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与当时的战争形势及美国的战略利益是密切相关的。1943年后半年，在太平洋战场上，美日双方还处于战略相持阶段；在欧洲的苏德战场上，苏联方面刚刚获得战略转机，美、英尚在筹备开辟第二战场。在这种战局尚未最终明朗的情况下，深谋远虑的罗斯福已经洞察到：有条件地借助苏联红军的力量共同打击日本法西斯势力是可能的。这样做，对美国最为有利，一是可以大大减少美军的伤亡，二是可以形成对日本的战略合围之势。为了达到此项目的，罗斯福不惜拿中国的权益与苏联做交易。时至1945年雅尔塔会议，德、日法西斯失败已成定局，剩下的只是时间和同盟国需要付出的代价问题。此时的罗斯福更加清醒地意识到：仅仅依靠美军同日军进行战略决战，尤其是在日本本土决战，美军很可能要付出数十万甚至上百万人伤亡的惨痛代价。这当然是他要极力避免的。为此，他采取了多项战略性举措，其中包括力促斯大林正式承担苏联参战的义务和加紧秘密研制原子弹。
根据有关史料记载，经罗斯福批准的美国研制原子弹计划“曼哈顿工程”正式启动于1943年5月；当年10月举行德黑兰首脑会议时，工程尚未取得重大进展；甚至“在雅尔塔会议的时候，制造一个原子弹，用霍普金斯（时任美国国务卿）的话来说，看来还是‘遥远的事情’，因此，在对德国或日本的作战计划中没有加以考虑”[1]；直到罗斯福逝世3个月后的1945年7月1日，也就是在波茨坦首脑会议的前夕，美国才成功试爆了第一颗原子弹。所以，可以设想，在德黑兰会议乃至雅尔塔会议召开时，由于原子弹的研制成功似乎还没有绝对把握，罗斯福显然把宝更多地压在了苏联参战上。为此他宁愿对苏联方面做出更大的让步，当然这些让步不会损害美国自身的利益。直到波茨坦会议期间，罗斯福的继任者杜鲁门以及丘吉尔仍然希望苏联尽早参战：“丘吉尔和我一样渴望俄国参加对日作战，他和我们的军事领袖们一样，都认为俄国的参战将加速日本的溃败。”[2]这是因为：“会前，1945年6月，美国三军部长和参谋长联席会议拟订的作战计划，准备1945年秋在日本本土南部登陆，估计到1946年深秋，才能使日本屈膝。战斗将非常酷烈，损失也将很重大。马歇尔认为，为此要牺牲50万美国人的生命。因此，希望俄国参加对日作战。”[3]针对美、英的要求，与会苏联代表表示：苏军拟在8月下旬发动对日进攻。
第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形势发展的需要。继1937年7月7日日本全面进攻中国后，1939年9月1日法西斯德国进攻波兰，1941年6月22日德国进攻苏联，同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火愈燃愈烈。这是一场关系全人类前途与命运的正义与邪恶、光明与黑暗的殊死搏斗。在德、意、日法西斯业已结盟的情况下，世界反法西斯国家有必要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互相支持，互相配合，集中力量击败法西斯势力。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这对中、苏、美、英等反法西斯主要大国来说无疑是最佳的战略选择。斯大林、罗斯福作为苏、美两国具有战略眼光的最高统帅，在这方面一拍即合是合乎逻辑的。事实上，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中、苏、美、英四大国承担着抗击法西斯势力的重任，在欧洲和亚洲太平洋战场上更是发挥着主力军的作用。它们之间能否进行有效的战略协调与配合直接关系到战局的发展，而德黑兰会议和雅尔塔会议恰好顺应了这种特定历史任务的要求。具体地说，德黑兰会议时，斯大林迫切希望美、英及早开辟欧洲第二战场，罗斯福和丘吉尔也充分意识到苏联参加对日作战的必要性，因而达成了意向性合作协议。到雅尔塔会议时，虽然胜利在望，但德、日终究仍在负隅顽抗，战略决战的重任要求双方合作的具体化。从这个角度看，《雅尔塔协定》有其历史意义，当然它损害中国权益等副作用绝不能因此而得到原谅。
第二，斯大林旨在谋求战后国际政治军事领域的有利地位。鉴于十月革命胜利后建立的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在国际政治领域的遭遇，也就是长期遭受帝国主义包围和封锁的经历，加上抗击德国法西斯战争的惨烈和战后重建任务的沉重，斯大林不能不考虑利用二战的有利时机，改变苏联以往在国际政治舞台上的孤立局面，以求得在战后国际政治军事舞台上的有利地位。因此，当1941年8月14日美、英两国签署《大西洋宪章》，公开宣示了它们对战后世界秩序的某些设想后，尽管那时苏德战争刚刚爆发，苏联在战场上十分被动，斯大林正集中精力忙于指挥防御作战，但他对此事还是非常重视，并作出了果断的决定，其重要表现形式之一就是与中、美、英等25个其他反法西斯国家一道于1942年1月1日共同在华盛顿签署并发表了《联合国家宣言》。《联合国家宣言》的发表既宣告了战时世界反法西斯阵线的形成，又标志着战后世界新秩序探索的启动。1943年12月l日，苏联又同美、英一道发表《德黑兰宣言》，庄严申明：“我们表示我们的决心：我们的国家在战争方面，以及随后的和平方面，都将共同工作。”“和平方面，我们确信：我们的协力同心将导致一种永久的和平。我们完全承认我们以及所有联合国家负有至上的责任，要创造一种和平，这和平将博得全世界各民族绝大多数人民大众的好感，而在今后许多世代中，排除战争的灾难和恐怖。”[4]在此基础上，经过中、苏、美、英四大国及其他同盟国家的共同努力，在最终战胜德、意、日法西斯之后，于1945年10月成立了联合国，上述四大国加上法国出任其安全理事会的常任理事国。这一过程尽管充满着矛盾冲突和外交上的折冲樽俎，但其中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却是苏联国际地位的急剧提高和国际影响力的显著扩大。究其原因，战胜德国法西斯和综合国力的提升是决定性因素，而斯大林在战时外交领域的运筹帷幄，如在承诺参加对日战争这类关键性问题上的决策，其重要作用也是不容抹杀的。
第三，苏联自身安全利益的驱动。十月革命后，帝国主义国家一贯视社会主义苏联为眼中钉、肉中刺，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在这个“围剿”苏联的帝国主义队伍中，日本充当了重要角色。从十月革命胜利到苏德战争爆发前的1939年，军国主义的日本曾先后3次进犯苏联。这说明日本早已成为苏联远东安全的心腹之患，而消除这个祸患是符合苏联自身安全利益的。但是，在德、意法西斯的战争威胁面前，当时的苏联事实上已经无暇东顾，或者说心有余而力不足。苏德战争爆发后，为避免两线作战，苏联采取了与日本虚与委蛇的策略，同时日本深陷侵华战争和后来太平洋战争的泥潭而无力北进，于是双方签订了《苏日中立条约》。及至罗斯福提出联苏倡议，而苏联又具备了参加对日作战的可能性时，最终消除日本威胁自然成为斯大林乐于承诺参战的重要依据之一。
第四，大国沙文主义在作祟。斯大林承诺苏联参战，还掺杂着狭隘民族利己主义的动机，那就是以牺牲中国的部分主权和利益作为筹码。这一点集中体现在《雅尔塔协定》中。《雅尔塔协定》的主要内容是：“在德国投降及欧洲战争结束后两个月或三个月内苏联将参加同盟国方面作战，其条件为：（1）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现状须予维护。（2）俄国在1904年日俄战争中所丧失的权益须予恢复，即：库页岛南部及邻近岛屿须交还苏联；大连商港须国际化，苏联在该港的优越权益须予保证，苏联之租用旅顺港为海军基地也须予恢复；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应设立苏中合办的公司共同经营，苏联的优越权益须予保证而中国须保持在东北的全部主权。（3）千岛群岛须交予苏联。”显而易见，作为反法西斯四大国之一的中国的民族利益受到了最大损害。据有关史料透露，斯大林在同美、英政要谈判苏联参战条件时曾一再表示，他需要向苏联人民有个“交代”，即说清楚为什么在刚刚战胜法西斯德国之后又迅速挥师东进对日作战。其实，明眼人不难看出，斯大林的“交代”说纯粹是一种托词，同时又是对其大国沙文主义思想的障眼法。说到底，在斯大林的心目中，唯有苏联的利益是至高无上的，至于其他国家特别是像中国这样羸弱的盟国的权益则必须服从苏联的利益。当然，实践已经证明，斯大林这种损人利己的大国强权政治行为最终难逃历史的谴责。(www.xing528.com)
注释：
[1]［法］亨利·米歇尔：《第二次世界大战》，下册，第414页，商务印书馆，1981。
[2]［美］哈里·杜鲁门：《杜鲁门回忆录》，第1卷，第286、315—316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64。
[3]［美］哈里·杜鲁门：《杜鲁门回忆录》，第1卷，第286、315—316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64。
[4]方连庆、杨淮生、王玖芳：《现代国际关系史资料选编》，下册，第313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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