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四军成立之初，其江南部队归顾祝同第三战区节制，江北部队归李宗仁第五战区节制。抗战初期，新四军与国民党军双方配合默契，关系融洽。在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和台北“国史馆”中，均保存大量国民党表彰新四军“精忠报国”、“英勇杀敌”、“不胜钦佩”之类的嘉勉电文。诚如陈毅所言：“上峰前后嘉奖电文数十余通，即顾祝同、上官云相等亦俯首帖耳，甘拜下风，屡电驰贺者再，此固事实之昭然，非可以浮词粉饰者也。”[1]
然而，蜜月短暂，好景不长。随着国民党政策的转变，从1939年夏天开始，在其内部文电中逐渐出现对新四军“制裁”、“剿办”、“以遏乱萌”等用语。1940年夏天，华中磨擦日趋紧张，重庆军委会办公厅为避免出现制裁新四军时宣传方面的被动，建议“对该军奖勉电文宜减少，措词亦酌量慎重，免被假借扩大宣传”。[2]从此以后再也不见对新四军的任何嘉奖。
国民党之所以停止内战，承认国共第二次合作，固然是为日军大举侵华、寇亟祸深、民众抗日呼声日隆之形势所迫，另外还有一个原因，用蒋介石本人后来的懊丧话说，是“自信太过”。[3]“自信”什么呢？“自信”能借国共合作寻机吞并共产党。蒋介石曾公开向中共领导人表示：“我的责任是将共产党合并国民党成一个组织……此事乃我的生死问题，此目的如达不到，我死了心也不安，抗战胜利了也没有什么意义。”[4]孰料经过两年多抗战，中共领导的敌后武装不仅没有被消灭或削弱，反而越发壮大了，八路军、新四军由成立时的5万余人发展到50万之众，这是蒋介石做梦也没有想到的。
武汉失守以后，在日本的诱降和英、美的劝降论调影响下，国民党阵营内部的妥协投降逆流逐步抬头。在得到偏安西南的喘息机会后，蒋介石开始把注意力转移到中共及其敌后抗日根据地上，正如他1939年1月6日日记所述：“目前急患不在敌寇，第一在共党之到处发展，其次则在沦陷区游击队之纷乱。”[5]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和五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一系列所谓“处理异党活动办法”的反共秘密文件，从政治限共发展到军事限共，在华北磨擦被八路军粉碎之后，转而将磨擦重心由华北转移到华中。
华中新四军尽管发展迅速，但是饷弹两缺，且分散于大江南北、淮河之滨，处于日伪军和国民党军队的分割包围之中。为此，中共中央中原局书记刘少奇经过深思熟虑，几次向延安建议派八路军主力越陇海路南下，江南新四军主力北上，合力开辟苏北敌后，以打开华中局面，达成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确定的发展华中的战略任务。1940年3月21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出八路军增援华中的指示。[6]绝非巧合，就在延安下令八路军增援华中的次日，3月22日，在蒋介石、何应钦主持下，国民党军令部制订了《剿办淮河流域及陇海路东段以南附近地区非法活动之异党指导方案》。该方案在第一部分《方针》中明确提出：“国军以肃清淮河流域及陇海路东段以南附近地区异党之目的，以李品仙、韩德勤各集团之一部，进出于淮南路以东及洪泽湖以南地区，以李仙洲军（附骑兵一师）与韩德勤部之一部，进出于淮河以北地区，将该地区内非法活动之异党压迫于大江以南，或相机剿灭之。务须截断新四军与十八集团军南北之联系。预期于6月中旬以前肃清该地区内非法活动之异党势力。”从该方案的第二部分《部署概要》中可以看出，国民党为达此目的，拟出动的正规部队计有第21集团军李品仙部（至少1个师）、鲁苏战区韩德勤部第89军及苏鲁皖边游击总指挥李明扬部、第92军李仙洲部（另附第一战区骑第2军第2师何柱国部）以及各“进剿”地区内之地方游击团队。[7]
国民党军令部拟制的这一方案，企图在3个月内“剿灭”陇海路以南、长江以北的新四军，如“剿灭”不成，最低限度也要将其压迫于长江以南，然后再作“有效之处置”。该方案一旦实施，势必挑起国共之间在华中地区的大规模武装冲突。为便于保密、掩人耳目，何应钦在方案原稿上将“异党”、“异军”、“新四军”一律改为“伪组织”、“伪军”。蒋介石对方案也作了多处亲笔批示。在《方针》部分，蒋批示：“此用正式作战、用大规模进剿办法必难奏效。应以政治工作为主，再配属正规军特种训练多数之小部队，须纪律最严明，政治知识最充实之官兵编组之，如此进剿，方能有效也。”在《部署概要》部分，蒋氏认为：“此项恐不能实施，在淮海以北地区，如用正规军与之斗争，不能奏效，或反吃亏。”在《附记》部分，蒋又对“进剿”时间过长提出异议：“此种进剿不可用长期计划，只要侦察准备时间充分，若一开始动作，最多不能过半月，必须用最迅速移动与之一网打尽。如果半月时间未能奏效，则可暂时向安全地区集中，作第二期进剿办法方为妥当。整个正规军在淮河以北地区防剿至半月以上，即使伪军不能阻碍我行动，而僵寇亦将乘机来攻也。”[8]可见，在国共和日伪三角斗争错综复杂的华中敌后地区，蒋介石对上述“进剿”方案能否顺利实施并不十分乐观。事实上，直到皖南事变发生，由于种种原因，这个方案尽管几经修正，但终究还是没有能够如愿实施。
为防止长江以南的新四军北渡，国民党第三战区也有“制裁”江南新四军之预案。1940年2月27日，蒋介石向顾祝同发出手令：“上饶顾长官：第三战区内之新四军以及共党之行动，应严密注意防范。如真有越轨行动，应不稍留情，从严制裁。”[9]4月2日，顾祝同电复蒋，提出了“预防并准备制裁”江南新四军的3项办法：（1）第52师应抽集、控置至少两个团兵力，准备对付该军主力，以捣毁扑灭其泾县附近根据地为主目的，并牵制其北渡，钳制其活动，即预为必要准备，随时严密戒备，免为所乘。（2）第144师必要时由绩溪进驻旌德，预密为制裁之准备。（3）电冷副总指挥及另派员，确探其是否遵命南渡，并设法牵制其北渡或向南陵方面转移。顾祝同在最后特地请示：“上三项除饬遵照妥密准备外，必要时拟断然予以制裁，以遏乱萌。可否之处，谨电鉴核示遵。”[10]蒋介石很快批准了顾祝同的预案，于4月5日复电：“查所拟三项办法尚属可行，仰切实督令遵照，并将实施情报续报。”[11]这是迄今查到最早出现顾祝同与蒋介石密谋部署军队“制裁”泾县新四军军部和皖南主力的档案实证。后因1940年夏国共双方重开谈判，此案遂被搁置。但是，蒋、顾解决皖南新四军的图谋却从未放弃。9月11日，顾祝同致电蒋介石，请示对皖南新四军“可否立即紧急处置”。9月30日，蒋介石向顾祝同发出手谕：“特急，上饶，第三战区顾长官：对于长江南岸之新四军可照前批复之准备一切，但暂取包围监视之态势，待命再行。因现正与共党商讨黄河以南各该部队限期集合于河北也。如洽商不成，再行解决可也。”[12]11月4日，蒋介石又对顾祝同发出手谕，授其机宜：“顾长官，如对江南新四军行动时，应须事前充分准备与详细侦察其内情，并须派优良有力军队担此任务，不可随便行动，反为所乘，则事后更难收拾矣。务希十分慎密为要。”[13]顾祝同心领神会，雷厉风行，授意上官云相从对日前线调来重兵，步步向泾县云岭方向布阵紧逼，并加派联络参谋闻援到云岭刺探新四军军部动向。
1940年11月14日，军令部将《剿灭黄河以南匪军作战计划》上报蒋介石，拟调动第三、五战区和鲁苏战区各部总计30万兵力，分期分区域“进剿”华中八路军、新四军。蒋介石在12月7日批示：“此部署与计划可照办，但时期当略展缓，须待本月下旬再定实施时间，故本计划可暂缓下令。”[14]根据蒋、顾迭次指示精神和要领，上官云相主持集团军参谋处于12月29日拟制《第三十二集团军进剿匪军计划》，将“进剿”皖南新四军的部队分成左右两翼，由第25军军长张文清任右翼军指挥官，第23集团军副总司令刘雨卿任左翼军指挥官，命令新编第7师、第40师、第52师、第108师、第144师、第145师于12月31日以前秘密推进至泾县、青阳、南陵一线构筑工事，另调第62师和第79师置于太平、石台、旌德一线作预备队保持机动。其作战要领是：“攻击开始后，两翼军协力先进出南陵、戴家会、峡山口之线，尔后向北压迫，务于长江南岸歼灭之。”总的方针是：“于苏南方面对敌伪及匪军采取守势，以主力逐步构筑碉堡，稳进稳打，摧破皖南方面匪巢，务求彻底肃清。”该作战计划特别注明“进剿开始时日另有命令”。[15]
综上所述，国民党在皖南事变发生之前，确实有在大江南北“肃清”、“剿灭”新四军的预案，只是对在何时何地动手显得非常谨慎，其发令枪始终牢牢地握在蒋介石的手中。
注释：
[1]陈毅：《论皖南事变及新四军的态度》，载《江淮日报》1941年1月24日。
[2]《新四军参考资料》，2，第306页，解放军出版社，1991。
[3]蒋中正：《苏俄在中国》，第238页，中国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1957。(www.xing528.com)
[4]《陈绍禹致中共中央电（1938年12月23日）》，北京中央档案馆藏。
[5]蒋介石：《困勉记（1939年1月6日）》，中国台北“国史馆”蒋介石文物档案。
[6]《新四军文献》，1，第676页，解放军出版社，1988。
[7]《新四军参考资料》，2，第273、275页，解放军出版社，1991。
[8]《新四军参考资料》，2，第273、275页，解放军出版社，1991。
[9]《蒋介石致顾祝同电（1940年2月27日）》，中国台北“国史馆”蒋介石文物档案。
[10]《新四军参考资料》，2，第280页，解放军出版社，1991。
[11]《新四军参考资料》，2，第280页，解放军出版社，1991。
[12]《蒋介石致顾祝同电（1940年9月30日）》，中国台北“国史馆”蒋介石文物档案。
[13]《蒋介石致顾祝同电（1940年11月4日）》，中国台北“国史馆”蒋介石文物档案。
[14]《皖南事变资料选》，第11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15]《新四军参考资料》，2，第384页，解放军出版社，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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