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中日秘密交涉：投降还是抵抗？

抗日战争期间，中日之间的秘密交涉几乎没有停止过。对于国民政府同日本秘密接触的性质定位上，过去一般将其定位于“妥协投降”、“委曲求全”等贬低性词汇。近年来，随着研究的深入，学者们对此提出了质疑。

蔡德金具体考察了抗战初期蒋介石的议和活动，认为：交战双方在不分胜负的情况下通过交涉达成妥协，促使战争结束是允许的。交涉只是一种手段。既然是交涉，必然有妥协，妥协不等于投降。关键不在形式，而在内容，在于看蒋介石准备作出什么样的让步。蒋介石虽对日本侵占东北采取默认态度，但蒋的基本原则是始终坚持恢复七七事变前的状态，反对日本的防共驻军。在国力和国际环境不足以达到实现收复东北的情况下，也只能以如此有限度的要求为恰当。^[1]

杨奎松以抗战前期中日的秘密交涉为切入点，通过对陶德曼调停、高宗武和董道宁秘密赴日、孔祥熙与日本秘密接触、宋子良事件（日人称之为“桐工作计划”）以及蒋介石本人于1940年派张季鸳赴港同日交涉等个案进行研究，探讨了蒋介石对抗日的态度。杨松奎认为：在坚持抗日的前提下，蒋介石并不拒绝停战议和，且几乎所有与蒋介石直接有关的议和之举均为日方主动。蒋介石接受议和，除了受内外形势压迫，通常又都是消息传递不确切或对日方妥协意图估计过高所致。蒋介石对日议和是以恢复卢沟桥事变前的状态这一抗日目标为底线的。此外，杨松奎通过查阅台湾国史馆所藏蒋介石档案，对照日方资料，认为许多传闻甚广的蒋日谈判，其实蒋介石并未参与其间，如孔祥熙和宋子良同日本的秘密接触等。^[2]

杨天石通过对日军在广州与蒋介石政权进行秘密谈判“诱和”的所谓“桐工作计划”的研究，认为：此事对中方来说，不过是军统特务为刺取情报而采取的权谋，其派出代表的身份、出示的蒋介石亲笔文件和转达的意见都是假的；对日方来说，是为了诱惑重庆要人坐到谈判桌前，实现“巨头会谈”。蒋介石最初以“先行解决汪逆”为谈判条件。汪伪政府成立后，蒋认识到日方以谈判“欺诱”而主张“严拒”，但是为了阻挠日本对汪伪政权的外交承认并没有立即关闭秘密谈判之门。^[3]

王建朗从1940年夏胎死腹中的中日交涉计划“张季鸳活动”有关档案入手，剖析蒋介石对于中日议和的基本立场，指出：对关内，蒋介石坚持日本应干净、彻底撤军，恢复七七事变前的状态，有时更进一步要求日军退到长城线以北。对东北，蒋表现出较大的妥协性，准备以特殊方法处理，但也不能简单以“出卖”东北名之。其指导思想是尽量拖延时日，以待国际局势发生有利于中国的变化。^[4]

刘会军通过对抗战、对日和谈、对外求援3个方面内容的考察，结合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到太平洋战争爆发前中国的抗战局势，认为：（1）国民政府是抗战的。国民政府的抗战不仅体现在战场上与侵略者血与火的战争，而且体现在以对日和谈和对外求援的外交活动中。（2）国民政府对日和谈的目的主要是停战，即通过外交途径使日本停止对中国的侵略。但是，国民政府在谈判中表现出的以不坚持归还东北为条件的意向，实际上损害了中国的领土和主权完整，是妥协。它的目的是以一定限度的妥协换取日本退到卢沟桥事变前的状态，或拖延日本侵华的进程。这虽然是不可能实现的幻想，但这种和谈对揭露日本侵略的本质有一定的意义。（3）国民政府在国际社会的活动虽然没有达到制止日本侵略的目的，但对唤起国际社会对中国抗战的同情和支持起到了重要作用。中国在外交上的积极努力，无疑推动了各国援华抗日的进程和力度。^[5]

抗战期间，孔祥熙曾指导和主持过多次中日秘密谈判。杨天石认为：孔祥熙是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内部的重要主和分子。对于谈判情况，孔祥熙有保留地向蒋介石作过汇报，但是在一些关系国家主权的关键问题上却对蒋有所隐瞒。对孔指导的这些谈判，蒋介石大都持批评、阻遏态度，甚至用“以汉奸论罪”、“杀无赦”等言辞相警告。孔祥熙虽然表面接受批评，暗中却继续活动。蒋介石虽然也指导过几次秘密谈判，反映出他对以和平方式解决中日战争存有幻想，但相对说来，他的抗战意志比较坚决，“苦撑待变”、“抗战到底”是他思想的主导部分。^[6]

注释：(www.xing528.com)

[1]蔡德金：《如何评价卢沟桥事变爆发后蒋介石的对日交涉——评〈中国抗日战争史〉的一段论述》，载《抗日战争研究》1996年第3期。

[2]杨奎松：《蒋介石抗日态度之研究》，载《抗日战争研究》2000年第4期。

[3]杨天石：《“桐工作”辨析》，载《历史研究》2005年第2期。

[4]王建朗：《尘封下的真相：解读蒋介石亲自修改的一组对日议和文件》，载《抗日战争研究》2004年第2期。

[5]刘会军：《论1937至1941年国民政府对日和谈与对外求援》，载《史学集刊》2003年第2期。

[6]杨天石：《蒋介石对孔祥熙谋和活动的阻遏——抗战时期中日关系再研究之二》，载《历史研究》2006年第5期。