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视抗日战争：日妥协投降与皖南事变的重要关系

长期以来，许多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中国近现代史论著和教材在谈到皖南事变发生的原因时认为：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由于日本的诱降，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亲英美派集团表现出了很大的妥协倒退倾向，决心利用有利的国际形势进攻新四军，由此发动了皖南事变。我们认为：这一观点是值得商榷的，对日妥协投降不是皖南事变发生的重要原因。

首先，皖南事变发生前，德、日、意三国同盟成立，使英、美和日本的矛盾正日趋激化。在这种形势下，亲英美派的蒋介石是不可能对日妥协投降的。

德、日、意三国结成同盟前，英国为了保持其在华利益，采取了以牺牲中国人民利益求得与日妥协的绥靖主义政策。1939年7月，英国在东京谈判后的1年时间里，撤走了在华北的驻军和在长江的舰只，撤退了河北、山东、河南、山西4省的传教机构达25处。1940年6月，英国与日本签订对日妥协的《天津协定》，接着便宣布封锁滇缅公路并作出停止运送对华军火3个月的决定，压迫中国政府对日妥协投降。但是，随着国际形势的进一步发展，英、日矛盾逐步加剧，英国在对华政策上逐渐放弃了对日绥靖，而转向支持中国抗战以牵制日本。

1940年6月，德国击败法国，威逼英国。9月27日，为了积极准备扩大重新瓜分世界的法西斯战争，德、意、日3国在柏林签订了《同盟条约》，3个法西斯国家的军事同盟正式形成。德、意、日三国军事同盟对整个国际局势产生了严重影响。

在世界法西斯势力极为猖獗的时期，日本依仗着三国军事同盟的强大实力，为了早日结束中日战争，以便南下进军东南亚，夺取美、英、荷等国的殖民地，与德、意法西斯瓜分世界，在加大对中国共产党开辟的解放区的“扫荡”力度的同时，加紧了对蒋介石政府的诱降活动，企图“以华制华”，引诱国民党当局投降。德国法西斯希望日本实行南进政策，直接对英、美作战，以便把英国兵力牵制在远东，并将美国注意力转移到太平洋方面来，故主张日本早日从中日战争的泥坑中拔出脚来，在太平洋方面采取积极步骤。为此，德国再次扮演劝降角色，加紧了对国民政府的劝降活动。英、美在“东方慕尼黑”阴谋破产后，则因担心日本南进危及自己的利益，一改以牺牲中国利益换取日本妥协的绥靖政策，转而赞助中国抗战，加紧拉蒋以遏制日本。法西斯三国《同盟条约》签订后，英国于1940年10月13日重新开放封锁了3个月之久的滇缅公路，接着又宣布了对华贷款1000万英镑的决定。同时，丘吉尔在接见日本大使重光葵时说：“日本不能期望我们以赞成的态度来看待它正在中国所进行的活动。”^[1]

1938年10月，日本在占领武汉、广州后，自认为对华战争大局已定，遂对外交方针做出重大调整，公开对“门户开放”原则提出挑战。11月3日，日本政府在第二次近卫声明中公然提出“帝国所期求者即建设确保东亚永久和平的新秩序”，并要求各国“正确认识帝国的意图，适应远东的新形势”^[2]，企图以所谓的“新秩序”来取代旧有的远东华盛顿体系，这就严重损害了美国在远东的利益。为维护自身利益，美国积极援助中国抗战，希冀通过拉住蒋介石、利用中国来遏制日本的扩张。

1938年12月15日，美国宣布向中国提供桐油贷款2500万美元。这笔贷款数额虽然不大，但确系中日战争爆发后美国向中国所提供的第一笔贷款。它标志着美国在援华抗日方面迈出了关键性的一步。美国驻华使馆参赞裴克在给商业部的报告中高度评价了桐油贷款在中国产生的积极作用。他说：“美国对信贷的提供和有关英国类似行动的报告，已被中国人解释为预示着这些国家阻止日本在远东得逞的行动的开始，现在似乎很显然，这一信念已经极大地鼓舞和增强了中国人持久抗战的意志。”^[3]在给予中国贷款的同时，美国在外交上也对日本建立“东亚新秩序”的声明表示了强烈的不满。12月30日，美国驻日大使约瑟夫·格鲁向日本政府递交了一份措辞强硬的照会。照会指出：机会均等原则是过去列强共同承认的，不容许某一方面的片面行动加以取消。照会驳斥了日本所谓“情势已经改变”的说法，指出这种“情势的改变”是“由于日本的行为所致”，“美国政府不承认，任何一个国家有必要或有理由在一个不属于它的主权的地区内规定一个‘新秩序’的内容与条件，并自命为这‘新秩序’的掌权者及司命者”。^[4]照会明显反映了美国对中日战争态度的变化，即由消极的中立和不干涉向援华制日的方向迈进。

1939年3月，日本在占领中国海南岛之后，提出了对南太平洋的主权要求。同年4月，日本又宣布统辖中国南海诸岛，把侵略的矛头直接指向美、英、荷等在南太平洋的殖民地。5月，日本内阁又要求美、英承认日本有管理上海外国租界和控制厦门鼓浪屿的权利，并且加紧了对天津美、英租界的封锁。日本的狂妄野心与咄咄逼人的态势，促使美国为遏制日本而对中国抗战采取更进一步支持的态度。

1939年7月，美国宣布废除1911年签订的《美日友好通商航海条约》，这无疑对日本是一个很大的打击。但是，由于受美日贸易巨大的利益诱惑，美国这时并未放弃与日本进行贸易往来，仍然把大量的战争物资源源不断地输往日本。美国出口日本的物资中，战争物资1937年占58%，1938年上升为占67%。据统计，美国对日本提供的军需品，1938年占美日贸易中的92%，1939年占86%，1940年占38.7%。日本是个资源相对短缺的国家，如果没有美国的“支持”，是很难发动并支持大规模侵略战争的。

1939年9月，在欧洲，德国法西斯闪电式进攻波兰，欧洲战争爆发。因英、法等国在欧洲战场上一败涂地，无暇东顾，日本蠢蠢欲动，准备南进东南亚和太平洋地区，由此直接威胁到美国在南太平洋地区的利益。这一事件震撼了美国朝野。美国国会经过1个月的辩论，最终取消了《武器禁运法》。1940年1月20日，《美日通商条约》正式废除。随后，美国对日立场日渐强硬。同年3月29日，日本操纵的汪伪“中央政府”在南京成立，日本独霸中国的企图昭然若揭。“罗斯福和赫尔迅速克服了他们早先认为再援助蒋介石就会同东京形成对抗的顾虑。反之，他们感到更重要的是要表明美国援蒋和反对汪伪政权的态度。”于是，美国又向中国提供2000万美元的贷款（滇锡贷款）。^[5]1940年7月，日军侵入印度支那北部，其中包括金兰湾这一重要港口，它距新加坡只有750英里（约1200公里），直接危及英国通往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以及荷属东印度群岛的殖民地生命线。美国立即做出了强烈的反应，宣布对航空汽油和高烷点的废金属实行出口限制，随后又宣布对日禁运废钢铁。据统计，日本消费石油的80%、钢和废铁的90%来自美国。由于日本钢产量的50%是供应陆、海军的，美国对日禁运废钢铁直接影响了日本冶金工业的发展，从而严重打击了日本的军火生产。9月25日，针对日本已将侵略行动扩大到印支半岛，美国决定向中国提供第三笔援华贷款2500万美元，从财政和军需品方面对中国的抗战予以支持。

1940年9月27日，德、意、日在柏林签订了《军事同盟条约》，公开表示是“针对美国战争贩子的”。美国受到了来自德国、日本的双重威胁。此后，美国为对抗日本南进的企图，对日态度更趋强硬。罗斯福公开声明：“美国援助被侵略者，无意屈于胁迫、威吓而走向独裁者所开示的道路。”^[6]10月，当蒋介石再次向美国求援时，罗斯福立即做出了积极的反应，声称援华“是生死攸关的大事……如果我不去做，就可能意味着远东爆发战争”。^[7]11月4日，美国修改了《中立法》，这意味着中国可以直接向美国购买军火。11月30日，日本政府发表声明，正式承认南京汪伪政权。就在同一天，美国政府发表声明，称将继续承认合法的按照宪法程序产生的重庆中国国民政府。同时，罗斯福针锋相对地发表对华财政援助说明，宣布美国将给予中国1亿美元贷款和50架新式战斗机。对此，蒋介石心存感激地致信罗斯福说：“正在敝国危急之秋，幸蒙贵大总统适于此时宣布贷与我国以币制与信用的巨款，所以增强敝国对侵略者的抗战力量，提高我军民自信心理与安定社会经济基础者裨益实无限量。”^[8]据统计，截至1940年底，美国援华贷款总计达1.7亿美元，其中1940年9月25日以后（含25日在内）为1.25亿美元，将近此前援华总额的3倍，美国的对华援助明显增加。12月29日，罗斯福为答复丘吉尔来信，发表了著名的“炉边谈话”，明确宣告：“美国人民应当充分认识法西斯对世界和美国的威胁，美国必须成为‘民主国家最大的兵工厂’。”美国在国际事务方面的反法西斯倾向和态度渐趋明朗。

德、意、日三国同盟成立后，苏联已经认识到法西斯德国进攻苏联只是时间问题，因而十分担心德国从西面进攻、日本从东面进攻，使自己陷于两面作战的困境。为了避免东西两面受敌，苏联根据《中苏互不侵犯条约》，继续积极以大量贷款、军需物资援华抗战，以利用中国捆住日本帝国主义的手脚。除继续向国民党蒋介石提供援助外，斯大林于1940年10月16日致电蒋介石，电文中说：“余以为因三国同盟之缔结，似乎稍使中国情况转劣，并在若干部分对苏联亦然……但因三国协定之矛盾性，在某种国际形势之下，可反使日本不利，即因其打破英、美对日、中之基础也。足见三国协定在此一方面，可为中国造成若干有利。”斯大林建议：“在如此复杂及矛盾局势之下，依余意见，中国主要任务，在于保持及加强中国人民军。人民的中国军队，乃为中国命运自由及独立之担负者。果阁下之军队坚强有力，则中国必不可摧破。”^[9]10月22日，蒋介石复电斯大林说：“尊论精确周详，尤其对于希望中国军力坚强之一点实为革命救国之真谛，读之令人兴感不置。”“日本无论如何必为我中苏两国之共同之敌人，此为余于获诵尊函后所得明确之信念，而此相互的信念之加强，足使日本任何之野心与阴谋，根本粉碎。”^[10]

1940年12月，面临德、日法西斯威胁的苏联为了使自己避免腹背受敌、两面作战的局面，加大对国民政府的援助力度，派遣军事顾问团来华帮助中国军队掌握苏联武器的使用方法，并协助中国军队作战。斯大林在召见即将出任驻华武官和蒋介石总军事顾问的崔可夫时，明确提出：“您的任务不仅是帮助蒋介石及其将领们学会使用我们运送给他们的武器，而且还要使蒋介石树立战胜日本的信心。蒋介石有了必胜的信念，就不会同侵略者妥协。”“只有在侵略者的手脚被捆住的时候，我们才能避免两线作战，如果德国侵略者进犯我们的话。”^[11]与此同时，苏联给蒋介石提供了大量的飞机、大炮、汽车等军事装备，包括最新出品的轰炸机和驱逐机250架、多种口径的大炮300多门、轻重机枪1300挺、载重汽车300辆及汽油等。

总之，自德、日、意签订《同盟条约》后，英、美、苏各国为了各自的利益，都积极拉拢蒋介石，国际形势对中国抗战是有利的。在这种形势下，蒋介石是不会离开抗战阵营的，因为对日妥协投降会在国际上处于孤立的境地。如果我们不承认这种变化，仍然认为对日妥协投降是蒋介石集团发动皖南事变的重要因素，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其次，抗日战争爆发后，由于日本的疯狂侵略，中日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自身安危受到严重威胁的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被迫加入抗日的行列中。虽然这时国民党并未完全放弃对日妥协政策，也由于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本性决定了其时刻不忘“根绝赤祸”，但不可否认这时其主要倾向是抗日。在日本侵略者“整个吞并我国家与根本消灭我民族”的危急时刻，蒋介石非常清楚，这时我们“不奋斗就是灭亡，不血战就是要束手待毙”，只有“守定一贯不变的国策，坚强抗战”。^[12]皖南事变之所以后来未发展为全国内战，从国民党方面来说，实际上也主要是受到中日矛盾的制约。在皖南事变发生后，日本不仅没有坐视蒋介石的反共行为，反而对蒋发动了更大规模的军事进攻。1941年1月26日，日本集中了近7个师团的兵力分3路向河南大规模进攻，发起豫南战役，包围了国民党汤恩伯、何柱国、李品仙等部“剿共”军队15万人于平汉铁路以东。此次战役日军进攻“规模甚大，战况激烈”，很快占领了沁阳、上蔡等地；国民党军各部仓促应战，遭受很大损失。日本之所以大规模地发动豫南战役，并不是对蒋介石反共不满。相反，日本发动豫南战役是由于对蒋介石的抗日不能容忍。这也从反面说明蒋介石发动皖南事变与日本的政治诱降没有直接联系。

再次，从历史发展的事实看，日本的诱降活动并没有取得实质性的效果。1939年11月，日本开始实施其诱降蒋介石的所谓“桐工作计划”。日本参谋部今井武夫和铃木卓尔通过香港大学张治平教授与宋子文的弟弟、西南运输公司董事长宋子良拉上关系，以图打通与蒋介石的联系。1940年3—6月，双方先后在香港、澳门举行会谈，由于日方提出承认“满洲国”、华北驻兵权等苛刻条件，中方不能接受，谈判陷入僵局。时至9月，日蒋之间进行的秘密谈判实际上已经停止。在实施“桐工作计划”期间，日本又开辟了一条诱降蒋介石的“钱永铭工作”通道，日本内阁外相松冈洋右通过江浙财阀巨头、时任中国交通银行总裁的钱永铭洽谈，联络与蒋介石直接谈判的道路。“钱永铭工作”至10月也未取得任何进展，11月30日也被迫停止。日本诱降蒋介石的阴谋终未得逞。(www.xing528.com)

由以上可见，为妥协投降扫清障碍并不是蒋介石集团发动皖南事变的重要因素。

注释：

[1]［英］温斯顿·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3卷上部第2分册，第272页，商务印书馆，1975。

[2]复旦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对外关系史资料选辑》，下卷第2分册，第9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

[3]美国国务院：《美国对外关系文件（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第3卷，华盛顿特区政府印刷局，1934。

[4]《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1辑，第490页，世界知识出版社，1952。

[5]刘喜发：《盟友与对手抗战胜利前后的三国四方关系》，第37页，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

[6]吴东之主编：《中国外交史（1911—1949）》，第479页，河南人民出版社，1990。

[7]［美］罗伯特·达莱克：《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1932—1945》，上册，第370页，商务印书馆，1984。

[8]章伯锋、庄建平主编：《抗日战争》，第4卷《外交》，第436页，四川大学出版社，1997。

[9]李勇、张仲田：《蒋介石年谱》，第283页，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

[10]秦孝义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3编《战时外交》（二），第384页，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

[11]［苏］瓦·崔可夫：《在华使命》，第36页，新华出版社，1980。

[12]须立：《析抗战时期国民党既联共又反共的两面政策》，载《安徽史学》1985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