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11日上午，时任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将联合复文送交瑞士驻美公使馆代办葛拉斯理，说：“代办阁下：八月十日之照会奉悉。兹复者，美国大总统已嘱鄙人代表美英苏中四国政府致函阁下，俾经由贵国政府转达日本政府。关于日本政府来电接受《波茨坦宣言》之条款，有下列一点，‘附以一项谅解曰，上述宣言并不包含任何要求有损日本天皇陛下为至高统治者之皇权’。吾人所采立场如下：自投降之时刻起，日本天皇及日本政府统治国家之权力，即须听从盟国最高统帅之命令（更直接的译法是译成‘隶属于盟国最高统帅，或‘从属于盟国最高统帅’）。”
由此可见，中、美、英、苏4国于8月11日致日本的“复电”中提出“从投降时刻起，天皇及日本政府统治国家的权力隶属于盟军司令部”，隐含有承诺保留天皇制之意。
8月12日，得到美国通过瑞士渠道发回的同意答复后，日本天皇才于8月15日作了广播讲话，但其中只字不提“投降”又大有深意。
8月15日这一天，日本天皇宣布接受盟国要求其无条件投降的《波茨坦公告》，标志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结束，这无疑是一件大喜事。不过，随后出现了诸多反常之事，如日本未改变原有政府体制，一些重要战犯未受审判，拆除可供军事所用的重工业、对受害国赔偿等更被美国一笔勾销。由此可以看出，日本投降与德国无条件投降有着天壤之别！
按照国际反法西斯同盟国的约定，日本到底是于哪一天投降的，过去有人认为是天皇发表广播讲话的1945年8月15日。若仔细研究历史，日本政府是于8月10日提出可以在“保留天皇统治日本的大权”的“谅解”下接受《波茨坦公告》的，得到美国肯定答复后于8月14日通过中立国正式通知了盟国。所以说，1945年8月14日应该说是日本接受投降日，9月2日在东京湾“密苏里”号战列舰上签订投降书才算是真正实施了投降。
重庆夏季时间1945年8月15日晨7时（即北京时间晨7时），中、美、英、苏4国政府在各自首都同时正式宣布了日本无条件投降的消息。
按日本的解释，天皇在1945年8月15日在电台发布的《终战诏书》算是战争的结束，因此其国内只纪念“八一五”。若细看一下这篇《诏书》，内容完全是颠倒黑白，把日本当初下令开战说成是“求帝国之自存与东亚之安定”，是“解放东亚”。
这一《诏书》对中国仍持轻蔑态度，根本不承认对华发动侵略战争，只说“向美英两国宣战”导致“交战以来已阅四载”。在这篇以“朕”自称、用文言体写成的《诏书》中，一概回避了“战败”、“投降”等字眼，只说因“战局未能好转”而“终战”，并号召国民“忍其所难忍”。
“八一五《诏书》”的内容性质究竟是什么？这是一个应引起重视、有必要仔细厘清的问题。国内对该《诏书》的叫法不尽相同，如《停战诏书》、《终战诏书》、《投降诏书》等。但是，几种叫法都把此《诏书》的内容概括为日本“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这种概括很不准确，模糊了“八一五《诏书》”内容的实质——护皇应变，颂扬侵略，谋图军国之再起。这种概括还麻痹着国人对日本法西斯侵略哲学的敏感和警觉。(www.xing528.com)
《诏书》不说“投降”，连“战败”也不提，只说采取非常措施，“收拾时局”。《诏书》死不认罪的逻辑是：之所以现在投降，并非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战败，而是因为预见到“如仍继续交战，不仅终将招致我民族之灭亡，且将破坏人类之文明”。这似乎在昭告人们：日本天皇是为了挽救人类文明，才接受联合公告的。这更像是一份日本在没有败的情况下接受联合公告的普通“文告”。
《诏书》中顽固地仇视和轻蔑中国，根本不承认九一八事变以来的14年中日战争，也不承认七七事变以来的8年中日战争，只承认“向美英两国宣战”，且“自交战以来已阅四载”。所谓“收拾时局”，就是收拾向美、英两国宣战以来的4年战争的时局。日本的潜在理由是：自日军占领南京以后日本就宣布不再将中国国民政府作为对手，扶持汪伪政权登台后又把南京汪伪傀儡政府称为“中国政府”，而把中国抗日军队称为“重庆军”、“蒋系军”、“延安军”、“中共军”。
日本天皇发表广播讲话4天后，日本大本营才要求海外部队“庄严地放下武器”。战后，日本有一些看似可笑的用语，战败只称“终战”，投降被称为“为保全国体停止战斗”，对美军占领军称为“进驻军”。这样说固然是为了维护面子，同时也隐含着内心不认输的意思，更谈不上认罪。
战后几十年来，世界上有许多人受日本歪曲宣传的影响，认为这篇《诏书》才是日本投降的标志，实有不妥。实际上，裕仁的这篇讲话只是向日本国民作出解释，中心思想是讳言投降、颂扬侵略、轻蔑中国、大念忍经。
日本政府后来宣传这一《诏书》挽救了国家，天皇接受同盟国条件是使国家免受更大破坏的“最大圣恩”，国民须万分感激才对，反而对日本发动战争的罪行避而不谈。后来，日本右翼势力一直四处鼓吹，为侵略罪行翻案，也正是依据这篇《诏书》的精神，可见其留下的历史隐患之大。
日本《大本营陆军部》等史书只字不提“八一五《四国公告》”，不提“九二《诏书》”，却竭力提高“八一五《诏书》”及“玉音广播”的地位，称之为“战争终结的《诏书》”，把第二次世界大战终结的大功放到裕仁头上，真是可恶又可笑。
但是，令人多年不解的是：为什么我国的教材和许多历史著作也跟着抬高“八一五《诏书》”和“玉音广播”的地位呢？应当说，对这个问题，我们缺乏战略远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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