳了美国关于日本的实物拆迁赔偿而非货币赔偿、以现有赔偿能力赔偿而非受害国实际损害进行赔偿的办法。

战后初期，美国政府仍将中国作为其在远东的基地和战略支撑点。在美国看来，中国是美国在远东的最大盟友和最佳基地，日本在美国远东战略中的地位就不那么重要了，因此确定了撤走在日本的绝大多数工业设施作为赔偿的严厉方案。按照美国的最初构想，战后日本的经济结构以农业为主。美国赔偿专员鲍莱1945年12月16日向杜鲁门提出的日本赔偿报告书，主张将日本工业限制在1922—1930年的水准。1946年11月16日，《鲍莱最终报告》规定日本需拆除用作赔偿的产业及军备设施价值达24.66亿日元。这实际上把“日本拉回原始的农业国发展阶段”。^[1]

初期美国在处理日本赔偿问题上持比较积极的态度，并支持中国政府开展对日索赔。1947年2月，美国向远东委员会提出《日本赔偿先期交付案》；4月，美国指令盟军总部实施该方案，在先期拆赔的设备中，拨给中国15%，菲律宾5%，印度5%，葡萄牙、马来西亚及其他国家5%。这样，中国共获得先期拆迁兵工厂设备3批，价值如以1939年日币计，共计84931433日元，折合美元2207万元。^[2]现在看来，这是作为战胜国的中国从日本取得的唯一的一点赔偿。

随着冷战形势的日渐明朗化，日本对美国的战略价值开始突出起来，美国欲把日本作为其在亚洲抗衡共产主义世界的阵地，便由最初的惩罚转变为扶植。1948年5月，美国放弃鲍莱计划。1949年5月，美国又片面通知停止拆迁作为临时赔偿的工厂设备。至此，原先指定的1090家拆迁工厂，只落实了30%左右，价值约为1.65亿美元，仅为鲍莱方案的6.7%。中国也只获得先期分给中国的15%中的极少一部分，成了象征性的偿付。

当时日本虽无权决定赔偿的原则事宜，却有专门负责拆迁赔偿的机构——赔偿局（后改为赔偿厅）。该机构负有保护、包装被盟军所指定的拆迁设备的责任，以便受偿国接收运回。但是，在中国派人到日本拆迁的过程中，日本方面处处设置障碍。据参与拆迁的代表回忆，在第三批物资（主要是吴港电厂）的拆迁中，日方故意将设备的图样隐匿不交，又将锅炉和加煤设备的钢架和与输电设备变压器等托词保留，致使拆迁工作耽搁，中国只拆迁了这批物资的30%。^[3]与索赔相关的追索劫物也是如此。战后中国方面虽然追回部分劫物，但所获与实际被劫数目相距甚远。例如：被劫的巨额黄金、白银，战后黄金丝毫未还，即便归还部分白银，也只占总数的1/30000。有案可据的重要被劫文物15245件，实际归还甚少。战时损失书籍不下300万册，实际返还仅158873册。^[4]

按照国际惯例，战争过后，战胜国与战败国应尽快召开和会，签署和约。但是，二战后同盟国与日本的和约则在拖了数年后，即直到1951年7月21日，才由美国起草并提出召开旧金山和会。这与当时美苏对立的形势以及美国企图称霸世界、遏制苏联的全球战略有着密切关系。美国此时所为，有其深刻的利己原因。二战结束后，美国在战争中壮大了经济和军事实力而急于充当世界霸主。但是，战后苏联也发展壮大起来，并且在苏联影响下，东欧和亚洲相继建立了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特别是1949年10月新中国诞生，社会主义阵营愈加扩大，这些对美国称霸世界是极大的威胁。为了平衡新中国诞生给资本主义阵营带来的冲击，使自己尽快确立霸主地位，美国便开始在远东重新扶植一个亲美系集团。美国看中了日本，决定与日本媾和。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为了打赢这场战争，美国需要得到日本的支持。为此，美国更加急需解决战后对日问题。所以，在拖了数年之后，美国起草了《对日和约》并提出召开旧金山和会，完全是从自身利益为出发点，而不顾中国利益，甚至排挤与打击中国也是必然的。

首先，关于邀请中国台北和北京哪一方参加和会，美国完全站在台湾一方，苏联坚决反对。英国也提出“邀请中共参加对日议和”，并且“大英联邦各国都有尾随效尤之意”。^[5]在争执不下时，美国竟置中国作为主要战胜国于不顾，借口盟国对中国政府的认同有分歧而单方面决定不邀请中国代表出席旧金山和会，提出中国在会外与日本单独缔结和约。至于中国哪一方与日本缔约，美国强调由日本决定。由此，7月20日美国向同盟各国发出在旧金山召开和会的邀请，没有中国；在美国起草的和约草案中所列对日作战国家名单中，也没有中国。这种抹杀中国对日作战功绩，把中国排除在集体对日和约谈判与缔约之外，并给予战败国日本选择缔约对象权力的做法，对于同盟国成员之一的中国而言，极为不公。中国海峡两岸对美国无视中国权益的作法均表示了强烈的反对。6月18日，蒋介石发表声明指出：“中国政府仅能以平等地位参加对日和约，任何含有歧视性签约条件，均不接受。”^[6]8月15日，周恩来外长代表新中国政府对此提出了抗议，指出将召开的旧金山和约会议背弃了国际义务，中国不予承认。

其次，毋庸讳言，《旧金山和约》有它积极的一面，但是它在很多方面是极不公正的和约。（1）它把对日作战的时间定在日本袭击珍珠港的1941年12月7日，从而抹杀了中国人民自1931年9月18日起特别是1937年7月7日至1941年12月7日对日单独抗战的历史。（2）和约在赔偿问题上，极力宽大日本，只是泛泛规定“本国对于战争中造成的损害及痛苦，将向同盟国支付赔偿”，而对具体数额根本没有提及。同时，《国际条约集》中对战胜国的赔偿要求作了原则上的限制，即只能“利用日本人民在制造上、打捞上及对各盟国的贡献的其他服务上的技能与劳作，作为协定赔偿各国修复其所受损失的费用”，而且必须在“日本可以维持生存的经济范围内进行”。显然这是变相减免日本的战争赔偿，因而伤害了许多国家的感情，遭到许多国家的反对。出席和会的苏联、捷克和波兰拒绝在和约上签字。^[7]9月18日，周恩来外长代表新中国政府严厉谴责了《旧金山和约》，指斥它是“一个复活日本军国主义，敌视中苏，威胁亚洲，准备新的侵略战争的条约”，同时声明：“《旧金山和约》由于没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参加准备、拟制和签订，中央人民政府认为是非法的、无效的，因而是绝对不能承认的。”^[8]

注释：(www.xing528.com)

[1]胡德坤、徐建华：《美国与日本战争赔偿方式的演变》，载《武汉大学学报》2002年第4期。

[2]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篇：第710辑》，第66页，文海出版社，1980

[3]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篇：第710辑》，第76页，文海出版社，1980。

[4]孟国祥、喻德文：《中国抗战损失与战后索赔始末》，第119页，安徽人民出版社，1995。

[5]［日］古屋奎二：《蒋介石秘录》，第495—499页，湖北人民出版社，1988。

[6]［日］古屋奎二：《蒋介石秘录》，第495—499页，湖北人民出版社，1988。

[7]［日］古屋奎二：《蒋介石秘录》，第495—499页，湖北人民出版社，1988。

[8]梁文：《中国放弃日本战争赔款的来龙去脉》，载《炎黄春秋》1995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